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构建是一个长期的合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海外汉学起着一定的作用。本文以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为例论述了海外汉学对构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影响,认为应在审视、甄别的基础上借鉴和吸收海外汉学的研究成果并消除其负面影响,才能有效地促进现代文学经典的构建。
　　[关键词]现代文学经典;构建;海外汉学;夏志清
　　
　　文学经典是指那些被不同时代的人们反复阅读、阐释,得到了学术界或某些社会机构的认可,并形成了某种文学传统的伟大或优秀的文学作品。文学经典的形成和检验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有众多的因素和力量起作用,其中,文学史的书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构建过程中,海外汉学起着什么作用呢?笔者认为,海外汉学在现代文学经典的构建过程中只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本文以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为例加以论述。
　　一、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以下简称《小说史》)在一定程度上不像"小说史"却更像作家作品的批评,而且这种批评是印象主义、新批评方法和意识形态糅合的产物,充满了偏见,当然也有真知灼见。正是这些偏见和真知灼见使得夏志清的《小说史》影响了大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写,从而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构建。
　　1980年前后,夏志清《小说史》的英文版和中译本(香港友联版和台湾传记版)都传入大陆,并引起注意;最初是介绍性的,接着是批判。1983年5月,《文艺报》编辑部召开座谈会,虽然没有彻底否定夏志清的《小说史》,但也试图消除其不良的政治意识形态影响。1980年代前期对夏志清《小说史》的批判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夏志清《小说史》对大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造成的巨大冲击。夏志清在他的《小说史》中推崇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人,而这几人在大陆最初的现代文学经典序列中是被忽略的。1980年代后期,一些研究者在研究上述三位作家时开始引用夏志清《小说史》的相关论述,这表明了大陆现代文学界对其有了某种程度的认可。1990年代以来,研究者引用夏志清《小说史》中的相关论述更多了,认可程度更大。自从夏志清《小说史》传入大陆后,就毁誉相伴,但不管是称颂亦好,批判亦好,它都影响着大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
　　思想的解放、研究视野的拓展,加之夏志清《小说史》的影响,使得大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也逐渐发生变化。我们以夏志清所推崇的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等人在文学史中的变化为例来说明这种情况。“文革”结束至1984年,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大致按照1950年代王瑶等人确立的格局来进行叙述。与50至70年代通行的大部分文学史一样,此时仍有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史》没有提到上述三人。1984年,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中首次提到了张爱玲;孙中田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叙述沈从文时引用了夏志清《小说史》(台湾传记版)中的文字。1987年,钱理群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对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等都有论述,1998年的修订本更把沈从文列为专章,基本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另一序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二十多年来影响最大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夏志清《小说史》的影响。因此,夏志清的《小说史》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1980年代以来大陆“重写文学史”的运动。
　　但能否夸大夏志清在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构建过程中的作用?能否进而夸大海外汉学的作用呢?这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构建是一个合力作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从文学史书写的角度来看,既有王瑶、唐弢等人的奠基,又有夏志清、李欧梵等人的影响和冲击,更有钱理群、温儒敏等人的努力和贡献,还有和将有继来者的参与。
　　二、王瑶、唐弢和夏志清都对构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起了奠基作用,只不过他们是在不同层面发挥作用而已。王瑶在1950年代初完成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开创了现代文学史的编写与现代文学经典的构建,在许多方面对当今现代文学史的撰写与研究有着重要的示范意义,这种意义是夏志清所不能比拟的。诚然,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没提到钱钟书和张爱玲,对沈从文的论述不及夏志清的《小说史》详细,评价也不如后者高,但不可据此否定前者。
　　先说张爱玲。建国后,王瑶才从古典文学研究转向现代文学研究,他未把张爱玲写入《中国新文学史稿》情有可原。当张爱玲发表了小说《赤地之恋》和《秧歌》之后,大陆对其的研究也就中断了。夏志清的《小说史》虽然对张爱玲的经典化奠定了基础,但对上述两部小说有些不顾艺术地过分推崇。如果不是历史原因,张爱玲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序列可能和夏志清毫无关系,当然,夏志清的论述更使大陆学者增加了信心。
　　再说钱钟书。钱钟书的小说并不多,且他与左翼文学有很大的距离,这可能是王瑶未把他纳入《中国新文学史稿》的重要原因。1959年,唐弢开始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生涯和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准备,在非常的年代里,他能够坚持“言之有物”、“论从史出”的精神,且有着极好的艺术感觉,这都体现在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该书对沈从文、钱钟书的论述虽不如夏志清《小说史》那么详细,也是独到而深刻的。两相比较,可以看出,唐弢是一个杰出的文学史家,夏志清是一位出色的文学批评家。
　　沈从文在建国前就被戴上了"反动作家"的帽子,但王瑶在1951年版《中国新文学史稿》中,仍以七百多字的篇幅对其作了论述,虽然评价不高,却不能因此否定王瑶的艺术感受能力。该书出版后就遭到批判,然而,王瑶坚持在文学史中为沈从文留一个位置,充分体现了他的学术良知和勇气;这是夏志清在国外所无法体验和承受的。从老舍、蔡仪、王瑶、李何林草拟《〈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到《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出版与修订,政治意识形态都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王瑶却能保持一种学术独立性,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构建奠定了基础,其贡献是巨大的。夏志清的《小说史》同样受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影响,虽然也能坚持艺术判断的标准,但他的贡献并不比王瑶、唐弢的贡献大。
　　三、19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运动”是在王瑶、唐弢等人奠定的文学史的基础上,在以夏志清的《小说史》为代表的海外汉学提供的视野和方法上展开的,这两种力量的汇合,推动了现代文学经典的构建。从钱理群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87年)至今,一种新的现代文学经典序列正在构建中。《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1998年)、朱栋霖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上册》(1999年)、程光炜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2000年)、唐金海等的《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2003年)与杨剑龙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简史》(2006年)等文学史的书写表明王瑶、唐弢等人所确立的现代文学经典序列已经被打破,但也与夏志清确立的序列不相同。由是观之,夏志清、王瑶、唐弢等人都对现代文学经典的构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后来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现代文学经典仍然处于构建的过程中,也许还有作家作品被重新估价而进入经典的序列,已在经典序列中的作家可能在地位上有所浮沉,也有的可能被挤出经典序列。夏志清在这一过程中拓宽了视野,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和价值判断的启迪,因而起了较大的作用;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王瑶、唐弢等人的奠基作用。夏志清、王瑶、唐弢等人从不同方面所开创的现代文学研究和文学史书写传统都是我们应该继承的。
　　在夏志清之后,李欧梵、王德威等海外汉学家对大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并进而影响到现代文学经典的继续构建。当王德威的一些著作在大陆出版后,许多现代文学研究者大有如获至宝的意味,却也表明了他们的某种恐慌。诚然,我们不能否认海外汉学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带来视野、方法乃至观念的积极影响,但我们绝对不能以其为旨归。从夏志清到王德威的海外汉学家都否定以鲁迅及"左翼"作家为主体的现代文学经典序列,其背后隐藏着对大陆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现实的恐惧心理。在隔膜的状态和恐惧心理的作用下,海外汉学家必然会给正在进行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构建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应立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在审视、甄别的基础上吸收海外汉学的有益成分并努力消除其负面影响,才能有效地促进现代文学经典的构建。
　　作者简介:胡昌平(1972—),男,塔里木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 胡昌平： 海外汉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构建　/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