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甫的乡村小说为中原乡村描绘出了一幅幅忠实生动的时代剪影。守望理想家园，批判传统痼疾，瞻望未来，在复杂的情感批判中表现出当代性的特征。本文主要从双重批判与矛盾心结、城市的罪恶与人性的扭曲、乡土的眷恋与理想家园的破灭三方面，阐释李佩甫小说的当代性。
　　当代性这一概念最初由别林斯基提出，他说：“在构成真正诗人的许多必要条件中，当代性应居其一。”在这里，简单论述一下当代性与现代性的区别。著名学者樊星认为：“现代性”主要强调的是“民主”、“科学”与“个性”；而当代性则在这些主题之外，还多了一层世纪末的惶惑、焦灼与感慨，在创作方法上，将各种主义熔于一炉，呈现复杂多变的特点。李庆西认为，“当代性”包含两方面的内容：首先，他要求正确把握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审美关系；其次，在文学发展的自身的内在关系上也要求有所扬弃和创新，并且两种关系犹如直角坐标上的两根轴线，共同规定着当代性的艺术边界。[1]通过以上对现代性与当代性的认识，笔者认为当代性指的是作家在作品中所呈现的一种当下的生活状态，即作家与现实的一种关系，对现实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以及采取何种创作方法来反映当下的现实。当代性在乡村小说中则表现在作家对封闭、落后、愚昧的乡村，进行无情地批判；同时对城市文明罪恶的厌恶，又使得作家逃离混沌、污浊的城市，到乡村寻找心灵的寄托，寻找精神的家园，但城市文明的罪恶已经延伸到贫穷、落后的乡村，因此，作家表现出无奈又批判的矛盾心结。河南作家李佩甫的乡村小说就很好地诠释了这一当代性的特征。
　　在某种程度上说，李佩甫是一位完全的乡村作家，他所书写的乡村、农民、山水等，无不展现着乡村特有的美。故乡记忆中会跑的桐树，“二姐”送葬队伍中盘旋的黑蜻蜓，富有神秘色彩的香姑坟……无不充满着浓浓的乡村气息。从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如李治国、二姐、刘汉香等人物身上，可以看出作家浓浓的乡土情感，并且对像李治国这样沦为政治权利的奴仆，抛弃精神家园的人物，怀有“忧愤的，有时甚至有点愠怒的眼光”[2]的批判又惋惜的济世情怀。有位作家说，李佩甫是描写中原土地的高手，他把中原土地讲述得最为透彻。
　　一、双重批判与矛盾心结
　　李佩甫一直倾心地书写着心中的理想家园，但心中的家园和现实中的乡村又有许多相悖之处，所以他在作品中不仅表达出了对美好乡村的眷恋，也对城市的罪恶，城市对人性的扭曲以及乡村中落后、愚昧的一面，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显然，他的心中充满了矛盾。在《无边无际的早晨》中，李治国，这个可怜的孤儿，失去了双亲，但却得到了更多的父亲、母亲的爱；他是吃着百家奶穿着百家衣长大的，并且在乡人的帮助下，一步步地走出李家庄，成为城里人的。三叔这位李家庄的党员，对李治国的关怀可谓无微不至，可以说没有朴实正直的三叔，就没有李治国，三叔把李治国的“贼”性泯灭，把李治国送进公社当通讯员，在李治国的婚宴上，还代表乡人送来了红枣、花生、棉籽。乡人的朴实和善良像“秋叶的天宇十分阔大，像从田野上刮过来的凉凉的风，沁着醉人的泥土气息”，这种无边无际的乡情，弥漫在人的周围，让人感到人世的温馨与美好。但看看这位从农村出来的孤儿，是如何对待养他的父老乡亲的，是如何对待把他一手培养起来的三叔的。在计划生育行动中，李治国厉声说：“老三，看什么脸面，谁的脸面也不看！”这时的“三叔哑了，三叔没想到治国会熊他，就木木的蹲下来，再也不说话了。”在修建公路的事件中，李治国又是拿三叔开刀，他又一次厉声喊道：“李满仓——！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三叔被响亮的“李满仓”三个字打懵了，他一时满脸通红，手足失措……缩缩地往后退着……在这两个事件中，李治国“背叛”着三叔，“背叛”着所有乡人的情谊，扮成了冷酷无情的官僚。作家在批判李治国的无情无义时，心中对他又充满着无奈与同情，他对李治国的大段大段的心理描写，正是他内心矛盾情感的表现。在搞完计划生育后，他的良心受到责问与拷打，“乡亲们待你恩重如山，你怎么能下得手哪？”“你没有私欲么？你有。”“在你内心深处藏着恐惧，对乡人欠债的恐惧。”“良心哪，良心……好好工作吧……你的无情还可以得到宽恕，不然……”李治国受到良心的谴责，内心无比的痛苦，这说明他还没有忘记乡人、乡情，还没有完全成为城市的俘虏。在李治国的身上，更多的表现的是人生进退两难的困境，所以作者才表现出矛盾的心结。而作者的矛盾的情感与批判，正是作者对生活的态度，这也正是当代性的一个重要的表现。
　　李佩甫一方面对淳朴的乡村、浓浓的乡情，表现出依依的眷恋，另一方面，对乡村中的愚昧、无知、封闭、落后，又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意识。短篇小说《连环套》，讲述的就是因为乡民的愚昧、无知，造成“连环套”悲剧的故事。朵在出生之前，命运就已经为她准备好了人生之环。朵的爹是呆子，朵的哥哥和爹一模一样，但朵不是呆子，朵为了给傻哥娶妻，嫁给了呆子，朵生了一个呆儿，傻哥哥的女人也生了一个呆儿，悲剧就这样像环一样扣着，永远也解不开。小说的结尾，意味深长，作者对乡村人民的愚昧、无知，深表厌恶，一方面表现出强烈的批判，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深深的无奈，从作者的双重批判态度中可以感受到作者矛盾复杂的心态。
　　二、城市的罪恶与人性的扭曲
　　九十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与现代转型的背景下，生活于乡土中国的农民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背离乡土、挺进城市的行为选择与心路历程更是成为了一种亚主流叙述。”[3]由此，作家再也不可能一直固守自己的精神家园，此时的乡村已经被城市的文明慢慢地吞噬。作家的视野也转向了城市文明对农村的破坏，对乡村淳朴人性扭曲的探讨。李佩甫的《城的灯》就是这样一部长篇力作。由于中国城乡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文明富裕的城市诱惑乡下人进城，乡下人离开那贫穷的一方土地，挺进城市；但文明的城市下，却潜藏着深深的罪恶，慢慢地吞噬着乡人的灵魂，直至人性的扭曲，蜕变成城里人。可悲的是，他们作为城里人的身份得到了认可，而内心却无法真正融入城市，成为远离乡村漂浮在城里的一个游魂。《城的灯》中的主人公冯家昌，就是“逃离”乡村，进军城市的乡下人的典型代表，他在情感的漩涡里挣扎，在权力的争斗中突围，最终却失去了自我，变成了一个游荡于城市的孤魂。
　　冯家昌，是穷苦农家的孩子，在被廖副参谋长提拔前，淳朴、善良的本性还是深深地根植于自己的内心的，时刻清楚自己的人生轨迹。人生目标，为此常常付出“痛”的巨大代价。但这时的他是乐观的、豁达的，心是明亮的，身体的痛根本不算什么。六岁时，带给他的是“精神上的早熟”。九岁时，他开始行使家中的外交权力，驴粪蛋事件，使他认识到“有时候，日子是很痛的”。十二岁时，母亲得了噎食症去世，临终前对冯家昌说：“钢蛋呀，你是老大，你可要支事呀！”从此，母亲的临终遗言成了他家族的使命。冯家昌的少年时期，本应是充满欢声笑语的岁月，但他却承担了本不属于他的重担，还要承受乡邻的鄙视、同伴的欺凌、生存的困境等，但这些困难却练就了他坚韧、乐观、坚强的品格。十六岁那年的送鞋事件，为冯家昌进军城市埋下了伏笔，是他人性扭曲的开始，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认为那是一个耻辱。”但是，刘汉香的脸却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那脸就像水盆里的月光”，挥之不去。谷垛之夜，他因祸得福，当上了特种兵，开始了艰苦漫长的部队生涯。在部队中，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穿上“四个兜”，娶刘汉香为妻。为了这个信念，在部队里就要能吃苦，清晨早起，写黑板报，打扫厕所，自愿做连队的报导员，以及野外拉链背九杆枪，所有这些都为了一个目的：提干。但是提干的指标却没有他，他灰心了，这时，家里来信了，看着信，他觉得背上很沉，是啊，“无论如何，他得先把自己‘日弄’出去，然后……”家里的信，使他内心起了波澜，想起了自己身上的重担，最初的信念开始动摇，人性的恶花已经在体内慢慢生长。就在这时，冯家昌从胡营长那里又学到了一个绝招“交心”，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被廖副参谋长看重，提拔，离开部队，正式进入城市的大门，开始了他的人性扭曲之路。和家庭有背景的城里人李冬冬约会时，冯家昌可谓是绞尽脑汁，费尽心思，最终如愿以偿，成为了城里人。他背叛了献身于他、替他照顾老人、抚养兄弟的刘汉香，往日的情谊已经完全没有，有的只是可以偿还的“债”。城市的罪恶，已经把善良的乡民，变成了失去人性的罪人。作者对冯家昌的情感显然是批判的，批判城市的罪恶，同情刘汉香的遭遇，渴望建立理想的家园。小说的当代性很明显，作者的创作态度常常是矛盾的：有批判，有不忍；有痛恨，也有同情。
　　三、乡土的眷恋与理想家园的破灭
　　李佩甫说：“土地是很宽厚的，给人吃、给人住、给人践踏，承担生命，同时又承担死亡。土地是很沉默的，从未抗拒过人的暴力，却一次一次地给人儆戒。”[4]李佩甫一如既往地执著于乡村小说的创作，不懈地寻觅自己的理想家园，一次一次地完成心灵的精神返乡。他向往犹如《红蚂蚱绿蚂蚱》、《邨魂》中那块童稚天真、其乐融融的土地，更神往香姑营造的花镇遍布的乡村大地。从李佩甫的乡村小说中，可以窥见其心灵深处挥之不去的乡土眷念。李佩甫说：“我一直在研究‘土壤’。‘平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也是我的写作领地。在一些时间里我的写作方向一直着力于‘人与土地’的对话。”[5]李佩甫一往情深地讴歌乡村，赞美淳朴善良、勤劳顽强的乡民。同时，他也深深地感知乡村浓厚封建文化的劣性，痛心城市文明对人性的扭曲，希冀建立理想的精神家园，但工业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进程，使得这一理想成为了乌托邦。
　　《城的灯》中，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完美的乡村女性形象——刘汉香。刘汉香是村支书的女儿，是村里的一枝花。她与冯家昌初会谷垛，被父亲发现要惩罚冯家昌时，毅然保护了他，他因祸得福，当上了特种兵。冯家昌在外当兵的几年，她不顾家人的反对、乡人的鄙视，甚至不惜与家里决裂，毅然到冯家当媳妇，对冯家兄弟和他的父亲，尽心尽职，任劳任怨。但冯家昌的背叛，使她的人生命运一时间发生了无法预料的变化，她开始绝望，反思，最后决定自己的命运自己掌握。她在城里的遭遇，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她从个人情感遭际中走出来，在园艺场学习了一年，回乡当上上梁村的村长，带领村民种植果树致富。通过种植“礼仪树”，改掉了村民的偷和穷；在“鼻涕树”上挂手帕，使村民开始重新找回了美；她专心致志地培植月亮花，并最终获得了成功，要把上梁村建设成月亮镇。在作者的笔下，刘汉香是神圣的，这种神圣最终在她被谋杀时得以完成。《城的灯》就是这样一部希冀建立理想家园，但最后领导乡民建立理想家园的“圣母”刘汉香，却在自己营造的精神之园中，被残忍地杀害，月亮村的建成只能是一首乌托邦的悲歌。刘汉香作为乡村乌托邦的形象代言人，作者对她倾注了许多同情与赞美。作者对乡土的眷恋和理想家园的破灭产生的复杂情感，使得《城的灯》富有了当代性的品质。
　　当下的乡村已经置于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可能再处于封闭保守的生存状态下。李佩甫一方面继续书写乡村那片迷人的景致；另一方面又对那幅颓败、荒诞的生存景观焦虑。现实中的乡村不仅不能抵御城市文明的影响，反而连自身所滋生的愚昧、麻木、贪婪、残忍也无法消除，这说明，试图建立理想的精神家园是徒劳的，只能是一个美好的乌托邦之梦。这正是包括李佩甫在内的众多中国作家在中国现代化转型时期所普遍感受到的困惑与无奈。
　　参考文献：
　　[1]李庆西.文学的当代性[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2]曾镇南.中国乡土小说家·序[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
　　[3]段晓会，傅宗洪.城乡之间的人格路——评李佩甫的长篇小说《城的灯》[J].宜春学院学报，2010，（6）.
　　[4]李佩甫.在“瞎话儿”中长大[ J].中篇小说选刊，1989，（4）.
　　[5]李佩甫，高晓斌.“人与土地”的对话———李佩甫谈《城的灯》[N].辽宁日报，2003-06-12(C4).
　　（张晓梅 江苏 徐州师范大学中文系 22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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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晓梅： 论李佩甫90年代以来乡村小说的当代性　/　现代语文(教学研究) 2012年第1期
• 张晓梅： 英语写作中的汉语正迁移功能探微　/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