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诗为词”——突破诗尊词卑的词论
　　苏轼词的突出特点是“以诗为词”,他“以词的躯壳而赋予诗的神气”。“以诗入词”是苏轼对词体解放的巨大贡献,在词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诗为词”,简单说来,就是用写诗的方法写词,把诗的题材、形象、意境、创作方法尽情入词,使词“诗”化成为新的独立词体。
　　历来,人们对诗与词的区别,有所谓“诗庄词媚”的说法:诗言志,词寄情,诗为“正道”,词为“艳科”。换言之,词只是表现男女恋情、离愁别恨或充当歌舞宴席上娱宾工具的艺术形式而已,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到了北宋初年,词体便由于题材、内容的雷同和狭窄而走向了衰落。此时,苏轼毅然举起了“有为而作”的大旗,把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推进到词的领域中去,“以诗为词”,从而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王灼《碧鸡漫志》)。他认为诗、词原是共源而分派,同工异曲的;词不过是“长短句诗”而已。他还明确指出:“清诗绝俗,甚典而丽,搜研物情,刮发幽翳,微词宛转,盖诗之裔。”(《祭张子野文》)在他看来,词之于诗,既是相对诗的不同文艺体裁,又是诗的产物,更是诗人不同创造形态的创造物。在苏轼看来,词在本质上可以同诗一样,表现主体的情性襟袍,可以抒写人生之遭遇,反映社会的盛衰和历史的浮沉;可以像诗一样有山光水色般的清丽,又可以如唐诗般的高华悲怆,气象恢宏,可以有铁马金戈、鼓角齐鸣的壮观,更可以有天风海涛浩浩荡荡的气势。苏轼注重以词陶写情性,是其倡导词的诗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他把士大夫的情性志趣与市民喜好的通俗文艺形式结合到一起,注入词中,改变了五代以来词所缘之情多为相思眷恋的狭隘性,开拓了词的抒情功能,予词以诗的清高,提高了词的品位,也增强了词的生命力。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作者熔铸了磅礴的诗的意境和诗的气韵,令人耳目一新,心胸振奋。词的上阕写围猎场面,渲染出词人的外在“狂”态,特别是“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词人与孙权相比,用典自然。这里更含蓄显现出他勇武豪壮和有所作为的品格,从而使词充满了诗的豪情,诗的韵致。词的下阕则写作者内在“狂”态,结语表现作者要求保卫边疆,为国效命的决心。
　　总而言之,“以诗为词”的手法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词体。
　　二.以词抒发爱国的豪情壮志——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
　　苏轼有经世济民的抱负,有独立的政治见解,耿直敢言,黑白分明,内外如一,在朝政反复无常的北宋后期,仍要激流勇进,卓然自立,无可避免会受到他人的排挤。在他的词中,可以看到他抒写人生之遭遇,反映社会的盛衰,历史沉浮,山川之秀美等方面的作品。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放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变革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可以像诗文一样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可以充分广泛描写外在世界和内心世界。正如元好问所说,东坡词是“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苏词的内容把他的政治生涯,人生的遭遇揉合在一起,含有广阔的生活内容,丰富多彩的知识,形象鲜明生动。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这是一首悼亡词,作者用平易质朴的语言写对去世十年的亡妻的哀思,并融入自己仕途坎坷的身世之感,感情极为深挚。元丰五年,苏轼在黄州写了《念奴娇·赤壁怀古》,面对长江抒发感慨,喟叹人生的短暂,长江之无穷尽,无数的历史事件和杰出人物像被波浪所淘汰一样,已经无影无踪了。人物虽已成为过去,但他们的功业却仍然留在人间。作者面对祖国大好河山,想起历史上出现的悲壮场面,古今人事的变化,更感到时不待人,而此时自己不能成就事业,发出了人生短暂的叹息。不得志的心情,使他极力地歌颂周瑜,对古代英雄的向往,是苏轼内心深处永远不可能磨去的建功立业的大志,哪怕是经历了人生的大悲大喜,大起大落,那种儒家思想的治国安邦,报效朝廷的思想也没有从诗人的心里消亡。苏词反映农村生活,田园风光,乡土人情为题材的作品则别有一番风味。如在徐州写的《浣溪沙》:“万顷风涛不记苏,雪晴江上麦千车。但令人饱我愁无。翠袖倚风萦柳絮,绛唇得酒烂樱珠。樽前呵手镊霜须。”词的上片描写雪景和作者由此而想象的来年丰收景象,以及人民有希望获丰收、饱暖而喜悦的心情,下片回忆前一日酒筵间的情景,抒发了词人对于民生疾苦的深刻忧思。
　　三.对传统题材的开拓与创新——开创豪放词风
　　诗言志,词言情。言情是词的传统题材。他的词同他的诗文一样,往往以意为主,任情流泻,故其风格也随着内容特点,情感基调的变化而变化。他的词具有诗的沉郁,诗的豪放,诗的淳朴。正如陈之说的:“读其词而入其境如见其人,江山气象,人物风流,高情逸怀耿介旷达,而绝异于传统小词的女儿情态;读其词可以感奋激昂以壮击楫中流渡江复国之雄气,也可以宁静澹泊东篱种菊洁身自好。”苏轼革新词风,并非单纯反对婉约,而是要改变婉约风格独主词坛的局面,使词的风格由一元化朝多元化发展,形成婉约,豪放,清丽,韶秀,旷远等风格同秀共荣的局面。他在《与鲜于子俊》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颇为壮观也。”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抒情发自他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可以看出,苏轼在婉约正宗之外开创豪放词风,是相当自觉的。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全词由中秋赏月而引起抒发,引起想象,问天,游仙,想宫阙,写玉宇,直到对月之“阴晴圆缺”的探索。体现出苏轼豪放词的特色,笔势超迈,格调雄健,而别有一种飘逸空灵,富有浪漫主义色彩,词上阙全为写景,因景抒情,因月及人。现实的黑暗使作者要离开现实,幻想游仙天上,但又不能忘却现实,并用“起舞弄清影”来安慰自己。下阙由月及人,由人及情,作者热爱生活的思想、怀念亲人的深情,又为词带来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作者从自然现象中找到解答,他的沉郁心情因自然现象的启示而得到宽慰。词的结尾“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展现了乐观、豁达的胸襟。
　　苏轼开创了豪放词风,但不只是以豪放词著称。他写恋情,伤感的词,则委婉而细密,如悼念之作(《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这首词的情感内涵要比一般专写男女之情的词来得厚重,而文笔的萦绕回环、细腻绵密又近似之。再如《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全词塑造了一只孤独寂寞的鸿雁形象,寄托作者在遭受政治挫折之后孤独、迷惘的心境和孤高不屈的态度。苏轼改革词体的创新精神,除了主要表现在上述二个方面以外,在用题序以及对待音律的态度方面,亦有所体现。苏轼之前的词,大多是应歌而作的代言体,词有调名表明其唱法即可,所以绝大多数词并无题序。苏轼则把词变为缘事而发,因情而作的抒情言志之体,所以词作所抒写的是何种情志或因何事而发,必须有所交代和说明。然而词体长于抒情,不宜叙事。为解决这一矛盾,苏轼在词中大量采用标题和小序的形式,使词的题序和词本文构成有机的统一体。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念奴娇·赤壁怀古》等于词调之外另加标题。苏轼之后,多数词人即把题序作为填词的常规。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范围却往往不为音律所拘。换言之,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陆游说,苏词“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显然对苏词的声律特色表示理解。而李清照却颇有微词,认为苏词“往往不协音律”。尽管各人所见不同,但都说出了苏词不以音律损害气韵的特点。
　　综上所述,苏轼在词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和重大的贡献。苏轼以他的创作,扩大了词的题材,拓展了词的表现功能和社会作用,丰富并扩大了词的意境。他以诗为词,兼收并蓄,汪洋恣肆,恢宏豪放。扩大了词境,改变了词风,开创了词作的新阶段,特别是开创了有别于传统的婉约词而自成一家的豪放词,使宋词展现出全新的面貌,影响了以后许多词人的创作。
　　
　　薛金忠,教师,现居甘肃华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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