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艺理论学术界,很少有人不知道黄曼君先生的,因为黄曼君先生不仅以其深厚的理论功底、敏锐的学术眼光、独到的文学感悟、丰富的人文情怀和充满思辨的论文著作,赢得了广大学人的尊敬,确立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而且还由于他才情高卓、率性而行,于真性中渗透浪漫,于儒雅中呈现奔放,故而深得同行的喜欢和后学的爱戴。
　　黄曼君,湖南湘潭人,1935年出生于湖南酃县(今炎陵县)。在湘西泸溪、茶峒读完小学后,黄曼君便进入沅陵朝阳中学、省立中学学习,1952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1956年大学毕业即留校任教。从讲师、副教授到教授,从教研室主任、系主任到文学研究所所长,从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到博士生导师,在几十年的教师生涯中,他经历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挫折和困惑,同时也领受了成就事业的崇高与喜悦。在此期间,他还兼任了许多社会职务,诸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郭沫若研究协会理事、中国鲁迅研究学会理事、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闻一多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顾问、新加坡国立大学国外考试委员等。他曾应邀到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二十多所高校讲学。教学同时,他主持了国家“八五”社科重点课题《毛泽东文艺思想与中国文艺实践》,“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入选项目《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教程》,2007年度国家社科项目《中国20世纪文论现代转型研究》;主持了国家教委社科“七五”项目《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教育部“九五”社科项目《中国20世纪文学现代品格论》,“九五”教育部重点教材立项选题《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和湖北省横向课题《现代化与中国20世纪文学》等,受到学界的重视。
　　作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博士生导师,作为现当代文学学科博士点的学术带头人和博士后流动站的负责人,他以自己当之无愧的学术造诣影响着学术队伍,带动着学科的发展。黄曼君先生因早年参加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而有了文名,但更大的学术声名是靠其后的学术论文获得的。他说:“记得王瑶先生生前多次跟我谈到,要多致力于写论文,有条件就出论文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进修时,指导我的唐弢先生也再三强调写好论文的重要性,那时(‘文革’前)文学研究所对研究人员的一个重要要求是每年要扎扎实实写好一篇有分量的论文。事实的确如此,写出经过长期认真研究的好的专著固然重要,但写好论文尤其是研究工作者的基本功和基本建设。”时至今日,他还经常对学生和同事谈及此事。他的学术成果,虽屡获好评的著作不少,但真正影响大且数量多的还是论文。到了老年也是如此,就像他在诗中所写的那样:
　　
　　明知道西行的云即将变成落照
　　却要引吭高歌、赋诗长吟
　　难道真能声透九霄、响遏行云
　　那晚霞不会再向无垠的夜空长殒
　　
　　明明老年斑上脸,已到倦鸟投林时候
　　却那么倾情投入、婆娑起舞
　　难道会再有生命的律动、灵魂的震颤
　　或从年轻舞伴惊鸿的倩影里
　　追索华年,将逝去的青春召唤
　　
　　明明枝枯叶暗,晚桂也已吐出了最后一缕余香
　　却要在枕边凉透的秋意中
　　谛听磅礴浩瀚肃杀的秋声
　　领略无边秋光的凛冽劲健
　　
　　明明手指僵慢了,老眼昏花了
　　却要攀住电脑女神腾挪变幻的衣衫
　　或是外语的复读,异国风光的遐想
　　此生此世有多少急需弥补的遗憾
　　
　　明明一生的积累将有新的爆发、创获
　　却血流迟滞了、心搏异常了、肌体蚀损了
　　然而仍如搏海的老渔夫
　　将手中鱼叉一次次高举
　　投向那迎面扑来的自然的杀手
　　即使躺下也要将生命的渔舟驶回港湾
　　
　　这是黄曼君先生70岁时所写的《老境》。这哪里是“老境”,分明是老先生的自励自勉,是在对自己学术生命的抒写。不是吗?在进入古稀之年的时候,仅一年他便在权威刊物《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上发表了三篇重要论文,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其中,《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回到经典,重释经典》被多家核心报刊转载,并分别入选当年的《中国学术年鉴》和《中国文学年鉴》。此时,他获得的省市、部级和国家级社会科学成果奖也达到了十多项。
　　黄曼君先生的率真是出了名的,对人对事如此,对学术也是如此。对那些有才学的后生或其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他总是出于真心地加以赞赏,每当要肯定的时候,他都会以欣赏的神情说那句口头禅:“那是很不错的啦!”无论是阅读他人的成果还是对待自己的著述,他都处于学术的前沿,用宏阔的理论视野通观一切,仿佛学域里一颗智慧之星,漫观天外云展云舒,领受文苑花开花落。他一方面承继和融合着前辈或同辈研究者的成果和传统的研究方法、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则选择一些新的研究角度,采取和运用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使研究工作在稳妥中创新。因为如此,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领域的研究可以说是硕果累累,成就显著。
　　早期的专著《论沙汀的现实主义创作》是传统理论在回归中出新的代表作。该书由新文学大师茅盾先生题写书名,据说是茅盾先生生命最后一段时间的墨迹,书名中的十个字已不能连续写下来,而是一个字写一张纸那样写下来的。该著把历史的分析和美学的评价结合起来,不以文学外部的作家生平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来研究作家,而是以作家对现实主义的探索和实践、作家独特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发展为线索,注重对作品本身审美体验的把握,注重文学自身审美维度的研究。这种开创性的研究,把微观局部、考证体验和实在本体的定位研究与宏观整体、思理论说和关系本体的阐释探讨较好地结合起来,对后来的作家专题研究和创作论研究产生了示范性的影响。
　　他的《中国现代文坛的“双子星座”——鲁迅、郭沫若暨新文学主潮》是新潮视野在开拓中交融的产物。随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各种新潮理论的引进和运用以及大文学史观的提出,他的史与论的研究视野进一步开阔,开始由体验性研究向体系性研究、微观局部研究向宏观整体性研究、单学科研究向多学科研究的方向发展。收集在《中国现代文坛的“双子星座”——鲁迅、郭沫若暨新文学主潮》中的论文都属于这一类,显示出他在研究上的别开生面,即在文学观念上,重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共生交融,重视由此引发出的文艺学研究的新视角;在人的哲学范畴中,打破谈“人”色变的禁区,充分重视人的主体性;在学术的多维视野中,注意到了多学科的复合视角。
　　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黄曼君先生在“现代性”的总命题下,开始从事整体研究的大叙事探讨,他的《现代化视野中的中国20世纪文学》等论文和主编的《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毛泽东文艺思想与中国文艺实践》、《中国现代文学流派》等著作就体现了这一时期的特点。这些论文论著,从世纪性精神文化的高度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论进行思考和建构,突出诗性、诗学、文化,注重“诗、思、史”的关系和结构,在不回避革命性问题的同时,对革命性在文学现代化中的作用进行了比较新颖的、充分的肯定性的阐述。这是他学术上的又一个跃进。
　　20世纪中国新文学研究不仅存在着革命化、现代化与审美个性化等多种范式,而且还存在着研究范式的转换,黄曼君先生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研究领域的特点,在注重实证体验的同时,也注意思想理论的概括,注意研究范式和范式的转换。他把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收集在《新文学传统与经典阐释》一书中。该书站在世纪的高度,不仅回顾20世纪文学的风云变幻,而且着眼于新的世纪,跟踪与把握跨世纪诗神的腾挪变幻。他运用文本的历史品格与历史的文本功能相统一的分析方法,以文学的现代化或现代性为核心,以新文学传统和新文学经典阐释为线索,将历史品格与历史进程、文本的历史化与历史的文本化统一在丰富复杂的共同体之中,将理性与感性、思与诗、文化与文学、科学与诗性结合起来,达到了研究中的诗性把握。论著一问世,就立即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文学评论》发表了专门评论给予了高度评价。
　　有人说,黄曼君先生是中国20世纪的最后一个浪漫主义者。此话虽有些夸张,倒也有几分真实。他是典型的性情中人,烂漫天真,具有名士风度。进入老年,除了学术研究之外,他的诗歌创作热情倍增,每每有新作见诸报刊。至于创作的一些长诗,他是不轻易给人看的,往往只在熟人和朋友之中欣赏欣赏,几十行甚至上百行的诗他都能在席间即兴吟诵,是那样投入和忘我,仿佛诗性成了他的生活,生活就是他的诗性。倘若参加晚会或宴会,在兴致高昂地唱上两首流行歌曲之后,定会朗诵一首即兴创作的诗歌。只要他一上台,会场上的气氛自然就会热闹许多。近几年,他还喜欢在校园里对着旷野,高唱《叫我如何不想她》、《天堂》和京剧《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他说:“吊上嗓子,在高音区中跑一趟,整天都精神些。”
　　黄曼君先生放松时,非常活跃,可工作起来却能全身心地投入。生活中,他的笑话不仅很多,而且广为流传。诸如每次出差因怕掉物品而由夫人陈老师开具清单,有时回来,总会掉件把东西,而且居然把清单也给掉了;出门坐市内公交均需陈老师准备不多不少的零钱分别放置左右口袋,以作上车和转车之用,等等。有时候,黄曼君先生的弟子和一些晚生还能当着他和夫人的面讲上几个他的“故事”,讲起来是那样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听到这些善意的“故事”,夫人陈老师笑而不语,而黄曼君先生总要平和地说上一句“有虚构成分”。短短一句争辩的话,分明也蕴涵了一种旷达、宽容和随和。
　　与诗性的生活不同,黄曼君先生对教学极为认真,以至于把课堂看得非常神圣。每次上课,他都要重新写讲义、背讲稿。平日里他穿着随意,每到上课的时候却讲究起来,临出门还要对着镜子照一照。一上讲台,他就精神焕发,神采飞扬,激情四射,如入无我之境,他的激情和才学深深地感染着那些莘莘学子,仿佛将他们带入了知识与审美交融的诗学殿堂。由于他的教学效果好,便招致了不少学生的崇拜,以至个别“好事者”还偷偷摹仿他讲课的样子:抑扬顿挫的声调,凝视前方的叉腰,用指尖顶顶鼻梁上的眼镜……一招一势,惟妙惟肖。对此,黄曼君先生却一无所知。而新一代的崇拜者一改“偷偷”为“直白”,有的直接给他发短信,诸如“您的课真精彩”、“您好可亲好可爱”;有的则干脆一下课就围着他叫“我是您的粉丝!”、“我是您的黄瓜!”。他不仅重视课堂教学,而且还多从理论上加以总结——“以美引真臻于善”。仅此,他便获得了首届全国普通高校教学成果优秀奖。作为国家级精品课程的负责人,他喜欢学生,喜欢课堂,喜欢教学。他对学生平等相待,与学生打成一片——唱歌跳舞、吟诗论学,随和而洒脱;而在学业上他又严格要求,有时为了毕业论文把研究生批评得直掉眼泪。对那些“隐性课程”,他也是毫不含糊。有一次,一位研究生到他家谈完事情,他正好要出门散步,临出门时他的夫人要他顺便带一袋垃圾下去。这位学生见状欲伸手相接,黄曼君先生却非常严肃地说:“你做不得!这是家事,不是你该做的事情,我自己来。”
　　一个学术精英自然有他的许多特别之处,他成长的每一个阶段和某些非正式的过程都凝聚着人文精神的内涵,而学术精英又把这种受益无穷的人文精神传递到他们的后继者身上,对学校和学生形成多方面的影响。黄曼君先生就是这样一个有着浓厚人文主义情结的学者,他的人文精神几乎成为了学校的一道风景。同时,他又是一个把教学和学术看得至高无上的人,他曾总结说:“文学教育与研究中,以诗性为核心,做到诗、思、史的交融与结合,并化为一种生命存在方式,方能永葆学术青春。”这种生存方式仿佛就是他生命的写照。他的这种生命存在的方式,不仅仅属于他,而且也属于别人,因为它已经熔铸到了大学精神之中,成为一种学养,滋润着学术的进步、学校的发展和一代又一代学人的成长。
　　
　　董中锋,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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