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诗人弗罗斯特写过著名诗篇《未选择的路》，里面有这样的句子：“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这是尼采式的选择，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而绝大多数人的选择，基本遵循的是快乐原则——趋利避害，天经地义。
　　樊忠慰没有随波逐流，而是把自己的背影投在了一条小径上，一条野草丛生人迹罕至的寂寞小径，也是一条通向神秘梦园的蜿蜒小径。他站在小径的幽暗处喃喃自语：“不出诗人、英雄、艺术家的土地是原始部落，出了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是野兽之邦。”于是我们抬起头极目远望，扑入视野的是新世纪科技浪潮，是“全球化”背景中的盛世繁华，连天接地，绚烂夺目，熙熙攘攘，人声鼎沸。
　　这些年，我没少追随滚滚红尘，一路喧哗地旅游在天南地北的许多现代化城市，触目都是高架桥，快速路，步行街，别墅群，摩天大厦，购物超市，巨型广告屏……楼群逼仄，光线晦暗，汽车拥堵，交通瘫痪，市声嘈杂，人满为患，古籍翻新，新景做旧，所有的城市大同小异，所有的时尚似曾相识，所有的欲望翩翩起舞，那些流淌着乡村往事的田野风景，日渐陌生，遥远，模糊。
　　樊忠慰却仍然执迷不悟，写出一首首诗呼唤那些遥远的乡村记忆。中国人活得往往过于现实，宁肯成为物质动物，也要与无用的浪漫神性保持距离。樊忠慰在诗中一次次说“不”，即使描写日常风景，他也在强调神，而不是形。这位浪漫主义的赤子更崇尚神性，更接近精灵，更具有宗教诚意。他诗里的风景源于田野、乡间和村落，是自然的，也是人文的，有如意蕴凝重、境界深远的经典油画，“落日像一个临终的眼神／被沉默的山覆盖”。(《杂记》)日常景色则杂糅着水墨与工笔，人间烟火袅袅，“几捆干柴，半筐猪草，一把弯镰／割痛少年的夏天／没有人娶走流水／没有人嫁给青山／千年了，放牛娃竹笛横吹／暖了村姑和夜晚／大风刮过多情的山冈／狗吠瘦了红豆的家园”。(《家园》)乡村更有永远牵挂自己的母亲，“线是长长的路／从母亲额头抽出／她剪不断的游子／看见针眼里的故乡”。(《针》)另一些短句如见血的匕首，令人惊心动魄：“这无法游泳的海／只能以驼铃解渴／每一粒沙／都是渴死的水”。(《沙海》)他用奇幻诡谲的想象为大自然注入了神性的灵动，并使之生机勃勃。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俄裔美籍诗人布罗茨基谈到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时候，曾用过一个特有概念：“精神自治。”他的解释是，“当一个人创建了自己的世界，他便成了一个异体，将面对袭向他的多种法则：万有引力、压迫、抵制和消失。曼德尔施塔姆的世界大得足以招来这一切袭击……他的世界是高度自治的。难以被兼并。”这个事实说明，世上有一类品质卓异的诗人，天生就不隶属于任何合唱队，他的独唱声音寂寞、孤单、低沉、无人喝彩，甚至无人理睬，道理很简单，他的听众常常不是自己的同时代人。
　　有太多派头很足、名头很响的诗人，都喜欢昭告于天下的芸芸众生，自己是在为“大多数人”写作，这个理由很动人，也很诱人，樊忠慰却期待属于自己的读者，是“无限的少数人”。诗永远属于小众精英，大面积的民众普及是难以想象的。俄罗斯黄金时代、白银时代的精英诗人，一向拥有“纪念碑”式的超级自信。普希金这样宣称：“我的心灵将越过我的骨灰，在庄严的七弦琴上逃过腐烂。魂在珍贵的诗歌当中。”巴拉丁斯基坚信自己：“我的一个遥远的后代，会在我的诗中发现这一存在……我将在后代中寻觅读者。”曼德尔施塔姆则把自己的诗比喻为航海者密封在漂流瓶里的一封信，虽无确切地址，却一定会遇到潜在的未来接受者。樊忠慰的信念则是，“我的写作是为了寻梦／也给绝望的疾病争光……如果我们没有后人／诗歌，你要替我活着”。(《2007．7．25》)这位中国云南盐津的后世诗人，居然可以跨越时空，无师自通，与之冥冥心会，实在令人惊叹。
　　樊忠慰曾经憧憬，“让我用诗歌洗净骨头／抛下悲欢，在你的落日里长眠／永不醒来，就不再孤单”。他也确实在诗里多次表达过对死亡的敬意。在他看来，死亡仅仅意味着生命的终极年龄，而且天堂可以补偿人间的失落，不值得悲伤。他牵挂的其实是诗人如何涅槃。而我关心的是，樊忠慰的孤独背影还能在那条小径晃动多久？还是用他的诗句回答吧，”我比一棵草更低/我比我的时间更远”。
　　
　　（选自《散文》2011年第5期）

• 黄桂元： 小径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