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行语言学的研究过程中，既要借鉴学习西方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又要继承并发扬我国传统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本文旨在分析中国的训诂学和西方的释义学的异同，浅析两者的学术命运。
　　自从西方释义学思想在上个世纪70年代传入中国以来，就陆续有人提出创建中国的释义学的问题[1]，其中最著名的是北大哲学系教授汤一介。然而，释义学作为人类一种普遍的思想方式，在中国早已被一些学者创建，西方释义学是近十几年来才引起中国语言学术界的重视的。比方说有的思想在朱子的释义学中就表现得相当系统完备了，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从“述而不作”的孔夫子开始的。很多学者已开始运用西方释义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去研析中国本土的学科问题，如哲学、社会学、美学和文学艺术等，出现了大量著作和研究文献。因此，我们迎接的挑战不是创建中国的释义学，而是如何恢复中国的释义学、如何发展它，将其从沉睡中唤醒，我们要对中国自己的训诂学有个清楚的定位和认识。
　　一、西方释义学
　　解释学，又称诠释学（hermeneutics），它的词根“hermes”源于古希腊语（ἑρμήνευω)，其意为 “神之消息”，这是从希腊神话中诸神的信使赫尔墨斯（Hermes）的名字而来，传说他是专门向人们传递诸神信息的信使。在柏拉图时期，诠释学和占卜学同属一类，人们已把如何使隐晦的神意转换为可理解的语言的研究看作一门学问。“释义学”早在人类蒙昧的远古时期就围绕着如何理解神话、占卜、寓言故事涵义的话题展开了。
　　关于解释学的最早研究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它有两个源头：古希腊的语言学传统和中世纪后期的圣经注释学。它产生于人的历史性局限所造成的理解困境，即理解者与理解对象处于不同的时代所必然产生的理解困难。古希腊悠久的语言学是从亚历山大时期学者们开始释义荷马史诗等诗作时就已形成的，欧洲的古典学者们就有注释古代文献的传统。
　　西方诠释学自亚里士多德起就从大量的文字和声韵的考订实践中提炼出语言规则，到文艺复兴后人们还使用这些规则并通过语言学家和注释家去理解古代文本的《圣经》。随着西方宗教教义的发展，《圣经》需要不断地被悉心翻译和理解，它不再是一般性的、通过语言的字面解析就可以理解的文献，而变身成了具有隐含意的“暗语”。语言背后的故事需要借助宗教体验来领悟，因此，《圣经》的释义就变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度抽象化的思辨领域了，于是文艺复兴时期形成了有关圣经等经文和律法条文解释的“古典注释学”和古代典籍的“文献学”。源于不同的历史体验和宗教体验，宗教的经典诠释面临着危机，人们为了不在迷茫中导致信仰的失落，于是发起了对罗马法典和基督《圣经》重新理解的运动，这在当时对释义学的发展是具有巨大推动意义的。到十八世纪时，出现了作为语文学方法论的诠释学，它异于以往从语言学和文献学的角度来进行的诠释，这样就使得诠释学出现了一次理论化的质的飞跃，即从《圣经》解释学发展成为了广义的语文学解释学。“解释学”一词于1654年首次出现在J·丹豪塞（J·C·Dannhauser）发表的题为《圣经诠释学或圣经文献学解释方法》一书中，在18世纪以前，有关如何正确理解文意内容的研究往往被称作“释义学”。
　　中世纪经院式的繁琐注经之风盛行，学者们沉湎于浩如烟海的注疏而忘记了《圣经》的文本，并且使得文本本身越来越晦涩难嚼，人们摒弃了亚历山大时期的希腊文文本。随着拉丁文文本被立为经典权威，《圣经》释义也被教条化、格式化，降解为完全服务于教会的教义条文，人们大多只能从“教义学”的角度来膜拜圣经的经典意象了。“文本”概念是利科尔诠释学的基础核心，他正是通过对此系统的阐述才完成了从“语义学”到“释义学”的质的飞跃。他将“释义学”定义为：是关于与文本相关联的理解过程的理论，其主导思想是作为文本的话语的实现问题。“解释”对于“文本”是不可或缺的，它是一种能从文本中找出隐藏在语言文字背后的意义的艺术，它要求把理解者置于被理解的“文本”真实语境中去，使理解主体进入历史，并且以自己的体验重新解释钦定历史。这三者应该是互为表里、互相交织融乳的。这样一来，导致了18世纪德国神学家施莱尔马赫的诠释研究不是从经典开始，而是从诠释开始，即将诠释本身视为研究的对象，古典诠释学由此而生。在他看来，诠释学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语言学的研究，研究者以训诂文字、专研语法为取径，以求得对文本的理解，了解文本的内在含义；二是心理学的解释，即通过对文本的反复钻研，求得一种“贯通”，达到一种“神意”的体会，真正理解作者的原创性和个别性。所以，只有当时代的光辉照耀到文本上时，传统才可能被解读出价值。
　　二、中国训诂学
　　训诂学是中国传统研究古书中词义的学科，也叫汉文古籍释读术，是中国传统的“小学”的一个分支，释读汉文古籍均从词句入手，最终理解文本的意思。中国训诂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上溯先秦，由注经产生而发展，战国末期的《尔雅》是中国最早的训诂学著作。“训诂”连用最早见于春秋鲁国人毛亨注释《诗经》的书籍《诗故训传》，其中“故”、“训”、“传”是三种注解古文的方法。到了汉代便已经发展成为内容丰富的专门学问了，中国训诂学传统观念始于唐代盛世鸿儒孔颖达，国学大师黄侃创立了训诂现代观。王充《论衡·是应篇》说：“《尔雅》之书，五经之训诂。”郑玄《驳五经异义》说：“某之闻也，《尔雅》者孔子门人所作，以释六艺之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大抵采诸书训诂名物之异同，以广见闻……”由此可知，《尔雅》保持了大量周秦以来的古训，是西汉以前古书训诂的总汇。从陆宗达先生的《训诂简论》出版至今，相继有十多部训诂著作问世。
　　中国的学者们在如何划分界定训诂学的学科性质上，曾发生过分歧。第一类观点代表学者陆宗达先生，认为训诂学是汉语语言学的一个部分，大致等同于古代汉语词义学。虽然未注意到训诂学的实用性，但这类观点在陆宗达、王宁的《训诂方法论》和周大璞先生的《训诂学要略》著书中有诸多阐明。另一类观点的代表学者洪诚先生认为，训诂学虽然是小学三门学科之一，但它必须贯通文字声韵之学加以综合运用，才能解决实际问题。其他类似观点的著作有赵振铎的《训诂学纲要》和黄建中的《训诂学教程》等。
　　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训诂学的基本内容是古籍注释：正字、释词、解句、解析古文的篇章结构和表达句式等。古人解释词义的基本方法有三：一是形训，拿词形来解释词义，《说文》的说解，除直言其义外，其分析字形构造部分就是形训的范例；二是音训，拿声音相同或相近的词来解释词义，盖本于音义相关的道理；三是义训，直接说明词的含义。训诂学主要是分析训诂实践中的具体方法和规则，其所具有的方法论隐含在对典籍释义的过程中了。
　　中国的训诂学就始于注经，“经”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生活中属于法定的文化经典。许嘉璐先生“训诂学与经学及文化”之系列讲座（六）说：“训诂学不是经学的附庸，而是进入传统文化的途径、工具，没有训诂的功夫是不能真正了解传统文化的。”随着训诂学训诂文献范围的不断扩大，训诂学家通过对句读的释解力求恢复古文本的意义世界或构筑意义世界，形成了诸多诠释原则和规范方式。由于时代相隔甚远，今人对训释词义和查阅古籍的理解受到一定限制，倘若仅依靠古汉语的基本理论知识，不知训诂的诠释原则和解释方式，这样是无法满足我们解读古文献的需要的，所以说训诂学是门综合性的应用型学科，凡汉文古籍释读中遇到的问题都是训诂学无法回避的。许多学者对训诂学研究的兴盛寄予了许多设想和期望。
　　三、视界的融合
　　西方释义学和中国训诂学，虽然都是关涉解读与注释古代经典文献的学科，但是二者的学术命运却迥异不同。西方释义学的理论经过发展，到现当代的西方“释义学大有统治下一世纪哲学论坛的趋势”[2]，而中国训诂学却在千年前经过一度繁盛后陷入了学术窘境。王宁先生曾经感慨道：“训诂学在八十年代初还是门被判了死刑的学科，改造这门学科比建设一门新的学科还难。”[3]于是就有学者认为，训诂学应演化渐进为中国古籍注释学，吸纳西方诠释学精神，恢复训诂本身固有的文献解释学的使命和学术精神，应当在文献注释资料的基础上建立起中国具有现当代意义的诠释学。国内学界的诠释学研究逐渐进入一个理性化和条理化的发展新阶段，究其原因，二者差异在于西方诠释学更善于与时俱进，才使其不断扩大学科的影响范畴。洪汉鼎、李明辉等诸位学者在《中国诠释学是一座桥》的讨论中都曾强调过，诠释学本身就是个既有与经典、传统保持对话和沟通的过程，也有一个在相对主义前提下进行自由发挥和创造的诉求。
　　中国诠释学的合法性及其正名问题涉及诸多分歧和争议，历来就是国内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问题。方汉文先生在《中国传统考据学与西方阐释学》一文中指出：“西方诠释学和中国的考据学的原理是相通的，只是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才形成了不同的诠释方式，并且立志通过两者之间的互补关系和互通关系的梳理建立一种跨文化的诠释考据做出努力。”[4]任何诠释都既是传承的又是创造的，正是这种创造精神的传承拉近了我们和历史、传统的距离，旧酒装新瓶，历久弥新才能在训诂学科拓展出更新的意义空间，从而进一步产生现实的效力与价值。
　　中国传统的训诂学的现代化进程充满了矛盾、困惑和危机，当代诠释者应站在未来的角度去理解历史、诠释经典。在十八世纪前，二者的发展道路均是以对经学的理解与解释为起点，后来扩展到对一般文献的理解和解释，并形成了自己的语言理解的体系和规则。由于中西方历史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学术背景的不同，二者也势必会殊途。经历过不同阶段的发展和演化，二者的差异在于西方释义学更善于更新，不断扩大学科辐射范围。二者的研究方法和侧重点也不一样：释义学注重解释理论的建构，重在文本意义、精神关系的探讨，重在解释思想的建立；训诂学主要是对训诂实践中的具体的方法、规则进行了分析，其所具有的方法论隐含在对典籍的解释的具体过程中。
　　在新时代要求下，我们应着手于训诂理论体系的清理和完善以及系统方法的实际综合运用，从实践训诂学到训诂理论体系的初创，再到完成训诂学理论与实践的现代化的巨大转变，应注重结合中国古典文献、注释及训诂所依托的历史文化背景进行分析操作，积极开拓训诂研究的新领域，融合词源和语源的研究，注重中外语言的比较和研究，衍生出新的交叉学科。当代诠释学在中国的系统性研究和研究力量的整合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备，每个从事语言学研究工作的人都应致力于中西方的学术交流，认真考察语言的内外部环境，吸收其他学科精髓以完善训诂理论的系统构建，突破训诂学固有的范畴，发觉孕育中国解释学的契机，内外综合中国传统语言学，使未来的中国训诂学得以多方位向前发展。既要返本，又要创新，这就是西方释义学对我们中国训诂学的启示：我们将以西方释义学理论作基石，对中国的训诂学作出新的符合时代要求的解释，使古老的中国文化与思维传统重放异彩，走向真正的繁荣与复兴。
　　注释：
　　[1]见汤一介.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学人》第13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0，（1）；成中英主编.《本体论诠释学》.三联书店，2000.
　　[2]张俊芳，冯文华.关于理解与语言的关系问题[J].探索，1996，（03）.
　　[3]王宁.训诂学原理[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
　　[4]方汉文.中国传统考据学与西方阐释学[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3，（0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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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高春花，张一弛.西方诠释学对解读传统文化的方法论启示——以儒学传统为例[J].江海学刊，2009，（06）.
　　[3]汤一介.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J].学术界，2001，（04）.
　　[4]迦达默尔.解释学[J].哲学议丛，1986，（03）.
　　[5]韩格平.训诂学能否演进为中国古籍注释学——建国以来训诂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9，（05）.
　　[6]王宁.训诂学原理[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
　　[7]周光庆.二十世纪训诂学研究的得失[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02）.
　　[8]王功龙.中国古代语言学简史[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4.
　　[9]陈治国，洪汉鼎.2003：诠释学与中国[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1）.
　　[10]杜敏.训诂学与解释学之比较——兼及训诂学当代发展的途径[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6）.
　　
　　
　　(罗志芳 辽宁师范大学 116081)
　　

• 罗志芳： 用西方释义学浅读中国训诂学的启示　/　现代语文(教学研究) 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