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言语行为一直是语用学，尤其是跨文化语用学的研究焦点，同时也是研究交际能力的一种基本要素。本文以言语行为实现模式的跨文化研究（CCSARP）模型为基础，从文化差异及社会地位差异的角度出发，考察分析了汉语、日语、及英语中关于道歉策略的选择和使用倾向的问题。基于相关的理论基础和调查数据分析，本文讨论了道歉行为实现形式与文化差异之间的辩证关系，同时也提出了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关键词：道歉策略 文化差异 跨文化交际意识
　　
　　1.引言
　　
　　任何一种语言都承载着其民族的文化和价值观，因而语言的使用跟文化预设以及文化习性唇齿相依、密不可分。在连接与分享至上的今天，各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也愈显频繁。Blum-Kulka等人（1989）指出“人类交流的最小意义单位并不是语言的表达，而是某种行为的实施”。正确解读并施以适宜的言语行为，涉及到了解体现当地文化的习俗、规范、语言及非语言的表达法等等，因而二语学习者的交际能力（Hymes 1972）培养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二语学习者是否能够运用所学的语言知识在不同场合对不同的对象进行有效的交际，成为了如今外语教学的一个重要目的。本文将焦点放在“道歉”这一平常而又特殊的言语行为上，对中、日、英三语中的道歉言语行为进行一个横向比较，旨在对道歉策略的使用频率和偏好的比较分析中洞察三种语言文化的相似与差异，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交流中的语用规则，增强二语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意识。
　　
　　2.文献综述
　　
　　根据Leech（1983）的定义，道歉是说话人在冒犯了听话者之后为了恢复两者间的平衡所实施的一种言语行为。冒犯者必须采取Goffman（1967）所称的“补救措施”。Brown和Levinson (1987)就礼貌问题对补救理论进行了细致的解释，他们认为只要某种社会公约被侵犯了，道歉行为就应该适时出现，不管这个冒犯是否真的存在。
　　不少研究者将母语与非母语或者不同语言中的道歉行为进行比较，从而观察二语迁移、语用策略、文化差异等现象。例如Cohen与Olshtain (1983)调查研究了希伯来语中的道歉言语行为的实现模式，比较了母语者与非母语者的道歉语使用。他们发现二语习得者在道歉情景中所出现的文化或者形式的不得体现象是能够被辨别出的。他们基于得到的数据，制定了一套道歉言语行为的语义公式，包含五个基本原则。Trosborg (1987)把学习丹麦语的英语系人士使用的道歉策略与本地人的进行比较，得出了社会语用策略确实会从一种语言迁移到另一种语言的结论。Suszczynska (1999)对英语、波兰语以及匈牙利语三者间的道歉语分析表明道歉的差异不仅体现在策略的选择和顺序上，而且还体现在语言的形式与内容上。Ikeda(1993，引用自Fang 2007)的研究是比较日本语人士与美国英语系人士的道歉策略选择的频率、顺序以及偏好，并且从面子理论的角度来分析研究结果暗含的文化与社会差异。姜占好（2004）以Olshtain对道歉策略的分类和调查数据为基础，对中澳大学生的道歉策略进行了对比，发现尽管双方在策略的使用上存在着相似，但中国学生对道歉策略的使用频率高于对方，并产生了隐性语用失误。
　　对道歉言语行为描述得最为详细的研究是Blum-Kulka与Olshtain (1984)参与的言语行为实现模式的跨文化研究（CCSARP）。这项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对比本地人与非本地人在实施请求和道歉两种言语行为时的相似与差异。其中对道歉的调查对象囊括了美国英语人士、澳大利亚英语人士、英国英语人士、加拿大法语人士、丹麦语人士、德语人士、希伯来语人士以及俄语人士。CCSARP的研究大多数关心非母语人士的交际能力培养，以及语用迁移的问题。
　　综上所述，关于道歉言语行为的研究并不匮乏，但大多的数据调查和比较分析都置放于西方语境，在分析道歉言语实现模式的差异时所考虑的影响因素也各有偏重。本文将中、英、日三语进行比较分析，将对现有的道歉言语行为研究添砖加瓦；其次，分析结果对于跨文化交际能力以及二语习得与教学也有启发意义。
　　
　　3.研究方法
　　
　　文化差异的存在毋庸置疑。这些差异会对人们在道歉策略的选择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不同语言族群的道歉策略是相似的吗？道歉策略的差异体现了怎样的文化差异？又对我们的二语习得与教学有何启示？本项研究的目的是要调查中文、英文与日文使用者在道歉策略上相似与差异，并从文化背景以及社会因素的角度进行分析，得出结论与启示。
　　3.1研究对象
　　实验对象是90名在校大学生，分别是30名来自美国南加州大学母语为英语的学生，30名来自日本南山大学的母语为日语的学生，以及30名来自中国四川外语学院的母语为中文的学生，受访者的年龄都在19到25岁之间。所有调查对象都受邀填写了一份设计成其母语的调查问卷。受访者的家庭、成长及区域背景在本次调查中不予考虑。
　　3.2研究设计
　　本次研究的数据是通过以会话完型法(DCT)为形式的书面调查问卷收集。DCT多用于跨语言研究当中，是Blum-Kulka (1984)创建的话语诱导的程序。Wolfson(1989)指出DCT的主要功能发挥在跨语言研究中的比较以及二语学习者的社会语言学障碍的调查当中。本文的道歉策略分类主要是基于Cohen和Olshtain以及CCSARP的编码准则(Blum-Kulka et al. 1989)，作者设计的问卷也借鉴了以上的研究。问卷中的七个道歉情景，是采用了Olshtain (1989)的情景设计，作者根据本次研究的需要做了适量的调整，做成了角色扮演的书面调查问卷。采用的七个情景包括三个询问、两个抱怨以及两个责怪。询问指礼貌地要求某物或某事，例如情景一中的索要论文批改的反馈。抱怨是表达不满，例如情景四中顾客埋怨上菜的错误。责怪指要求冒犯或者犯错的一方承担责任，例如情景六中轿车司机要求倒车导致相撞的一方负责事故的后果。
　　
　　
　　实施道歉行为时，道歉人可以采用以下的任何一种策略类型，也可能会几种策略组合在一起使用。
　　
　　
　　3.3数据收集与分析
　　受访的九十名大学生按照问卷的指示完成问卷调查后，作者用预先设计的分类系统对每一位问卷应答者的答案数据进行编码，并对编码的数据进行分析，以洞察语言特征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从九十份中、英、日语的DCT问卷中一共收集了1338个道歉语答复，按照上文介绍的编码准则进行了策略分类。作者就中、英、日三语的受访者对不同策略的使用频率和偏好进行了一个总体的比较。绝大多数受访者使用了跟编码系统分类一致的道歉策略，而且大部分都同时使用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策略。道歉策略的使用频率是本次的数据分析的主要参照指数。数据结果以二维的图标来表示，能直观地获得三语策略比较的相似和差异。
　　图3.1受访者所使用的所有策略（x轴=策略使用，y轴=策略类型)
　　包括：三组受访者(美国英语人士=AE,中国汉语人士=MC，日本日语人士=JJ)
　　
　　
　　通过图标的观察，可见明晰表达歉意(IFID)在八个基本道歉策略类型中是三组受访者使用最多的道歉策略，而关怀对方(CFH)则用得最少。从道歉策略的直接性角度来看，三组受访者的直接道歉策略使用频率差异不显著，但是强化歉意(Intensification)使用的对比却可见明显的差异。日本语受访者是三组里用得最频繁的，而英语组的最少。在间接道歉策略的使用上，解释原因(Explanation)是用得最频的策略，三组的使用对比可见差异，但不显著。另外五个间接道歉策略类型中，弥补过失(Repair)、承诺自制(Forbearance)和关怀对方(CFH)的对比呈现相似性，但在承担责任(Responsibility)和弱化歉意（Minim）的偏好上差异较大。所有的DCT问卷中，只有一名中国受访者用了一次拒绝道歉的策略，因而在图表策略类型轴上用其他策略（Others）来表示。
　　
　　4.讨论
　　
　　本研究探讨的的问题之一是三个不同的语言族群在道歉策略选择上是否有一致性。从比较结果来看，明晰道歉策略与强化歉意策略在三语中使用的频率都非常高。其中明晰道歉策略的使用次数在三语中都是使用最多的。作为道歉言语行为当中的一种显性表达，明晰道歉能有效地缓和交流冲突，重建和谐。虽然直接道歉策略的使用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道歉人的面子，但是如果冒犯已经造成，明晰表达歉意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挽回损失的礼貌策略，因此该策略成为三组不同语种受访者的首选是可以预见的。另一个直接道歉策略，即强化歉意策略，在三组受访者当中也是高频的策略选择。且道歉者所处的地位越低，所使用的语气加强策略频率越高。（注：作者根据情景中的社会地位高低对三组数据在每项策略上进行了的横向对比，具体分析会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探讨。）
　　三个语言组都高频使用了间接的解释原因策略。根据Brown和Levison（1987）的“面子威胁”理论，道歉言语行为会威胁到道歉人的积极面子。而解释原因隐含着客观因素的影响导致了冒犯的发生，并非冒犯人的本意，所以一定程度上挽回了说话人的面子。总得来说，委婉、隐性的间接道歉策略（如承担责任、提出补偿、减轻责任等）在三语中的使用频率很高，可以说明来自三个不同文化的受访者都注重维持面子。个人面子关乎每个交际参与者的个体身份和社会形象，维持并保护面子是基本的权利和需求，超越了文化、种族、社会、性别、地域、历史等界限。从策略数据的统一性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面子需求是本质的，不分国界的。
　　本文探讨的问题之二文化差异与策略选择差异之间的辩证关系。相比另外两组受访者，美国英语组高频地使用明晰道歉策略，折射出美国“弱文化”语境的个人主义价值取向。美国人在交流中更关心的是交流信息是否能有效地传达，更注重道歉的场景，冒犯的程度，对交际双方的地位、权势考虑甚少。中国汉语组对间接策略使用更频繁，显示汉文化下人们交流的迂回倾向。在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之下，汉语人士对措辞非常谨慎，避免使用负面或者不敬的表达。在“强文化”语境中，中国人更强调交际时的社会或心理因素，甚至会达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程度。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汉语受访者更多地使用非显性的道歉方式来安抚受冒犯者。日语受访者总体上对间接道歉策略使用频率偏低，只有在弥补过失策略的使用上例外。日本也属于东方的“强文化”语境国家，主张和谐，强调同一性。但是日本社会对地位、等级的标准更为森严，地位低的说话人若过多地使用间接道歉策略无疑是对听话人的不敬和冒犯。日语组对加强语气的强化歉意策略的偏好最甚，反映出日本人对“同一性”的极度重视。
　　本文关注的问题还有跨文化意识培养对二语习得与教学的启示。从研究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背景与语言使用的辩证关系，语言的学习不能只禁锢在语言技能的训练里，还应该培养二语学习者的交际能力，而交际能力就涉及到对语言中蕴涵的文化背景的了解与掌握。在二语教学进行文化渗透，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流意识，才能有效地避免语言学习者在实际交际中的文化休克、交际失败。二语教学者应在教学中注意1)注重交际的真实性，扩充语言输入量；2）给学生提供大量的交际模式案例；3）采用立体教学模式，用多种教学手段创造文化语言环境，让学生了解文化差异、交际障碍，培养其应对差异的思维能力。
　　
　　5.结论
　　
　　本文以礼貌策略理论模型为基础，从文化差异的角度出发，考察分析了汉语、日语及美式英语中关于道歉策略的选择和使用倾向的问题。语料数据采用言语研究中最常用的“会话完型法”（DCT）形式获得，通过对中国、日本以及美国的受访者使用道歉策略的情况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中、日、英三语中的道歉策略使用有一致性也有差异。相同之处在于三国都倾向于使用同种模式的道歉策略，且对“明晰表达道歉”(IFID)和“解释原因”两种策略的使用频率最高。而差异在于由文化模式和社会地位差异所引起的策略使用频率、偏好等方面差异。基于相关的理论基础和调查数据分析，本文总结出道歉行为实现形式受到文化差异的影响并反映出文化差异，同时也提出了对二语教学的启示，即教师应如何在二语教学中加强学习者的跨文化意识，培养跨文化的交际能力。
　　
　　李擎，女，重庆科技学院教师。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公式、注解等请以PDF格式阅读”

• 李擎： 中英日道歉策略的对比研究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