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生存困境分析马超魏超文学教育下半月2010年第1期语文PLUS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0年第1期 ID: 156441

陶渊明生存困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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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生存困境分析

◇ 马超魏超

　　东晋孝武帝十八年(393年)至安帝义熙元年(405年),陶渊明历经十三载仕隐交替的生涯,从此征召不就,没身未仕。
　　乍看来,陶渊明自始至终无意于仕宦。《归园田居》其一中他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暗示他归隐山林正是夙愿。而对自己出仕的事实,他托词于经济上的贫穷:“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饮酒》第十九);“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但事实上,陶渊明出仕前的家境并未不堪到赤贫的地步。作为东晋开国大司马陶侃的后裔,他的家庭固然没落下来,但他仍然受过读书、弹琴的教育;并且他尚有“园田居”、“闲居”、“南村”、“栗里”等多处别业,至少属于小地主阶层。应该说,诗人的仕宦即使不排除经济上的因素,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受到儒家用世精神的影响。儒家主张用世,重视功名。陶渊明自幼受到儒家思想熏陶,他在诗文中反复谈及:“诗书敦宿好”(《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第十六首)、“师圣人之遗书”(《感士不遇赋》)。他熟读儒家经典,受到儒家用世精神的影响正是顺理成章。相反,完全无意用世的说词反而难以令人信服。试看《荣木》:“先师遗训,余岂之坠。四十无畏,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用世之意跃然纸上。又,《杂诗》第五首中,诗人写道:“猛志逸四海,褰翮思远翥。”既是素来有山林之志,“猛志”又作何解?再看《杂诗》第二首:“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诗的年代虽不可考,但志而要“骋”,显然不是闲适的隐逸之志。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诗人也有用世之意,而且看来志不在小;只是在出世与用世之间,有着极其矛盾的心态。用诗人自己的话说,“遥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杂诗》第九首)只不过,诗人最终还是选择了出世。
　　那么,是哪些因素支配着陶渊明作出最终的抉择呢?首先,在于求“真”与崇尚“自然”的思想。陶诗中多次提到“真”。如《劝农》:“傲然自足,抱朴含真”;《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饮酒》第十二:“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感士不遇赋》序:“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揣摩例文,可以看出,陶渊明的“真”与“智巧”、“大伪”相对;与“朴”(本义原木)、“自然”的核心内涵契合。关于“自然”,试看《归去来兮辞》:“质性自然”;《形影神序》:“神辩自然以释之”;《归园田居》其一:“久在攀笼里,复得返自然”。体味这里的“自然”,均指无雕琢、无伪饰、顺情应性的本真状态。《老子》说:“见素抱朴”(19章)、“道法自然”(25章);《庄子·应帝王》:“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老庄都以本真自然为至高之境。陶渊明的崇“真”尚“自然”的思想,显然承续于老庄。因此,他强烈地感到了仕宦生涯对个性的矫厉。在《归去来兮辞》序中他说:“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深愧平生之志”;并最终“敛裳宵逝”,“自免去职”。
　　当然,陶渊明的归隐也不乏其他原因。他所处的晋宋易代之际,动乱纷争,世途险恶。《感士不遇赋》中的“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鱼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在归耕”,透露出诗人惧祸避世的心理。此外,当时盛行的隐逸流风无疑也从外在引导着他的行为。总之,由于诸种原因,陶渊明出世的思想最终战胜入世的思想,彻底地当了隐士。
　　但是诗人退隐出世之后,生活是否就如理想中的美好呢?的确,诗人也一度对自己的归隐生活感到高度的惬意与满足。在《归园田居》、《和郭主薄》等诗中,他欣然歌咏了脱离世俗樊笼、“复得返自然”的怡然自足。而景况并非总是乐观。《怨诗·楚调示邓治中庞主薄》:“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有会而作》:“嗟来何足吝,徒没空自遗。”《乞食》:“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扣门拙言辞。”虽然高举“固穷守节”的旗帜,事实上,他求乞于人,苟存其身,已经无从保有隐逸诗人的高蹈与飘逸。临终前的《自祭文》中,诗人的对自己的人生境遇分外沉痛,他悲凉地感叹:“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可见,诗人孜孜以求的“真”与“自然”的生存理想,并未在隐逸的人生抉择中真正实现。
　　
　　马超,教师,现居湖南华容;魏超,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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