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归附主流”:寻找隐秘的父亲
　　美国学者卡伦·霍尼曾说:“在谈到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时,我不仅指的是存在着某种基本共同特性的神经症患者,而且指的是这些基本的共同性根本说来是由我们时代和文化中的现存的困境产生的。”如果把霍尼这句话稍加引申,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恋父情结”,指的是一种为特定社会中的个体或群体成员所潜在拥有的、非常态的社会文化心理定势。
　　和《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类似,《红豆》中江玫的恋人齐虹也是一位“才子”:爱诗,爱音乐,爱大自然,甚至比余永泽还多了英俊的外表,“他有一张清秀的象牙色的脸,轮廓分明,长长的眼睛,有一种迷惘的做梦的神气”,还有良好的家世“一提起齐虹的家,江玫眼前就浮现出富丽堂皇的大厅,老银行家在数着银元”。他痴心爱着江玫,自始自终。不然不会在分手六年之后,江玫面对爱情信物有如此激烈的反应。然而这样一个“钻石王老五”,江玫最终却未对他托付终身。表面看来,是两人价值观的不同:一个倾向于革命,另一个沉浸于自我的小天地。才子似乎是在革命面前栽了跟头,失去了佳人的心。实际上,才子的落败是必然,因为一开始他就不符合江玫心中理想的恋人形象:一个隐秘的父亲。
　　江玫的身世有一个巨大的秘密:父亲死亡之谜。尽管作者试图通过江母之口解开江父死亡的真相,从而促使江玫走上革命道路。但实际上,这个谜造成的最大影响是使江玫从小缺少父爱,而对于一个生命个体而言,他接受社会化的过程本质上可以看做是逐渐认同社会文化象征秩序,从而形成人格“超我”,即内化的精神父亲的过程,江玫自然也不例外。童年时父亲角色的缺位使她成人后试图在恋人身上找回“父亲”。
　　齐虹固然与她有缠绵悱恻的爱情,作者对于这一点包装得一点也不严密,一旦叙述齐、江的爱情,作者自己也被那种美好缠绵的情感所迷醉,本来就温婉的笔调更加抒情,如描写齐虹与江玫第一次散步时:
　　就这样,他们开始了第一次的散步,就这样,他们散步,散步,看到迎春花染黄了柔软的嫩枝,看到亭亭的荷叶铺满了池塘。他们曾迷失在荷花清远的微香里,也曾迷失在桂花浓酽的甜香里,然后又是雪花飞舞的冬天。
　　其实,“迷失”的何止是“他们”呢?叙述者也被这人间真情所打动而迷失在徐缓的抒情里。但是这种风花雪月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是在江玫的“恋父情结”面前脆弱不堪的,因为“在江玫充满爱情的心灵里,本来有着一个奇怪的空隙,这是任何在恋爱中的女孩子所不会感到的。而在江玫,这空隙……使她在夜里痛苦得不能入睡。”这种“空隙”其实就是希望在恋人身上获得“父亲”的感觉,当然与一般女孩期望获得平等恋人的心理不同。甚至在肖素讲齐虹的缺点之前,江玫就已经意识到“我和齐虹,照我看,有很多地方,是永远也不会一致的”。这种“分歧”不只是社会人生理想的分歧,更重要的是江玫发现齐虹不能担当她的“精神父亲”角色之后的失望。在激情涌动的民主学生运动中,齐虹关心的是春夏更替,而不是在江玫面前慷慨激昂地痛斥社会黑暗,满足江玫对英雄的想象。齐虹需要在江玫那里寻找到一个像母腹一样的港湾,希望获得江玫包容的“母性”。然而“江玫觉得这一切真没意思”。因为江玫潜意识中需要一个高大的“精神父亲”的身影,从一开始,他们各自的潜在愿望就已经背道而驰。所以作者写道:“他们的爱情就建筑在这些并不存在的童话、终究要萎谢的花朵、要散的云、会缺的月上面”,暗示了他们表面浪漫的爱情会因深藏的人格心理冲突而最终毁掉。
　　江玫在恋人身上并未获得“精神父亲”的满足,她继续寻觅自己理想中的“精神父亲”。她身边的女革命者肖素适时担当起了这个角色。如果说齐虹的性格是内倾柔弱的(他暴躁的性格在对待爱情方面是柔弱的),染有明显的女性气质,那么肖素的性格则是外倾刚强的,秉有强烈的男性气质。不仅如此,肖素身上同样强烈的领导气质使她又带有明显的父性气质。和肖素相处不久,江玫就觉得肖素“总是给人安慰、知识和力量。”“在肖素身上……她还有更丰富的东西。”身为学生运动领袖的肖素,将革命目标视精神理想,她凭借自身的知识优势,充满激情地担任革命理想的布道者。整天沉浸在风花雪月中的齐虹与她相比,显然相形见绌。作为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文化英雄,肖素在江玫心中高不可攀,满足了江玫内心深处“恋父”的强烈愿望。就这样,在精神上嗷嗷待哺的江玫,在肖素的指导下开始阅读左翼革命文学,江玫觉得自己“兴奋得透不过气来”,“‘小鸟儿’成了大家对她的爱称”。显然,在肖素这位“精神父亲”面前,江玫重回单纯任性的幼女角色,而在恋人齐虹那里,江玫却不得不扮演类似母亲的角色。当肖素为救江母卖血后——“精神父亲”以实际行动给了她保护和依赖,江玫心中的情感天平彻底倒向了肖素,她满足了自己潜意识中的“恋父”的隐秘欲望。
　　二.反叛主流:爱,是不能忘记的
　　但江玫的“革命恋父”是不彻底的,她始终难以忘怀与齐虹“郎才女貌”式的爱情。在人物性别设置上,作者也有意表达了这种不彻底:肖素被设置成与江玫同性别的革命引路人,她永远只能做精神父亲,而无法占有江玫的爱情和肉体。并且小说中的江玫与齐虹分手六年之后仍孤身一人(想必六年中她不断拒绝想与她结合的革命同志),表明江玫在爱情领域仍坚守着她皈依革命之前的理想:她仍渴望齐虹那样心灵相通的恋人和传统的风花雪月的爱情。恋父情结让她选择了革命,但革命没有能够消弭她小布尔乔亚式的情感追求,根植于内心深处的对爱情的浪漫幻想与集体意志并不完全吻合。
　　三.矛盾的爱恋心理
　　选择肖素、放弃齐虹,江玫是一步步实现着心灵深处隐秘诉求。最终的结果不无苦涩,满足恋父愿望的背后是难以掩饰的心灵隐痛。一定程度上,江玫的心路历程可被看作现代中国革命知识分子人格演变的一个缩影。在这个意义上,江玫的“恋父情结”不仅属于她个人,更是现代革命知识分子普遍具有的一种深层文化心理。“恋父情结”的本质在于父权崇拜,正是对政治权威及主流意识形态的全面认同才导致了革命知识分子的自我沦丧和精神沦陷。对于那些身陷“恋父情结”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已经遭到了权威的政治文化父亲的精神阉割。然而《红豆》主人公江玫并未被彻底阉割,她品尝到了有“父亲”无恋人,有理想无爱情的痛苦后,没有选择从革命队伍中挑选一个“坚强的、她久已敬仰的同志,变成她的爱人”,她六年来深深爱着并萦绕梦怀的仍是齐虹。在这场因她的“恋父欲望”而造成的无声的痛苦的心理悲剧中,她用坚守爱情理想来挽救自己的生命本能和自我意志。
　　不难看出,作者宗璞一方面在题材、主体方面努力融入当时文学的主流规范:知识分子在革命引路人带领下投身于革命的怀抱。但在深层的叙述心理动因上却呈现出矛盾: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在“恋父心理”作用下投身革命,另一方面革命没有从精神层面上消弭个体情感(诸如肖素自然性别的设计)。这两种矛盾的笔调使小说的叙述出现了裂缝——对革命的虔诚皈依和被压抑的个人冲动之间难以合拢的“鸿沟”。这种裂缝使小说充满审美性,在泛政治话语下透出生机与活力,这大概是《红豆》至今耐人寻味的原因之一吧。
　　
　　参考文献:
　　1.舒婷 宗璞 浩然:《红豆》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3年8月第1版 第96—127页
　　2.李遇春:《“十七年”文学中文化“恋父”心理分析》,见吴秀明主编:《十七年文学历史评价与人文阐释》,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第296—307页
　　3.孙先科:《话语“夹缝”中造就的叙事——论宗璞“十七年”的小说创作》,见吴秀明主编:《十七年文学历史评价与人文阐释》,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第410—421页
　　4.赵晓芳:《爱,是不能忘记的——试析宗璞<红豆>的叙述“裂缝”》,见《名作欣赏》2007年2月第101—103页
　　
　　伍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

• 伍 星： 小说《红豆》爱情心理探析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0年第4期
• 伍 星： 松尾芭蕉俳句与禅宗的关系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