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的风雨历程中,有一位紧扣当代社会脉搏、密切关注文学走向、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一路同行的学者,他就是著名文学史家、原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王庆生教授。
　　王庆生教授,男,1934年9月3日出生于湖北汉阳。1952年进入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毕业留校后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中文系教学秘书、副系主任、系主任、副校长、校长、博士生导师。在王老师整洁宁静的家中,在与笔者的交谈中,王老师畅谈了他六十年来成长、成人、成才的心路历程。他是一个和新中国一起成长、由新中国的大学自己培养起来的、“土生土长的”由学生直到大学教师、大学校长的教授学者。所以,在王老师的心灵深处,洋溢着深厚的“华师情结”,他丰富充沛的情感,渗透在校园的一草一木之中。
　　在几十年的岁月里,除了校内的教学、科研及管理工作外,王庆生老师的社会兼职也很繁多:先后担任了中国新文学学会会长,教育部中文专业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北省教育基金会理事长,教育部中南高校师资培训中心主任,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理事,湖北省社科联合会副主席,湖北省教育学会副会长等职。
　　回首王老师青年时期,他就是个名副其实的“文学青年”。他早在中师求学期间就开始练笔,在解放初期的《大刚报》、《中南青年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过通讯和散文。他为此感到激动和兴奋,这也是激励他走上文学之路、跨入学术殿堂的开端。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作为新中国高校院系调整后的首批大学生,1952年,王庆生由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保送到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接受高等学府所特有的革命传统文化和西方先进文化的熏陶。大学期间,他满怀人生理想和社会抱负,如饥似渴地学习科学知识,激情澎湃地投身社会变革。条件越是艰苦,激情愈能迸发。在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学校独特的文化氛围和师长高洁的学者风范,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式,都给学生时期的王庆生以深远持久的影响,造就了他朴实宽厚、谦和坚韧、艰苦创业、乐观进取的个性品格。
　　大学毕业后,王庆生老师因为成绩优秀而留校当助教。从此,他也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生涯。1960年,他因教学、科研成绩突出,被评为湖北省和全国文教先进工作者,出席了全国文教群英会,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接见。
　　在新中国成立的凯歌声中诞生的中国当代文学,波澜壮阔,荡气回肠。当代文学走到今天,已历经了六十个春秋的风雨历程。中国当代文学,既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承续,又是社会主义新文学发展的起点。六十年的沧桑巨变,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成长于五十年代的王庆生老师来说,当年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以及新生的共和国文学,所展现的日新月异的面貌,所发生的历史性变革,都是前所未有、撼人心魄的。这种百废待兴、百舸争流的新中国建设场景,以及反映这种火热生活的多姿多彩的文学作品,像磁铁一样吸引了王庆生老师等一批年轻研究者关注的目光。并且,这种研究的热情、关注的目光,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不断向前延伸。不论是社会动荡,风云变幻,也不论是寒来暑往,世态炎凉,都丝毫未能影响或动摇到他的热情与关切。
　　几十年来,王老师致力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著述甚多。其代表性的论文和著作有:《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当代文学》、《新中国文学五十年的回顾与前瞻》、《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道路》、《与时代同行的当代中国文学60年》、《新中国文学民族性的回顾与思考》(与人合作)等。编著《中国当代文学》(三卷)、《中国当代文学史》。主编《中国当代文学辞典》、《文艺创作知识辞典》、《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读》、《中外文学作品选》、《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四卷)、《中国当代文学史大纲》等。此外,王老师还曾应邀在美国、香港、台湾地区大学作过学术讲演。其学术成就已收入《美国名人传记辞典》、韩国《中国文学辞典》、《新中国文学辞典》、《中国当代社会科学人物传略》、《当代文学评论100家》等等。
　　的确,在文学评论界,在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王老师的名望早已是如雷贯耳、如日中天、声名远播。然而,回首王老师几十年的学术生涯,客观地说,他最为突出的成就和贡献,还是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尤其是当代文学史教材的建设上,这也是他在国内外赢得广泛学术声望的重要原因。
　　早在1962年,王老师就与华师中文系的教师一起,主持编写了六十余万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由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这被学术界称为“第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著”,具有开山拓荒、画野分州的特殊意义。著名学者陈晓明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一书中认为:“1962年,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一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当代文学’的正式命名才由此产生。”《中国当代文学史稿》为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诞生与奠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开创性的贡献。
　　正是从这本专著的出版开始,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和学科的发展,就与华师、与王老师等一批华师学人结下了不解之缘。王老师等一批学者在该领域的坚持不懈、经年累月的辛勤耕耘,也奠定了该学科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持续性的领先地位。华师的现当代文学学科,也迈入了国家级重点学科的行列。
　　进入新时期以来,从80年代开始,王老师又主编了第一部以一个院校的教学团队为主体来编撰的教育部部颁教材《中国当代文学》。该书由中国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著名作家冯牧作顾问,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历时八年,终于在1989年5月出齐了三卷本,一百二十万字。该教材屡获教育部优秀教材奖。又经教育部核准与推荐,其修订本由华中师大出版社1999年出版。该书已成为国内使用和适用范围最广的专业基础教材,印刷量超百万册,世所罕见。这套教材出版后,受到社会和读者的广泛好评。香港文艺家协会会长王一桃在香港撰文指出:“《中国当代文学》是一套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上佳文科教材。它最大的特点是还中国当代文学史以本来面目。”这部教材曾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国家级优秀教材奖、中国首届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奖项,充分显示了该书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特殊地位和不凡价值。
　　跨入新世纪,王庆生教授和王又平教授等又主持编写了“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教育部“面向二十一世纪课程教材”《中国当代文学史》,全书八十六万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2月出版。本书以文学的现代转型为中心线索,通过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剖析,再现了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与同类教材相比,其最大的特点是,把作品放在主体地位,突出了文学创作的实绩和对当代有代表性作家和作品的评介,反映了文学史应当是文学创作所构成的历史的理念。本书吸收了该学科研究的新成果,内容丰富,涵盖面广,信息量大,在框架结构、层次区分等方面均有鲜明特色。尤其是在绪言、20世纪50至70年代中期的文学、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的文学等三部分之外,专门增写了“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文学”一编,使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整理与研究更加全面和完备,既进一步拓宽了当代文学的研究视野,也有利于中文专业的教学和社会读者的阅读,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
　　另外,根据教育部1986至1990年文科教材编写计划的要求,受教育部的委托,王老师还主编了与《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配套使用的四卷本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从1986年春开始编选,1987年完成,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作品选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并被评为“全国畅销图书”。之后,该作品选还根据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又数次作了重大修改,篇目有了较大的调整。该书选取了二十世纪中期以来五十年间有影响、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共收选291位作家的325篇作品,其中内容梗概和简介34篇,节选18篇。这些作品从体裁分类上说,既有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又有戏剧文学,其间又以小说为最;从题材内容上说,也比较广泛多样,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在作品选中有所反映;从作品文本来说,既有蜚声中外的著名作家的代表作,也有崭露头角的文学新秀的佳作;从创作时间上说,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现的一批震动文坛的优秀作品,到近期涌现的新人锐作,都悉心挑选,尽数收入。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重要文学创作成果,在本书中占有较大的比重。虽然不可能将各个时期的美文佳作一一囊括进去,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生动缩影,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成就的七彩画廊。
　　熟悉王老师的同事、学生和亲友们都知道,他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取得的骄人成就,绝非一蹴而就的事情,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这与王老师长期在治学之路上辛勤耕耘、实事求是、矢志不渝、守正出新是分不开的。王老师反感那种追风赶潮、急于求成、“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浮躁学风,对于自己选择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方向,王老师显得格外专心致志、忠贞不二,几十年如一日把自己定位在当代文学的园地。他往往在繁重的行政管理工作之余,一方面自己博览作品、潜心钻研,及时把握当代文学的趋势和走向;一方面组织同事各展其长、分工协作,形成本学科群体出击的团队力量,从而攻克一个又一个的学术难关,出色完成一项又一项科研项目。
　　当代文学的研究,其最大的难题,在于与作家作品、与时代发展、与社会生活的距离太近,因此,评论研究难免会受到社会变革、时局变换、评价标准各异以及个人情感的干扰。王老师回忆说,当年他的写作和研究团队,在他的领导和组织下,在著名作家、评论家冯牧的悉心指导下,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地编写《中国当代文学》。本着尊重作家的初衷,他们将初稿分送那些入史的作家们审阅。王老师至今还保存着几十位作家如夏衍、周而复、王愿坚、康濯、曲波等著名作家的亲笔回信。这里面既有赞赏与肯定的意见,也有少数批评抱怨的言辞。王老师的写作团队,本着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对作家作品负责的态度,对作家们合理化的建议虚心大胆地吸收,对个别作家偏激的、个人化的言辞,也耐心解释、不为所动。另外,王老师的研究团队也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广泛征询与吸收了国内外同行,如著名文学评论家陈荒煤、朱寨、张炯、陈思和等人的宝贵意见,使《中国当代文学》真正成为文学成果的宝库、集体智慧的结晶。正是因为王老师始终坚持了学者与评论者的客观立场和独立品格,才保证了当代文学的研究成果客观公允,经受住了时间与实践的严峻考验。
　　王老师常常感慨道,研究和书写中国当代文学史,必须要有“三史”的标准,即史识、史笔和史料。按照王老师的解释,研究当代文学史要注意到它的历史与文学的双重特点及评价标准。所谓“史识”,就是要用史家的眼光分析复杂纷纭的当代文学现象,分析作家作品。既不为一时的政治风尚所左右,也不为个人的情感所支配。所谓“史笔”,即修史要不脱离作家作品产生的具体历史环境,实事求是,秉笔直书,提倡直述其事的“董狐之笔”,寓褒贬于叙事之中的“春秋笔法”。力求公正客观,尊重历史,既不溢美,又不饰拙,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所谓“史料”,更是修史的一项基础性工作。科学的认识和判断,往往是建立在充分的、客观的史实基础之上的。史料是修史的基础,一旦掌握了史料,还有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只有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上分析研究问题,才有可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形成自己的研究风格和学术个性。
　　在桂子山校园,尽管师生们见面都尊称王老师为“王校长”,但王庆生老师却丝毫没有大学校长的官架子和做派。不论是重要的行政会议、正式的公务接待、严肃的学术活动,还是课堂内外、校园漫步、休闲娱乐,他的身影总是那么平凡,平静的笑意总是挂在脸上。王老师一贯的谦和平易、与人为善、提携后进、爱惜人才,在学校和院系是出了名的。
　　作为学科领导者,他要对研究团队负责,要让团队成员发挥所长;作为博士生导师,他要对自己的学生负责,使他们真正学有所成。当年,跟随王老师最早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一批老师,他们在各自的教学与研究领域里,都已成长为教学科研骨干,甚至是教授、博导、学科带头人。
　　王老师常对他的学生说,“学术研究要确立自己的独立品格和研究特色,不能有身份的迷失和盲目的追随。”针对一些在借鉴国外文艺理论时出现的妄自菲薄、否定民族文学传统的倾向,王老师曾告诫他们,“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理论是好事,我也会大力支持。但关键是不能囫囵吞枣、食而不化、生搬硬套,更不能丢弃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贬低中国文学的应有价值。用西方现代派的文学观念评价或取代中国现实主义的文学,显然是不符合中国文学实际的。我们要借鉴外国文学中一切优秀的东西,从中吸取营养、充实自己,同时又要批判地继承传统,弘扬民族文化,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学科。”
　　王老师总是把引导学生树立严谨治学、实事求是的学风放在首位,强调学生要甘于寂寞、潜心书斋、打好基础、勇于创新。他指导的青年教师、博士生樊星,就是一个“名师出高徒”的典型。樊星学生时期就非常注重对原始材料的收集整理,对作家作品的紧密跟踪和对文学走势的及时评价。他从报章杂志上的“小豆腐块”点评文章写起,从参与本学科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做起,日积月累,厚积薄发,最终成长为卓有成就的文学评论家、教授、博士生导师,已出版《当代文学与多维文化》、《中国当代文学与美国文学》、《当代文学新视野讲演录》等多种学术著作。当年,王老师指导的樊星的博士学位论文《影响、契合、创造----比较文学视野中的当代大陆中国文学》,被评为湖北省优秀博士论文。他指导的另一位博士生张卫中,已出版《新时期小说流变与中国传统文化》、《汉语与汉语文学》等学术著作。张卫中的另一篇论文《论新时期中国小说的时间艺术》,也在权威刊物《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还有王老师的一位博士生刘为钦,近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学术论文两篇,成绩斐然。王老师非常欣赏那句老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看到自己指导的学生取得的丰硕成果,他感到由衷的欣慰,他自豪地说,“自己的学生能超过自己,才更能证明自己的价值!”
　　凡是接触过王庆生老师的人,他们都有一种不约而同的感受,那就是王老师的身上,集中了诗人的率真和激情,学人的深邃和内敛,长者的宽厚和谦和。
　　衷心祝愿王庆生老师学术之树常青!
　　
　　梁志群,男,华中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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