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以后,《青春之歌》的中心问题得到确认,有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道路(“成长史”)问题被着重提出。批评家们讨论到林道静形象时,认为林道静的“成长”指认着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引领下,经历艰苦的思想改造,从个人主义到达集体主义,从个人英雄式的幻想,到参加阶级解放的集体斗争——也即个体生命只有融合、投入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革命中去,他的生命的价值才可能得到证明。”(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7页)本文引入社会心理学,分析林道静自我角色和社会角色的实现历程,通过林道静作为独立的个体在社会中的角色实现,补充《青春之歌》的现实意义。
　　
　　一.林道静自我角色的实现
　　
　　(一)反抗精神的展现
　　“《青春之歌》从社会革命的角度出发把家庭作为社会权利结构和政治秩序的缩影来重构。”(颜敏:从自我危机到本体安全,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林道静的出身,即地主家庭的环境和下层农民母亲的双重身份决定了她性格的多重性。在家庭中,林道静是一个挨打挨骂的角色,还受到弟弟的欺负,但“她从来不哭”,“咬紧牙关,顽强地准备着一切痛苦的袭来”,终于“小狗似的活下来了”。幼小的林道静心理上便已经懂得了忍辱负重和坚强,而且深知自己的势单力薄,她内心里从未放弃过厌恶与仇恨,与其说她在等待时机,毋宁说她在等待成长。
　　学校教育给了林道静一个跳出笼子的机会,同时,使得她在各方面得到良好发展。在学校所在的自由天地中,林道静有了喜好和憧憬,内心从淡漠变得热情起来。杨沫给故事设定的背景是1931年,“这个时期的社会政治风云和事变,构成人物生活道路选择的决定性因素。”(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6页)
　　出身的双重性和时代背景下学校社会培养了林道静追求自由和美好的个性,也塑造了她的个人气质和魅力。在得知养母徐凤英想把她作为摇钱树嫁给胡梦安之后,其时又从王妈口中知道了生母惨死的实情,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怨恨离家出走了。显然,这是受了五四运动和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之后,她的反抗便由内心走向外化。
　　外化的反抗中“逃”是她的主要方式。她从封建家庭的牢笼中逃出,是内心积压已久的愤怒与仇恨的爆发,因此显得比较“彻底”,不会沦为娜拉的“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她与余永泽恋爱后的通信中写道“我受不了这些污辱,我又想逃”,于是,“还没等到放寒假,就像她从北平逃来北戴河一样,她又悄然从北戴河逃回了北平。”在她意识到与余永泽思想的分歧后,她又逃出了“那间给了她幸福又使他无限痛苦的公寓房间”。她走上了现代女性“家庭——社会——国家”的解放之路,并证明了其合理性。在从事革命工作后,她也不断逃脱反动敌人的追捕和迫害,这样的“逃”是革命斗争中积极的反抗。
　　林道静的“逃”,有时候也是出于她的脆弱,显示出无力的退缩。例如在北戴河附近遇见一对凄惨的母子时,她只能满怀同情与愧疚,“心慌意乱、急急忙忙地跑回了杨庄”。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她发现了自己的无力和软弱,只能“逃走”。更为典型的是,她在遭受初入人世的打击后,心灰意冷,起了死意,希望以此逃离可怕的现实世界。
　　人格的塑造主要是在童年的家庭环境中,林道静追求自由的反抗精神、追求独立的人格便是如此。她的人格个性在她成为革命者中与她所处的社会角色逐步达成一致、统一为一体。可以说,林道静“扮演”了革命者角色,反过来,革命者角色的行为要求对她的个性人格形成也产生了毋庸置疑的影响。
　　(二)角色期待中自我价值的实现
　　林道静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学生时代;第二,漂泊时期;第三,革命时期。值得一提的是漂泊时期,林道静陷入了一种悲天悯人和郁郁寡欢的情绪中。她对未来与自己不抱希望,其间有过自杀的念头,和余永泽的初恋也没有能够冲淡她内心的阴暗感觉。作者此时着力表现林道静内心的麻木、衰颓,更多的是为了说明此时的她还处于迷茫状态,为后文埋下伏笔。究其原因,林道静的阴暗与苦闷来自她“不愿马马虎虎地活着”,但又不得不如此。她对生活有一种追求,“我常想起高尔基的一句话:‘最光荣伟大的职务就是在世界上做一个人。’为了保持人的尊严,我不愿马马虎虎地活在世上。”
　　米德的人际交流理论中认为自我是由“主我”与“客我”共同构成的,他人的态度构成了有组织的“客我”,然后有机体作为一个“主我”对之作出反应。以此看林道静这一人物,在她的内心,存在一个有组织的“客我”,“客我”所代表的价值观——“做一个独立的有尊严的人”(即现代女性的个性人格)受她所信仰,此时“主我”对此作出反应——认同、信仰并作出相应于该价值观的准备,这使得林道静虽然陷于阴郁但还有走出去的可能。林道静的这一价值观使她清醒认识到自己与余永泽的爱情束缚了自我价值的实现。她在努力改变现状,想改变在小公寓中不独立的自我,可是在外求职的碰壁、受辱又逼回了她,这一切使她更加苦闷。卢嘉川及爱国青年集会,引发了林道静更深的自我反思与对出路的思索,她认为他们寻找祖国出路的热情是在“引人过真正的生活”。对共产主义渐渐形成的向往使她走向了与余永泽完全不同的道路,她的选择离开更多是对自我价值的追求。革命者的林道静受两大方面影响:“过真正生活”的价值观和“像火一样”的性格。她的心中装着“覆巢之下安得完卵”的思想,但革命事业在集体无意识状态中,也成为实现独立人格的出路,她为革命斗争为国家争取出路,也是为自己寻找出路。
　　
　　二.林道静社会角色的实现
　　
　　米德认为人具有自我意识、自我反省的能力,但群体现象又是建立在人际关系基础之上,甚至在个人心态行为之前而存在的。在自我中,“客我”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群体的成员,并因而代表着该群体的价值观,代表着该群体使之成为可能的那种经验,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价值观是最重要的价值观。“主我”的反应包括适应性变化,不过适应性变化不仅影响自我而且影响帮助构成自我的社会环境。
　　林道静社会角色的实现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客我”代表的价值观的实现,相应的,这刺激了她“主我”的价值观实现,从而影响其自我及所在群体。《青春之歌》为林道静社会角色实现设定的社会群体——共产党所建立起的抗日民族战线。林道静社会角色定型于她进入革命之时,在卢嘉川、江华、林红等典型的优秀共产党员影响下,她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杨沫创作《青春之歌》的深在动力,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逃避过去的束缚和敞开未来的机遇,确立合理稳定的自我认同感,并且能在人的存在意义上与他人沟通,从而获得个人的本体安全。”(颜敏:从自我危机到本体安全,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第21-28页)用社会心理学分析,林道静的成长历程中有两种团体,一种是心理团体,一种是具体存在的团体。林道静与余永泽组成小家庭时,基于一定的依耐性、相似性组成一个团体,余永泽男权思想对林道静的束缚造成了她归属感不强致使小家庭最终瓦解,林道静自我期待与现实中的家庭主妇角色形成落差也把她推到了一个“绝路”上去。第二个团体(共产党所代表的革命战线)更具吸引力,确切来说,林道静的自我价值能在其中实现,她的个体态度在向其靠拢时,也逐步与个体内在的价值观系统整合为一。林道静从最初接触到加入共产党,作为社会实体的共产党所代表的革命战线满足了她的各种心理需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归属需要;(2)自我认同和自尊需要:林道静个人价值和立场的实现;(3)证实和建立社会现实性需要:共产主义建立的革命开展方式等的观念和要求;(4)感到安全和相互支持以控制焦虑、减少不确定性的需要:革命者们及其生活方式在林道静的心中构成了一个心理实体,让她感到安全和相互支持,减少了其内心长久的焦虑、迷茫、阴郁和对人生的不确定;(5)团体对其成员起着问题解决者的作用:林道静的几个革命导师。
　　林道静自我角色和社会角色在她成长的三大阶段中实现,并真正融合,达到了“主我”与“客我”的统一。这一历程反映着她的“成长史”,角色实现和“成长史”两者进行着相互的隐喻和影响。如果说林道静是杨沫为了符合当时的主流而进行的“重构”,是书写的一个从个人主义到达集体主义的案例典型,未免轻视了《青春之歌》文本的现实性。《青春之歌》从革命、政治、文化、爱情几大方面叙事,在自我角色和社会角色的实现中,具有极大的合理性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杨沫:青春之歌[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2]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美]乔治·H·米德著,赵月瑟译:心灵、自我与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编.
　　[4]M·艾森克主编,阎巩固译:心理学——一条整合的途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颜敏:从自我危机到本体安全.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杨淋麟,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

• 杨淋麟： 读书的滋味　/　语文教学与研究(读写天地) 2012年第3期
• 杨淋麟： 试论林道静的角色实现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0年第1期
• 杨淋麟： 《登高》首联细读　/　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 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