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视野,或期待视域,指接受者由先在的人生经验和审美经验转化而来的关于艺术作品形式和内容的定向性心理结构图式。一般有两种基本形态,一是在既往的审美经验基础上形成的较为狭隘的文学期待视域,二是在既往的生活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更为广阔的生活期待视域。这里,如果将《闯关东》大气磅礴,荡气回肠的美学效果看作外在的形式美感,使观众的“文体期待”得以满足,那么,其内在的生动情感,以及鲜活的艺术表现,拨动的则是观众生活经验上形成的期待意蕴。
鲜儿·传文·那文
谭鲜儿,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在该剧中,如果说编剧在朱开山身上赋予的是“闯”性在男子汉身上的彰显,那么鲜儿无疑是女性角色的承载者;如果说朱开山所引导的人物线索叙述构成的是叙述主线,那么鲜儿勾勒出的将是一条形影不离的情感线条。她与传文、传武、那文、秀儿之间命运的多维交织,为观众期待视野的天空架设起一道道色彩绚烂的彩虹,编制成独特的、深刻的、感人肺腑的人生大情网,其地位无疑是情感主角。
剧目开篇,一担小米映衬下的喜庆,在这灾年最终因其弥足珍贵而招来被抢的命运,而真正掠走的是鲜儿与传文的姻缘,它拉开了鲜儿悲苦人生的序幕,也同时预设着观众对鲜儿传文再度喜结良缘的“公共期待视域”,而且,剧作随后的系列悬念叙述无疑增加了观众期待的强度。之后,鲜儿自家里逃出,跟传文闯关东,中途为搭救患病的传文,被迫做了人家的童养媳,等从这家逃出来,为寻找传文方便,进了一个戏班,她为了保全戏班却遭到恶霸陈五爷的糟蹋,辛亥革命之际,又颠沛流离到了关东,那文处于对鲜儿的同情及对其歌声的赞赏,将鲜儿收作丫鬟,当那文要带鲜儿一同去三江元宝镇舅舅家寻找婆家时,观众算是舒了一口气,以为鲜儿必将会与传文相遇,一对有情人将终成眷属,但,剧情的走势最终还是让观众期待视野再次受挫,即鲜儿最后与传文的相遇则被排挤在传文与那文的婚礼上。鲜儿很痛苦,对传文说“咱俩的缘分早就断了”,要他好好的珍惜那文。虽然,传文曾向爹请示要将那文休了,自己还想娶鲜儿,而仁义的朱开山不愿越过这个理。
固然,传文与那文随后的感情融洽,婚姻幸福,其背后渗透的是难以言说的人生悲凉,他们的美满引得观众更加揪心,他们的美满让我们更深入地去思考其中的真谛,让观众的判断一次次遭遇期待的失望,失望之后又不得不去承认其生活原本的层面。在这里,新的视野变化,挫败了观众的既往电视剧审美经验,却使观众得到了生活经验认知上的“视界交融”。或许,在另一个时空,我们可以遇到另一个他(她),甚至可以过得幸福,只是幸福而外,要割舍的是原本内心深处的那份归属。
鲜儿·传武·秀儿
人的情感框架,有时加上一道人为规则里的栅栏,能使秩序变得更加混乱和尴尬。传文为鲜儿买双袜子,可以使弟弟传武愤然而去。传武与外秀内美的秀儿成婚,洞房花烛夜的前部分叙述,制造给观众的是传武当与秀儿终此一生的假象,而在洞房花烛夜的后部分叙述里,发生的是传武与鲜儿的私奔。在“仁”与“情”之间,做父亲的朱开山虽然选择了“仁”,儿女们却坚守一个“情”字,无疑包涵了人本性中某些原始成分的因素,这里,人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之间的价值取向给观众留下了想象的空间。而且,秀儿对传武的痴,传武对鲜儿的痴,使他们的情感交流深受单向矢志不渝的煎熬,这种视觉上的情感冲击,似乎又是对现实生活中某种痴情的反驳,如果是,不正是对观众内心潜在的对爱情的“期待意蕴”的满足吗?
“差半步就是叔嫂关系”,这是朱开山在鲜儿与传武的婚事上说的。历经重重磨难,当鲜儿最终冲破世俗,接受传文的弟弟传武时,传武却不幸中枪落水,鲜儿也为此投河,她被救之后,巧遇土匪头子镇三江,就在山上做了土匪,随后,遇到中枪未死从军并要上山剿匪的传武,鲜儿与传武终于团聚,然而,好景不长,在抵抗日军进攻哈尔滨的战斗中,传武英勇战死,鲜儿,再次遭受失夫之痛,观众也没能期待到最终的大团圆结局。
这时,观众会容易将鲜儿的人生坎坷归之于“命”,或者是“命”字在婚姻中的具体化——缘。在传文与那文结婚时,鲜儿说:“我就是认命,我就没有和传文作夫妻的命!”;在传武与秀儿结婚当日,鲜儿也向师傅哭诉人生境遇后说:“师傅,我早就认命了”。在这一问题上,究竟如何认知?社会的,文化的,时代的,还是其他,剧作提供的思维空间较大,每一个观众都有话要说,可又难以言说得很地道。
传文·传武·传杰
在传统的“三兄弟”故事模式中,老大通常是老实、浑厚、听话的,老三要比老二来得灵性些,这三个人中一般会有一个人参加革命,外出不在家,也有一个可能会变节,等等。在《闯关东》中,三兄弟的性格塑造同样部分的延续了这种模式,老大朱传文,憨厚,老实,老二朱传武,勇猛、果敢,三儿朱传杰最显灵性,聪颖过人。在爱情上,如果说传文和传武走的是一文一武之道,构成性格的两极,那么传杰的性格设置便是这两个极端的调和。
三人的情感格局,如前所述,也使观众期待受损。传文传武的性格以及在很大程度上由此招致的婚姻轨迹是完全两相对调,互为映衬的。传武性格中包含一种更为直接的东西,敢恨敢爱,恨就恨之入骨,爱则爱的死去活来。对鲜儿的执着,对秀儿的不理,与传文那文两情相悦的甜甜美美是截然不同的。如果将鲜儿的归属是由于传文的文弱,才最终产生跟定传武,那么秀儿的归属则是由于传武的英武,最后只得与一郎结缘。朱传杰从商道的诚信到计谋,从仁义到诡道,从他身上可以看到“杰”的身影。与玉书的爱情及婚姻生活,他们从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到洞房花烛,如胶似漆的夫妻生活,是编剧有意无意给予了折中定义,甚至是对生活乃至理想化的认同。
这样就构成了三类完全不同的情感叙述风格,这三类风格,折射出生活原有的某些原定因素,同时,几乎囊括了生活中感情婚姻生活不可或缺的成分,即蕴藏着丰富的供“视野融合”的生活素材。
总之,《闯关东》铮铮铁骨下的爱情波澜,让观众获得的是一种新的情感视野,而且总与之形成不同期待刺激。姚斯认为,一部文学作品在其出现的历史时刻,对他的第一读者的期待视野是满足、超越、失望或反驳,这种方法明显地提供了一个决定其审美价值的尺度。因此,《闯关东》的剧作走向在当前电视剧叙述的模式中寻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点,使得观众的期待视野与作品间的距离,熟识的先在审美经验与新作品接受所需求的“视野的变化”之间的距离,拉得非常有火候。
参考文献:
[1]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2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2]周星,《大历史与人性命运的混融交织——电视剧<闯关东>的魅力》,《当代电视》,2008年第三期。
李林展,男,湖南科技大学文学系教授;秦洪亮,男,湖南科技大学文学系2008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