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PLUS 教研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0年第1期 ID: 156435

[ 肖 武 文选 ]   

柳宗元与龚自珍两传记文相同点比较

◇ 肖 武

  柳宗元和龚自珍虽所处年代不一样,但都属于政治改革家,且他们的改革思想在各自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比较《种树郭橐驼传》与《病梅馆记》的相同点,让我们更深刻认识“传、记”文学的特点。
  
   1.对比手法上相同。
  
  为揭示社会危害,提出改革新思路,两篇文章都采用了正反对比手法。《种树郭橐驼传》中郭橐驼与他植者在种树的方法、态度和结果上形成了鲜明对比,郭橐驼在方法上注重“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而他植者则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郭橐驼在态度上遵从“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而他植者“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结果可想而知,郭橐驼种的树“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他植者种的树“木之性日以离”。观念和方法上发生偏差,结果只能是大相径庭。《病梅馆记》中“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是正反对比,“斫直,删密,锄正,夭梅病梅”和“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复之全之”也是正反对比。
  
   2.排比句式上相同。
  
  为渲染气氛,增强表达效果,两篇文章都运用了排比句式。《种树郭橐驼传》中为揭示郭橐驼和他植者种树经验上的截然不同在采用对比手法的同时也运用了排比句式,在“移之官理”中“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蚤缫而绪,蚤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也运用了排比句式,矛头直指“繁政扰民”的社会诟病。《病梅馆记》中“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和“斫其直,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这些排比句式的运用深刻揭示了梅的本性被残酷扭曲的现实。
  
   3.讽政目的上相同。
  
  《种树郭橐驼传》名为“传”,实际上是一个讽喻性极强的寓言故事。从内容和风格上看,应是柳宗元早年在长安任职时期的作品。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则更进一步说它是“幻设为文”,“以寓言为本”,本文是针对当时官吏繁政扰民的现象而发的。中唐时期,豪强地主兼并掠夺土地日益严重,“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仅有一点土地的农民,除了交纳正常的绢粟外,还要承受地方军政长官摊派下来的各种杂税。据《旧唐书·食货志》载,各地官僚为巩固自己的地位,竞相向朝廷进奉,加紧对下层的盘剥,于是“通津达道者税之,莳蔬艺果者税之,死亡者税之”,民不聊生。这就是柳宗元写作本文的社会背景,同时也是他讽政的主要目的。《病梅馆记》的写作目的是揭露满清统治者扼杀人才的罪恶,表达要求改革、追求自由解放的愿望。清王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世,从清初开始,就对人民实行严酷的思想统治。特别是对有反抗倾向的文人,动辄就从其作品中寻章摘句,罗织罪名,大兴文字狱。每次冤狱中,株连所及少则数人,多则数百,使当时的文人“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龚自珍《咏史》诗)。在这种“万马齐喑”的形势下,作者所要表达的主题无法从正面明言,所以作者以新颖的构思,以梅喻人,托梅议政,深刻而含蓄地控诉了统治者“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九》)的罪行,抨击了“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表达了自己要“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哉”的决心和愿望。
  
  4.蕴含哲理上相同。
  
  郭橐驼种树的要诀是“顺木之天以致其性”,龚自珍疗梅的方式是“纵之顺之,复之全之”,两者殊途同归,异曲同工,都蕴含着老庄的“顺乎自然”的哲学思想,天地万物都有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最高的法则,只有顺应这种“道”,才能无为而治,生生不息。
  美意才能有美文。不管是设事明理,还是托物言志,炼意是关键,句式选用、表现手法、表达方式和结构安排都是为主旨服务的。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找到了品析文章的钥匙。
  
  肖武,湖北省随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柳宗元与龚自珍两传记文相同点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