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27日,《白鹿原》创作20周年纪念日,也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四卷集《陈忠实集》出版的日子,陈忠实来京,借机与陕西乡党们聚会。
　　“乡党”就是老乡,陕西人相互间亲切的称谓。《论语·乡党篇》:“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孔子见乡党,何其谦卑逊顺!陈忠实见乡党,也学孔子,“恂恂如也”。
　　周明说,忠实一贯低调。
　　我们边吃边聊,在一个相当雅致的涮肉馆子里。
　　我说,忠实,你堪可称道的当然是《白鹿原》了,从《陈忠实集》里能够梳理出《白鹿原》成功的轨迹:
　　1976年,《人民文学》发表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出了事,编辑部急需写走资派还在走的作品,10月,我便回西安找你。你当时在西影写东西,十分痛苦的样子。我说明来意后,你极力推托,从婉拒到坚拒,我被说服,最后只有放弃。(陈忠实:这事我记得。)当时的背景下,这不容易啊!
　　1978年,复刊《文艺报》。1979年7月,我住院手术的第三天,《文艺报》送来一堆新到的期刊,读到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和你的《徐家园三老汉》和《信任》,说不出的激动。正好这时我的一篇文章的清样来了,我仄卧在枕头边写了“校后又及”,说《信任》仍然带着关中芬芳的泥土气息,观察生活深入并满怀善意。1979年,《信任》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可是20年后,在李建军(见其专著《宁静的丰收——陈忠实论》)的眼里,《信任》最后对“仇人”的处理简单而幼稚。
　　白描说,那要放在当时的背景上去看。忠实在《陕西文艺》上发表的《公社主任》何其精彩!那割麦的情景与动作绘声绘色,写得美极了!这篇作品柳青他们看了都很吃惊。建军你读过吗?
　　李建军说,我找来《陕西文艺》读过了。当然不错。
　　陈忠实说,柳青读了后,不知道出于何种考虑,亲手改了小说的第一遍,他难得这么做。老阎,你见过几次柳青?
　　我说,我和周明一块见过两回,我自己又见过3回,总共5回,写过《五访柳青》。
　　陈忠实说,我没你幸运,只见过他两面,还是他在台上讲,我在台下听。
　　我说,据说你把《创业史》读过6遍。你称柳青“伟大的作家”,你是柳青的好学生。你在人性化、个性化的复杂、精确与出神入化,以及小说的技法和修辞手段方面,得益于柳青,但是,陕西文坛上、中国文学史上,不允许有第二个柳青。《创业史》里,常常用大救星的头脑来思考,用最高批示“教育”“最严重”的农民,《白鹿原》却用作者自己的头脑思考。抚今追昔,追昔鉴今,你比柳青幸运,因为你经历了以一脑治天下的“文革”,坚信只有实践才能检验真理的真理,你把你手里的小说解放了。《白鹿原》是个里程碑!
　　白描、白烨同声说:《白鹿原》可能会成为世界名著!
　　我说,《白鹿原》的发表、连播和出书,特别是错过了一届、到了下一届方才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它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逐渐为舆论所承认。忠实经过多年的经历和磨练创作出史诗意味的长篇,把长篇小说创作全方位地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它从生活史料出发,写尽了人情世故,颠覆了狭窄的阶级学说,张扬了一种既继承传统又突破传统的新精神。它在历史深度和东西方文化完美结合方面,显示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强大的生命力,而当时,有人把现实主义当成一条死狗准备抛掉,现在,连最挑剔的青年先锋派也降温、改口了。
　　我问忠实:你喜欢昆德拉?忠实说,是啊!你说你之所以喜欢昆德拉,是因为昆德拉具有举重若轻的智慧和简洁明快的深刻,这使我更深一层地理解了你的追求。《白鹿原》所开创的,是石雕式的现实主义。
　　白描说,忠实在语言上也有突破。柳青把“言传”用错了,当成单纯的动词“说”了。
　　陈忠实说,柳青是陕北人,这也难怪。
　　我说,但是活用关中方言,柳青有功。梁三老汉的口头禅“我跟你没话!”绝对传神。
　　像《信任》这些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生命力日渐衰落,但是《白鹿原》出版至今15年,常销不衰,(何启治说,已经发行100多万册,加上盗版的和国外印制的,数字很可观。)当年《白鹿原》进京,我的发言题目是《〈白鹿原〉的征服》,我被它的艺术征服了,15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被它所征服,当代文学史上,少见吧!
　　何西来说,所以,李建军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评论集就叫《不尽的〈白鹿原〉》。
　　我说,是啊!西来你为《不尽的〈白鹿原〉》写了长篇序言,分析得到位,雷达还为《白鹿原》出了批注本,你们都有功啊!
　　《白鹿原》的诗魂在精神,在发掘几千年来赖以生存的民族精神,包括处世、治家、律己和自强不息中善恶因果的对立与调试,然而,发现民族精神易,重铸民族精神难。传统道德依然救不了中国。黑娃血淋淋的头与阿Q的被示众;白稼轩作为白县长的父亲最后拄着拐杖上坡坎,作为“梁伟人”父亲的梁三老汉最后也拄上拐杖出现在人群里……不禁让人联想到中国农民的出路。
　　中国农民向何处去?祠堂还是庙堂?捣毁还是改制?纲常名教?耕读传家?人欲与天理人性、阶级性?阶级斗争、文化冲突?犯众怒,还是犯天理?
　　惊人的真切,奇异的情结,神秘的预见,深奥的传统文化的积淀和生发,刷新阶级斗争史观,使人不得不在艺术陶醉的同时陷入历史的包括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史的沉思。它从人的社会性、文化性、生命性的新视角着眼,打破了自《渭华暴动》甚至到《金光大道》、《创业史》以来农村革命题材的定势,成为对于《创业史》等以来的小说史的阶段性的背叛。为此,陈忠实不惜冒犯被神化、庸俗化的(口含的)天宪,宁犯天条,不犯众怒!
　　何西来说,是啊,宁犯天条,不犯众怒!
　　白描说,老阎,我想起了,你知不知道你当年在《延河》上那篇《走出潼关去》对陕西作家产生的影响!那时的陕西文学多封闭啊!大家急了,频繁地开展活动。一次,拉上一大轿车作家到陕北,规划长篇小说的写作,天奇热,大家的兴致却很高。此后,贾平凹的《浮躁》等作品出世,《白鹿原》的写作也开始上马。省作协内部类似沙龙性质的活动非常活跃。我们常常进行“写作预测”,例如一次在作协院内的喷水池旁,路遥说,假若给这个水池立座维纳斯,各人反应如何?先说胡采什么反应?很有意思。路遥到我家来,常常聊到深夜。路遥写东西跟别人不同,他琢磨出个故事,到处给人讲,反反复复地讲,让你参与构思、出点子,然后动笔,把大家的智慧囊括一空。忠实写作不言传,关上门闷着头刻苦地写,写成后还捏着一把汗。
　　陈忠实说,写《白鹿原》时,我的心情非常复杂,生活也非常困难,娃上学几乎交不上学费。我给我老婆说,我回老家去,你给我多擀些面,这事弄不成,咱养鸡去,养鸡为主,写作为辅;这事弄成了,咱写作为主,养鸡为辅。老婆给我擀了一大堆面,说吃完了回来再擀。
　　众问,听说你是在路遥《平凡的世界》的压力之下发愤写作的?
　　陈忠实说,有一次叫我到陕西人民出版社开会,路遥发言,李星绕到我的后面,耳语:“今早听广播,《平凡的世界》评上茅盾奖!”接着说:“你年底要把那事不弄成,你干脆从这楼窗户跳下去!”回乡后我发愤写,到年底终于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我抱上稿子回到西安家里。老婆问:“弄成了?”我说:“弄成了!”就这不同标点的三个字!我把书稿交给李星,看看到底弄得咋样。一天,碰见李星,问他看完没有。李星铁着脸,我心里忐忑。他一把拉住我,说:“跟我上楼。”刚一进家门,他把书稿往床上一摔,说:“事咋叫咱给弄成了!”
　　众大笑,觉得非常有意思。
　　陈忠实说,当人民文学出版社高贤君高度称赞的信件送来以后,我爬到沙发上半天没起来,老婆慌了:“出啥事了,出啥事了?”我说:“咱不养鸡了!”(众大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老何(启治)你是责任编辑。高贤君去世时,我难过极了,赶到北京和他告别。
　　白描说,《白鹿原》像咱们陕西媳妇和面、揉面、醒面,反反复复、揉搓了再揉搓,各道工序一样不能少、不能马虎,真真把面给揉到了!
　　众说,你这个比喻挺恰当!
　　白烨说,但是评茅盾文学奖,《白鹿原》障碍重重。评委会分成两大阵营,意见绝然对立,致使这一届评奖延迟了两年。多亏陈涌啊!陈涌反复琢磨作品,然后在评委会上拿出正式意见,即两个基本上:“作品在政治上基本上没有问题;作品在性描写上基本上没有问题。”这样才达成一致,但必须修改才能参评。后来,改了,评上了。读者希望新的版本恢复创作的原貌。
　　我说,提出3个问题让大家开开心:一、忠实的写作,老婆的帮助极大,可忠实总以她无文为憾。设想:假若写《白鹿原》以前他同知识女性结婚其结果会怎么样?假若写《白鹿原》之后他同知识女性结婚,其后果又会怎样?
　　众大笑,说:要不就是一年也过不下去,要不就是一月过不下去,要不就是一天过不下去。
　　周明说,要是跟某某某的话,一个晚上都过不下去!
　　陈忠实笑得最开心。
　　我说,二、设想:《白鹿原》最后被枪毙没有评上茅盾奖,是不是情况比现在要更好?
　　白烨说,不不,要是被封杀,什么也谈不上了。
　　我说,三、白描说了,陕西成为文学大省与陕西作家出身基层、非常熟悉生活有关系,带着明显的地域特征。这很对。我想再问:陕西成为文学大省(更恰当地说,应是“小说大省”)的成功经验到底怎么概括?没有《保卫延安》的压力,《创业史》的诞生会不会推迟?没有《创业史》出世,能否带动路遥、平凹、忠实、志安等一批青年作家?没有《人生》、《平凡的世界》的压力,《白鹿原》的笔者会有破釜沉舟的拼搏意识吗?
　　大家议论得非常热烈。最后,集中到白烨提的一个问题上:尽管如周明说,忠实非常低调,但是,《白鹿原》独步文坛,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期望《白鹿原》问鼎诺贝尔呢?
　　
　　(选自《美文》2010年第3期)

• 阎 纲： 《白鹿原》乡党夜话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