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在套子里的人》作为契诃夫短篇小说中的代表作,饱含着契诃夫内心深处对自由的呼唤。
用契诃夫好朋友高尔基的话来说,契诃夫是一个最最自由的、对什么都不顶礼膜拜的人。1888年10月4日,契诃夫在一封书信中庄严声明:“我只有一点儿简单的愿望,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1]
他渴望完全的自由,不被任何一种社会思潮所左右,不屈服于任何一种社会势力。事实上他也是这么做的。[2]契诃夫的创作开启于19世纪80年代,当时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忠实走狗波别多斯采夫血腥地镇压各种社会思潮。低俗的幽默刊物横行,严肃文学没有人要。知识分子失去了思想自由,他们往往靠酒精麻痹自己,契诃夫却以自己的方式守卫着思想的净土,他成为了文学沙漠中的一位革新家。他在滑稽、娱乐的框框中,寓讽刺于幽默,将喜剧与悲剧相交叉。他在《装在套子里的人》写道:“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周济穷人,不敢教人读书写字。”[3]这既是对波别多斯采夫时期俄国社会的真实写照,也反映了契诃夫对这种压制人民思想自由的社会现状的控诉。他写了这么一位典型的套中人“别里科夫”,浑身上下都是套子,动不动就说“千万别出什么乱子”,连职业都是“中学古代语言教师”。读者在为这一滑稽的形象忍俊不禁的同时,也为这么一位丢失了自己的灵魂与思想的教师而感到悲哀。
契诃夫给别里科夫这一典型的“套中人”安上了“教师”这一职业,让这一荒诞不羁的故事发生在本该严肃的校园,这正是契诃夫别有用心的设计。教师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知识分子,本应成为人类社会思想自由阵地的守护者。可是,别里科夫明显不是一名合格的老师、合格的知识分子,他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是“人类灵魂的绑架者”。一个社会如果连知识分子也失去了“说真话”的勇气,那么其他的普通民众也可想而知了,这个社会该是处于怎样恐怖的氛围之下?
契诃夫在小说中对别里科夫极尽讽刺与嘲笑。然可恨之人必有其可恨之处,一个妄想给别人装上套子的人,其本身必定是在套子中战战兢兢、忧怨地畏缩着的。因为套子,别里科夫没有朋友,没有享乐,只有无止境的“担心与害怕”;因为套子,他人生中唯一的一次恋爱失败了,他甚至因为套子而戏剧性地死亡。沙俄时期知识分子的套子是自己戴上的,是在沙俄反动统治者的灼灼目光中戴上的。
在高尔基回忆契诃夫的一篇文章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契诃夫对于在沙俄统治下战战兢兢地过着悲惨生活的教师报以深切地同情与关怀。
他为当时教师的境遇感到愤怒:“我们的教师,一年中有八九个月,活得倒像个隐士,没有人可以说话,没有同伴,没有书籍,没有娱乐,人也因此变得呆头呆脑了;如果他邀请同事来做客,他就会在政治上受到怀疑——这个愚蠢的说法是狡猾之徒用来吓唬老实人的。”[4]
他那么热忱地希望改变俄国的教育现状:“你知道每个俄国乡村是多么需要一位优秀的、明智的、受过良好教育的老师啊!我国应该给教师创造特殊的好条件,而且要尽快做到。我们应该意识到,没有大批受过教育的人,俄国就会崩溃,像劣质砖建的房子那样倒塌。教师必须是个艺术家,深爱他的职业。”
他希望能力所能及地帮助教师:“我经常听到他说这一类话:‘不久前这里来了一位教师,他生着病,有家室。你不能为他做点什么吗?我临时为他安排了一下。’或者:‘听我说,高尔基,这里有个教师想见见你,他不能出门,生病了。你不去看他吗?一定去啊。’要不就是:‘我说,女教师希望有人送书给她们。'”[4]
契诃夫绝不仅仅是在嘲弄讽刺那些失守了精神家园的知识分子,也不仅仅是要揭露沙皇践踏人权、控制思想的反动统治。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契诃夫对于这些失守了自己精神家园的知识分子怀有“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的悲凉同情与真挚关怀,他期待着可以唤醒俄国的知识分子与广大的人民。
如果说梅花是冬日严寒中自由绽放的真君子,那么契诃夫就是沙俄反动统治下的俄国大地上的一枝梅花。契诃夫绝不仅仅想做一枝“凌寒独自开”的梅花,散发着思想自由的微弱的暗香,而是想做三月的杜鹃,唤醒沉睡已久的俄国思想自由的阵地;他不想踽踽独行,而是想在思想自由的道路上与越来越多的同行者结伴同行。
参考文献:
[1]沧海望舟.秋天的忧郁[J].躬耕,2007,(02).
[2]赵佩瑜编.巨人百传丛书·文学艺术家卷·契诃夫[M].沈阳市:辽海出版社,1998:38.
[3]人民教育出版社编.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五[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4]刘维成.高尔基回忆契诃夫[EB/OL].http://www.gmw.cn/03pindao/renwu/2004-06/22/content_46434.htm,2004 -06-22.
(冯洁珏 西南大学文学院 400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