[摘要]表扬是营造合适氛围与维系人际关系的特殊手段,也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现象。本文对中国人的表扬行为进行文化心理学分析,首先讨论了“表扬”一词汉语语境中的含义,其次对中国人的表扬行为进行类型分析,分别考察了中国人的自我表扬与他人表扬、社会表扬与家庭表扬。
[关键词]表扬;中国人;文化心理
表扬,作为营造合适氛围与维系人际关系的一种特殊手段,折射出中国人性格的方方面面,却少有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注意和重视。本文首先讨论了表扬在汉语语境中的含义,并运用文化心理学的方法,以现有的实证研究为佐证,对表扬行为进行类型分析,探讨了人情因素在中国人的人际交往中的作用,以及父母与子女在所期待的表扬内容上的差异性。
一、“表扬”的语义分析
在日常生活,人们经常对自我或他人进行表扬。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表扬作为动词,其含义是“对好人好事公开赞美”[1]。“表扬”一词最早出自《汉书·苏武传》:“上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皆有功德,知名当世,是以表而扬之。”由此可见,表扬行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外显,让被表扬者或者其他人知晓。同时,表扬行为的发生意味着,受表扬者的言行与过去相比是进步、有益且值得肯定的。针对被表扬者的行为及其效果,表扬者根据某种价值评判标准,表示适当的肯定,甚至向其他人推荐。因此,所谓“表扬”,是表扬者对被表扬者的已实施行为做出客观的肯定性评价的过程。
在汉语语境中,与表扬相对立的是批评。批评是对错误的思想和行为的否定,是对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发生的偏差和失误的纠正。表扬的近义词是鼓励。在《现代汉语词典中》,鼓励是指“激发,勉励”[2]。“表扬”与“鼓励”都与良好的行为相关,都是褒义词。但是,表扬指向的是人们已有的实然行为表现;鼓励则是在已有的行为基础上,对人们应然行为表现的一种期望,它指向的是未来的发展。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表扬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斯金纳的强化论,而鼓励的理论基础是罗森塔尔效应。当然,汉语中与表扬相近的词莫过于“阿谀奉承”,它指的是为迎合别人心意而歪曲事实的言行,具有较大的主观性与功利色彩,通常被作为贬义词而使用。而本文所讨论的“表扬”,是指依据为一定时期的人群所普遍接受的价值标准而实施的评价行为,具有客观性与中立色彩。
二、“表扬”的类型分析
人们的表扬行为可以依据不同的标准加以划分,如根据行为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自我表扬与他人表扬,根据行为场合的不同可以分为社会表扬与家庭表扬等等。
中国人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十分重视个人品性的修养,强调“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克己复礼”,因而以谦虚为美德。这一文化特征表现在表扬行为中,便是贬抑自我表扬而重视他人表扬。汉语词汇中的谦称就反映出这一文化倾向,比如在他人面前称呼自己为“鄙人”、“在下”等,称自己的妻子为“贱内”或 “拙荆”,称自己的儿子为“犬子”,称自己的居所为“寒舍”等等,都是暗示将自己人际交往中置于较为低下的地位。现代社会中这一情况虽有所扭转,但中国人仍习惯对自己的成就和地位过分谦抑,以至于一些西方学者将中国人的这一行为斥为虚伪。心理学认为这一行为背后隐藏着独特的心理机制。这是因为,既然人们很难在每一点上充分估计自己的能力,也无法预知每次行事的结果,所以预先贬低自身的价值才是明智之举③。这样,个人既能收获周围人群对其谦虚的赞美,又给自己预留了适宜的缓冲地带:自己一旦成功了,将得到对其品德和成绩的双重称道;假若失败了,也会因事先的铺陈而令自己面子上的损害降至最低。
尽管中国人总是以自谦的方式呈现自我,但不代表中国人不喜欢被表扬。相反,中国人对他人的认可与否极其敏感,极怕失面子,极爱荣誉[4]。追求他人的肯定与表扬符合人类的共性特征。美国社会学家托马斯认为人类有四种基本愿望,其中之一便是求赞扬的愿望。人类学家林顿则认为人类有三种共同需要,有一种就是获得他人的情感反应。个人之所以甘于接受文化灌输的规范,就在于个人能因此满足自身需要,特别是能得到他人的称许[5]。换言之,个体为了获得社会的肯定,不惜延缓甚至放弃满足自身的本能需求,而代之以符合社会或文化要求的、有时违背本能的行为。下文将根据发生场合的不同,从社会与家庭两方面具体考察中国文化中的他人表扬。
1、社会表扬
《礼记》中云:“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非学而能。”从心理学来看,所谓懂人情的人,是指有“同情心”、“同理心”的人。在中国,懂人情、看眼色是做人之根本。与人情紧密联系的概念是“面子”。它是在中国广受重视的一种声誉,既是在人生历程中步步高升,借由成功和夸耀而获得的名声,也是借着个人努力或者刻意经营而累积起来的声誉。而要获得这种声誉,无论在任何时候自我都必须仰赖外在环境[6]。
因此,在中国社会,个体之所以做出有目的的表扬行为,主要是为了给对方“长面子”,其根源在于牵涉到个体的切身利益。黄光国先生根据“社会交易”理论发展出的理论架构,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分为请托者和资源支配者两种。它假定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拥有某一种或几种社会资源,由于个体并不知道在将来某一时刻自己是否会需要对方手中的某些资源,也就是说对方到时会不会“送人情”、“给面子”,因而保险的做法就是平素多顾及对方的面子。知晓人情世故的人认识到面子对他人和自己的重要性,故而会多给面子对方。他们通常所使用的方法有:在众人面前赞美对方,强调对方的头衔或者才能,对他的建议表示尊重(即使甲并不真的觉得如此)[7];A在其关系网络中的P有某种成就时,公开地给予某种象征性的资源,以增加P的声誉[8]。而表扬就是“象征性资源”中很重要的一种。
社会表扬是个体在人际交往中所经常使用的表达主观意愿的方式,是个体所拥有的人际关系的体现。黄光国先生将中国社会中个人可能拥有的人际关系分为三大类: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和混合性关系。情感性关系是指家庭、挚友等个体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关系,与之相对的是工具性关系。个人建立工具性关系主要是为了获得他所期望的物质目标,如司机和乘客之间的关系,他们都以与对方交往作为达到自身目标的手段,他们的交往活动即使带有情感成分,亦属十分有限。而混合性关系则介于前两者之间,其特点是:交往双方彼此认识且有一定程度的情感关系,但其情感关系又不像主要社会团体那样,深厚到可以随意表现出真诚行为[9],例如亲戚、同学、乡邻间的关系。黄光国先生还认为,混合性关系作为前两者的“过渡地带”,与情感性关系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而与工具性关系之间却没有十分严格的界限。工具性关系中的双方可能通过送礼、表扬等方式拉近距离,从而演变成混合性关系。
2、家庭表扬
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功能单位,中国又是个家族观念与集体感极为浓厚的社会。因此,有必要将表扬这一社会行为放在家庭层面上考量。上述的情感性关系已经部分涉及家庭中他人表扬的性质,在此结合一些学者所作的实证研究,进一步分析家庭表扬的独特性。
有学者将中国社会所重视的脸面分为“道德脸面”和“社会脸面”两大类[10]。“道德脸面”是个体做人的底线,是与人性息息相关的品格与良知,是个体在任何情况下都会竭力维护的内在自我;“社会脸面”是个体在社会中所取得的地位和声望,可以增加或者减少。基于这一区分,研究者认为:大学生初入社会,渴望得到认可,因此更注重自我的社会脸面;退休老人已退出职场,他们不再过于重视自我成就,转而将子女或重要亲友的成就看作自己的面子;尽管两个年龄组都注重自身的道德脸面,却有不同的偏重。
作为佐证,黄光国和苏珊筠对56位退休老人和54位大学生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让他们用配对比较法分别比较自己、儿女(或父母)在品德良好和学业(事业)有成就时他们觉得“有面子”的程度[11]。分析表明,使退休老人感到最有面子的是儿女“为人正当”和“事业成功”,其次是自己“为人正当”和“事业成功”;而大学生正好相反,他们觉得最有面子的是自己“课业良好”和“做人正当”,其次才是父母“做人正当”和“事业成功”。
另一个与此类似的研究是刘丁玮所做的。他设计了四种有关成就或道德的情境故事,并邀请278位台湾的大学生(150位男生和128位女生)评估与主角有不同关系的九种社会对象在知晓这四种事件后可能产生的情绪反应12。结果大致与上一研究相当:大学生中的高龄组依照重视程度依次为儿女品德,儿女成就,自己品德,自己成就;而低龄组则更为注重自我成就和自我品德,其次才是父母品德和父母成就。
由以上研究可得出:1.无论是高龄还是低龄,受试者看重他人的品德更甚于他人的成就;2.在自我评价时,高龄组更看重自身道德,而低龄组更在乎自我成就;3. 相比其他人群,低龄组更在乎自己,更加“自我中心”。
由此可见,相较于子女的成就,父母更在意子女品德的养成,他们更可能会在子女做出增添其品德光彩的时候予以强化,即表扬;而自我意识日益强化的子女,更希望社会尤其是父母能够在自己取得成绩时肯定自己。如此看来,父母的表扬内容与孩子的期望不总是那么一致的。
三、结语
近年来学界对表扬的研究,多集中在教育学和管理学的领域,心理学鲜有涉及。同时,学术界对于是否运用表扬已无争议,问题在于如何运用才能发挥其最大的效力。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国人的表扬行为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文化性格与人际关系的独特性:首先,中国人喜欢自谦,怯于自我表扬,却对周围人的认可与否极其敏感,极爱荣誉;其次,“面子”、“人情”是维系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的重要纽带,中国人在人际交往过程中的表扬行为往往与“面子”和“人情”有关;再次,中国的父母多在子女表现出良好品行时给与积极的反馈,在成就上给与表扬更为谨慎,而子女对于表扬的期望恰好相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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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刘丁玮.台湾大学生对他人情绪的评估与社会关系[D].台湾:台湾大学心理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3.
作者简介:王冬晓(1987—),女,湖北襄樊,硕士在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文化与传播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