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其他文学家难以比肩的，即使在通俗文学大行其道的今天，鲁迅作品仍然散发着难以抗拒的魅力。自八十年代以来，对鲁迅其人其文的研究挖掘取得了许多新成果，可以说鲁迅的思想和作品早已融入华夏民族的深层心理体验，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谈起现代文学史，就不能避开鲁迅及其作品，鲁迅的确是中国现代的民族魂。
　　几十年来，对鲁迅先生自早年就极感兴趣并倾注了极大精力学习研究，后衍化成他早期主导思想的自然科学，学术界给予了应有的关注。林非《鲁迅与中国文化》、杨希之《鲁迅思想面面观》等专著及华岗、林辰、乔峰、林晖、苏茵、余凤高、王锦第等人分别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浙江日报》、《鲁迅研究》等刊物上的《鲁迅的自然科学功利观》、《鲁迅与动植物学》、《鲁迅论科学》、《鲁迅与自然科学》、《鲁迅先生和自然科学》等论文有所涉及。然而，这些研究有一个很大的缺憾，那就是割裂了鲁迅从“学医”到“从文”之间的联系，而这些缺失也使得“弃医从文”说显得过于武断，似乎一夜之间，鲁迅便完全遗弃了自己对自然科学的一贯热情，“弃医从文”这种说法很难令人信服。再则现代文坛，鲁迅是跨学科创作并取得斐然成就的代表性作家，其他如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丁西林、艾青等，举不胜举。研究鲁迅，无疑对观照现代文学是有帮助的。
　　那么，幻灯片事件后，鲁迅后期真的完全抛弃他所钟爱的自然科学一心从文？他对自然科学又怀着怎样的感情？自然科学的知识在他后期起着怎样的积极作用？
　　“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善于改变精神的是什么？文艺。”这句话对于理解鲁迅后期思想是极为重要的。在这里鲁迅把文艺当作“第一要著”的同时，并没有否认自然科学的整体作用的意思，只是迫于当时的形势，他认为要科技兴国，充分发挥民主精神，首先要唤醒“绝难打破的铁屋里的人们”，而文艺是最善于改变人们的精神的，鲁迅选择的是一条先人文科学后自然科学的道路，人文在先，自然科学在后。文学是过程，只有过了这个特定的时期，才能回到科技兴国的正常轨道上，从文是手段，科技兴国、科学改良才是鲁迅毕生奋斗的目标。
　　一、从鲁迅生平和创作上看，鲁迅先生从未放弃过对自然科学热爱
　　在“幻灯片”事件之后，他的购书计划仍分三类，自然科学类中主要涉及动物、植物、化学、生物、地质学等。从日本回国后，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时，他还抄录了《蜂衙小记》、《燕子春秋》、《南方草木状》、《释虫小记》、《释草小记》、《北户录》，还从《说郛》中摘录有关动植物部分成《说郛录要》，包括竹谱、笋谱、菌谱、蟹谱、何首乌等几部分。1907年，已“弃医从文”一年多的鲁迅在河南月刊上发表《科学史教篇》等五篇文章，科学方面的著作仍占较大的比例。1911年，他还“废寝忘食、锐意穷搜”辑录了一部早已失传的古籍《岭表灵异》。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在1925年前偶然发现日译本《小约翰》，一直想翻译成中文，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直至1927年入住白云楼，才得空整理，并写了长达四千字的《动植物译名小记》，对三十多种动植物名称、形状、性能以及翻译的情况作了交代，历时二十几年。另一部译作《桃色的云》译俄国诗人爱罗先珂充满丰富动植物知识的童话剧，又写了《〈桃色的云〉译者附记》、译《药用植物》等。而且他分别在1930年、1933年著《药用植物》、《蜜蜂与“蜜”》等，晚年还购买了《生物学讲座》多达140册。即使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鲁迅仍念念不忘要与其弟建人一起译法布尔的著作《昆虫记》，还送了建人显微镜、解剖刀、并与德国植物学家合著植物学教科书。他以浓墨重彩在小说和散文里宣泄着对自然科学特别是医学和进化论的热爱，有意识无意识地流露着对自然科学欣赏的态度。1918年《狂人日记》发表，这篇文章所揭示的主题和它的深刻性是同时期作家所望尘莫及的。这篇文章中，鲁迅所描写的狂人的心理和行为特征无不精确逼真，甚至经得起病理学家的推敲，带着明显的进化论色彩：“从来如此，便对吗？”、“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在另一名篇《补天》中，鲁迅更是以极大的热情宣传“进化论”，《一件小事》富含着医学知识，《朝花夕拾》里表露了他对陪伴他度过无忧童年的花草、虫鱼、鸟兽的留恋与真情。在鲁迅作品中，他大量运用了动植物学知识，用以阐明观点，论证问题，讲清道理，寄托情怀，大大提高了文章的表现力和战斗力。在弃医从文后的杂文里，他屡屡提到了东西方对于科学的不同态度，“福人用电气疗病，而被压迫者却因此受苦，丧命也”，”外国人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作爆竹敬神，外国人用罗盘航海，中国人却用它看风水，外国人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1918年的几篇“随感录”中，鲁迅主张用科学救治中国，来医治民众思想上的疾病。他还用进化论对“不相信进化论”的德国医学界泰斗维尔晓以尖锐的批判，也试图继续运用进化论的观点来说明一些社会问题，如《论秦理斋夫八事》一文驳斥了“杀人者的帮凶”对“弱者”的“诛伐”(1934年)。 《华盖集·忽然想到》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来解释“士兵最爱瞄准的是女生”等。
　　二、从鲁迅言论上可以看出后期的他对自然科学也是极为推崇的
　　他曾对建人叹道：“可看的书报实在太缺乏了，我觉得至少还应该有一种通俗的科学杂志，要浅显而且有趣，”在晚年他又说：“假如真有这一日，则和尚、道士、巫师、星相家、风水先生一一让座，就都让给了科学家，我们也不必整年的见神见鬼了。”
　　1936年4月，鲁迅在给文学青年颜黎民的信中指点他：“不要专门看文学，关于科学的书（自然是写的有趣而容易懂的）以及游记之类，也应该看到的。”、“读书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才能酿出蜜’。”“先前的文学青年，往往厌恶数学、理化、史地、生物学，以为这些都无足轻重，后来变得连常识都没有，研究文学固然不明白，自己做起文章也糊涂，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放开科学，一味钻在文学里。”
　　蔡元培在鲁迅追悼会上敬献挽联“著述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做空头文学家”。鲁迅先生临终的遗言要海婴“切莫作空头的美术家和文学家”，在这里，鲁迅以他一贯的怀疑精神，给世人留下了震聋发聩的遗言，他对自己从事文学创作的后半生表示不满，怀疑到了文学的整体功能，教诲子女不要步他后尘，言下之意，鲁迅更欣赏的是自然学科。弥留的鲁迅定是又回忆起早年的学习生活，对自然科学的留恋令人感慨。
　　我们有理由相信，鲁迅是把自然科学当作自己的终极目标毕生追求的。鲁迅是我国现代自然科学的思想启蒙者，他的战斗的一生，首先是从研究自然科学开始的，他并没有用自然科学代替一切，而是自觉把科学和社会联系起来，所谓“科学救国”不单是普及科学、应用科学，更是想用科学来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幻灯片”事件后，他拿起了继自然科学之后在战斗生涯找到的第二把武器——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奇情壮采的一页。鲁迅在文学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自然科学的修养，没有弘文学院的鲁迅、仙台医专的鲁迅，也许现代文坛就少了由鲁迅所发起的第一场冲击波。鲁迅的作品看重的是“揭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以转变国民的精神面貌，他不像林语堂、梁实秋等抒写人性和进行文化对比；也不像茅盾、巴金等热衷于反映时代剧变，写大部头的史诗性巨著；更没有像徐志摩、郁达夫那样写出舒展自如、惬意流露深层内心感受的“浪漫抒情”之作。他的文章总是着力于揭露国民的劣根性、礼教传统的不合理，以“表现得深切和格式的特别”著称，充满了“毒”质。他们的文章甚至于被人误会为“丑化中国农民”、“杂文个人攻击的成分太多”、“一味地不满于现状”。特别是思维方式，人文科学重形象思维，而自然科学重逻辑思维，鲁迅早年所接受的系统而严谨的自然科学教育无疑培养了他严密的逻辑思维，即侧重于从现象中寻找本质，从个性中抓住普遍性，由此及彼，举一反三，追求精确性，具可重复性，善于用最简短的语言表达最抽象的思维结晶。人们常常惊诧于鲁迅作品的深度和广度，尤其是杂文：短小精悍犹如匕首投枪，惊为神来之笔。别林斯基问的好：“难道作家就不需要理性的思考吗？”殊不知这正是理性思维光芒在闪烁，研究鲁迅就无法避开自然科学对鲁迅的重大影响。
　　三、结语
　　有学者感叹：“他的目光所及，几乎触及到了诸如哲学、历史学、伦理学、宗教学、经济学、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心理学、艺术学、文学等一切的精神领域”，鲁迅的这种跨学科的特质对研究现代文坛的跨学科现象是极有启发的。
　　钱理群先生在《走近鲁迅》一书中曾不无感叹地说：“我有一种预感，鲁迅研究的突破不在本专业内”。用意很明显，他倡导的是以多学科的视角观照文学，鼓励其他学科的人士参与到鲁迅乃至文学研究，并寄希望于他们。现代文坛，跨学科现象是自古以来所不曾见的，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丁西林、艾青等举不胜举，由他们推波助澜，共同形成了现代文学的高潮时期。究其原因，与中国当时所处的时代条件息息相关，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有识之士纷纷寻找出路，不同学科的青年才俊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最善于改变国民精神的文艺作为自己战斗的武器，创造了辉煌的三十年“文学盛时”。我们在庆幸有这样大批文坛巨匠出现的同时，文坛也向我们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如果只是单纯地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学和文学史，而忽略了其他学科的特性，我们真的能把握住文学史的真相？让对美术知之不多、修养极为有限的学者们去研究，真能保证他们能挖掘出足够多、足够深的内涵？能得其三昧？同样对于复调、多声部等嫁接到文学上的术语，如果仅靠想象，理解的层次显然是非常浅薄的。如此研究，只会“陷入另一铁屋之中”。
　　参考文献：
　　[1]林非.鲁迅与中国文化[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
　　[2]杨希之.鲁迅思想面面观[M].重庆出版社，2002.
　　[3]朱栋霖等.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4]彭定安.鲁迅评传[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5]袁良骏.分享鲁迅[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李万红 四川省甘孜州泸定县教育局 62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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