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萧红的《呼兰河传》采用了独特的潜入自我内心的儿童视角,本真又变形地呈现了她童年生活的呼兰县。既有被滤去杂质的美梦重温,也有意识、合理地遮蔽了作品中其他人物的内心世界,突显了人物灵魂的麻木;既有真挚的个人体验,也有对荒谬性的成人世界拷问。从而在普遍性的人类关怀高度,巧妙地完成了她作为一个寂寞的边缘审视者的批判使命。
[关键词]呼兰河传;儿童视角;萧红
萧红短暂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她总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不断的突围,却屡屡遭到命运的玩笑,最后凄然病逝于香港。她“是个仅有初中文化、出生于地主家庭的大小姐,在其短暂而坎坷的人生经历中,又仅留下百万字左右的作品,与她同时代的作家中,比她文学创作成就高、影响大的、声望高的不在少数。然而,却很少有人像她这样在死后受到海内外读者的厚爱。”[1]尤其是她的那部最后的著作《呼兰河传》,被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所赞赏,被一代又一代的评论者津津乐道。原因何在?难道仅仅因为它的诗化,“有人会觉得《呼兰河传》不是一部小说”,“没有贯穿全书的线索,故事和人物都是零零碎碎,都是片断,不是整个的有机体”。[2]还是另有原因?本文从儿童视角入手,去探讨它迷人的魅力。
“大地与季节的鼻息”
萧红在临终时,实在是像极了张爱玲在《谈画》中描写对塞尚为他夫人所作的一幅画的观感——“她偏着头,沉沉地想她的心事,回忆使她年青了——当然年青人的眼睛是没有那样的凄哀。为理想而吃苦的人,后来发现那理想剩下很少很少,而那一点又那么渺茫,可是因为当中吃过苦,所保留的一点反而比从前好了,像远处飘来的乐声。原来很单纯的调子,混入了大地与季节的鼻息。”所以,在她的最后著作《呼兰河传》中,采用了童真的儿童视角,去混入了沉重的“大地与季节的鼻息。”
“一般意义上的儿童视角指的是小说借助于儿童的眼光或口吻来讲述故事,故事的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的特征,小说的叙述调子、姿态、结构及心理意识因素都受制于作者所选定的儿童叙事角度。”[3]综观萧红的《呼兰河传》,除了那个孩子具有天真的活力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其他人物则被作为成年人的萧红抽空,几乎看不到他们的内心世界。这正暗合了钱理群先生所认为的,“儿童视角”天然地内含着成人视角的“干预”,本质上不过是过去的童年世界与现在的成人世界之间的出与入。[4]正是这种“出与入”,最本真地展示出人物内心的空白和麻木。儿童独特而清新的世界,丝毫不能减弱作品令人惊颤的永恒的悲凉。整部作品,生的艰难已经将人的灵魂世界掏空,他们“一天一天的,也就糊里糊涂地过去了,也就过着春夏秋冬,脱下单衣去,穿起棉衣来地过去”,“生、老、病、死,都没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死了,哭一顿,埋了之后,“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他们“在夜梦中并梦不到什么悲哀的或是欣喜的景况”,“人活着是为吃饭穿衣”。作为与小说中的“我”一样,重点涉及的其他一些人物,漏粉的那一群、老胡家的一家子、有二伯、冯歪嘴子,不乏对他们生活的一些栩栩如生的细节性描画。有意味的是在作者细腻得近乎琐碎的文字中,人物的内心几乎一直被有意识地回避着。他们都像最低级的生物一般,只要极少的水分、土壤、阳光——甚至没有阳光,就能生存下去,在一种生命力的原始性顽强中,人的精神世界无处可觅。
这种儿童视角的选用,不仅造成他人内心世界的有意识遮蔽,而且在儿童充满生的活力的观照、对比下,将这种麻木和愚昧进行放大,从而突显人物生的麻木和可悲,完成作品对底层小人物的生生死死的不可究底的深渊似的生活的同情和批判。
细细体味,会发现她笔下的呼兰城和呼兰人是被布局在小城春秋的生命萎缩、生存危机、生活无奈、愚昧无知的精神病态所构成的近乎原始的文化氛围之中,混入了强烈的“大地与季节的鼻息”:“我家的院子是荒凉的……”,“满天星光,满屋月光,人生如何,为什么这么荒凉……”这一连串的质询,这意味深长而又隐约其辞的潜意识,无疑是萧红对冷漠人生的无声反叛,揭示了北方中国农村小城的文化内涵和畸形社会心态。正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所说:“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
疑惑的拷问
《呼兰河传》通过儿童视角透视了成人世界的林林总总现象,在一种近乎天真的疑惑和发问中,实现对成人世界的拷问。国破家亡的民族仇恨,流离人生的血泪历程,富于同情和爱心的个性气质,混和在这位女作家的潜意识深层,积淀成一股激情高昂的人文主义精神追求。凭借如此精神营养的哺育,她寂寞的人生不断注入了明确的生存希望与“坚强和挣扎的力气”,促使她不仅自尊自爱,关注自身的生存利害和人生际遇,而且情有独钟地苦恋着她的故土以及那里的父老乡亲,真真切切地全神贯注于屡遭劫难的故国家园和水深火热中渴望生存的民族命运。她迷惘而又坚定,她颤慄而又呼号:为什么呼兰小城如此寂聊淡漠,又动物般存活着愚昧麻木的人群?他们“蚊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他们为什么非要在大泥坑边际奈何求生,安于现状而不自知不反抗不觉醒?他们被父母生下来,没有多余的苛求,只希望吃饱了,穿暖了,“但也吃不饱也穿不暖”,“逆来了,顺受了。顺心了的事情却一辈子也没有”。在这捶胸顿足的“天问”式的质疑思考中,深深蕴藉着女作家对祖国前途和人民命运的关切与责任。作品着意描述的典型环境“东二道街”上的那个终年泥泞的人生陷井,不单给呼兰人带来的是生活灾难,也给这个单调落寞的小城平添了一道独有乐趣的“风景线”。那个“黑忽忽,笑呵呵”的小团园媳妇终于在要“规矩出来一个好人”的婆婆愚妄无知和乐于充当“看客”的国人颇有满足的观感中被“调教”死了;体健力壮话音响亮的王大姐也难逃于人们终日奚落的恶声,留下两个孩子悄然死去。还有那一群唱着古怪歌谣的漏粉苦工,提心吊胆又悠然自得地在三间会“走”的草房上采摘蘑菇……这一切看似轻松可笑,却又在惨笑背后淤积着作者焦灼的情和滴血的心,以及她对于人生,对于历史,对于信念理想的追求与思索、怀疑与质问。
在《呼兰河传》里,作者“疑惑的拷问”,不是简单的直接的质问,而是化为一种奇特的虚拟语气,“仿儿童语气”:句式单纯明晰,显得稚拙,有时又有点罗嗦,像个喜欢说话以引起别人注意,又常常表达不清的孩子,充满了儿童式的奇特想象和信马由缰的思路。写严寒,写街,店铺,学堂,尤其是那个泥坑,这样由此及彼,没有中心,漫无边际而不厌其烦的絮絮讲述,似乎只有孩子(而且是寂寞的孩子)才会这样。单调而重复使用的句型,复沓回荡的叙述方式,透出儿童的稚拙和朴实,娓娓道来,节奏徐缓,却又内蕴深藏,浑朴醇厚。作品就在这样令人窒息的生死冷漠中控诉着鲁迅先生批判过的一个精神活力极度匮乏的民族,反思遭受外侮的深层国民性原因。萧红不是“消极”了,身处寂寞的她对故乡并非只有感情而不赋予它理性的思索,在儿童的迷茫当中,蕴藏着作者鲁迅式的愤懑和锐利。
萧红写作《呼兰河传》时,心境是寂寞的,茅盾先生在序中用了近三十个“寂寞”来强调这点。自身健康状况的折磨、个人情感的一再受伤、外部战争的威胁,尤其是与群体和时代主流背离的巨大压力,作者那种被忽视的孤独、欲反抗荒凉的心理情境,使得她在关切中国社会和民众苦难时,感觉变了,“我觉得我不配悲悯他们,恐怕他们倒应该悲悯我咧!悲悯只能从下到上,也许能施之于同辈之间,我的人物比我高。”[5]而以仰视、平视为基本方式的儿童视角正是传达作者执著的社会责任感又贴合当时的创作心境的最佳展现角度。儿童视角所传达出的,绝不是一般童年逝去岁月的感慨,也不是对芸芸众生居高临下的悲悯,而是一种渗透人生况味的沉郁,既有对故乡人永恒的哀伤和痛惜,也有作者爱恨交加的复杂心情——
“后园中的我”以鲜活的童真映照着周围的世界,显现出的是成人麻木的灵魂,是世间生生死死的单调重复;她对不明白的种种人生世相在发出质疑,而这恰恰是后者症结所在;她悄悄地在躲在角落里打量着熟悉的人们,将天真的思索置于内心深处,这正是作者所寻觅的表达方式。
参考文献:
[1]萧红.萧红小说名篇 [M].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3.
[2]茅盾.呼兰河传·序[A].萧红.萧红全集下[C].哈尔滨出版社,1991:704.
[3]吴晓东、倪文尖、罗岗.现代小说研究的诗学视域[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1).
[4]钱理群.文体与风格的多种实验——四十年代小说研读札记[J].文学评论.1997(3).
[5]葛浩文.《生死场》评介[A].萧红新传[C].三联书店,1989:44.
作者简介:潘艳花(1978—),女,汉族,山西太原人,太原大学外语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