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香港、台湾的文学世界中,女性创作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港台不同时期的文学轨迹,显示了女性创作基于对自身生命的体认而具有的深切生命情怀。可以说,它以自己的方式继承和深化了“五四”文学精神,丰富着当代文学的人道主义内容,体现了文学的人文关怀。
　　一.港台女性文学创作中的乡关之思
　　在当代港台文学乡愁主题的开拓中,女性作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她们对历史变革与政治动荡引发的乡关之思,有着极为细腻隽永的书写。苏雪林、张秀亚、谢冰莹、琦君、钟海音等一批女作家,以对大陆风土人情的追忆,表达对逝去岁月的怀恋,从历史变革的视角,书写对人类命运的关怀。
　　对故乡与家国的依恋怀念,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港台许多女作家创作的动力。琦君由秀美的杭州、永嘉名胜引发奇思,孟瑶从南京的碎石路、水车声、夫子庙展开想象,张秀亚以渤海之滨的古城与原野作依托。这类作家作品,由表现飘零的生命体验出发,讴歌了人道主义的爱心,表达了悲天悯人的情怀。
　　二.港台女性作品对个性尊严的持守
　　20世纪70年代以后,又一批女作家走上了台湾、香港文坛,如蒋晓云、廖辉英、三毛、亦舒等。这个女作家群体人数众多,创作活跃。她们借创作探讨女性命运,展示现代女性的生存体验与困惑,揭示女性独特的生命世界和情感风貌,展现现代人文精神新的价值内涵。
　　70年代香港与台湾的社会经济转型对个体生存的影响虽不是那么醒目,却更为深刻。女性从家庭走向社会,由“花瓶”式生存步入职业生涯,境遇的变化需要身份的重新确认和价值观的重建。因此,本阶段新生代作家,关心的是社会转型期间的女性命运以及她们对生存、自立与人生道路的寻求。
　　社会时代在变,价值观念需要更新,但人类的公理总在,人性中真、善、美还须持守,女性也自当有所担待。当一个人挣扎在欲望的海洋里时,应该持守些什么?应该如何保持人格的高贵与人性的尊严?女作家在思考中对此寄予了悲悯情怀。廖辉英《失去的月色》,朱秀娟《女强人》,袁琼琼《自己的天空》等,都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严肃的探讨和深入的阐释。
　　这一时期,在以女性生活为题材,关注女性命运的文学文体中,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将女性的感知、女性的反叛以及女性的权利意识和创新意识上升到了政治意识形态的高度,在女性自我及女性主体性的确立方面,女性作为“人”的价值如何在多元化的价值体系中得到确认,成为她们关注的重点。
　　三.港台女性文学创作中的“一等女人”的追求
　　20世纪70年代以来,港台女性文学的主题构想大多从人的性别身份出发来加深对生命的理解,强化对现代人生存及其价值的追问。
　　这一时期女性创作的人文关怀具体体现为对“一等女人”的追求。女作家、演说家陈香梅在散文《要做一等女人》中说:“我再强调并且奉劝我们的女同胞们,不要学做第二等男人,要好好地做第一等女人,这才是标准的现代女性。”朱秀娟《女强人》、袁琼琼《自己的天空》、施叔青的《驱魔》等,也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表现了这种价值追求。她们认为,要追求人之解放,首先是自己解放自己。作为有主体意识的女性,要解放自己须依赖于人性的提升,也须具备“做一等女人”的宏愿与实际对策。然而,生而为女,自己解放自己的道路是艰难的!香港作家钟晓阳笔下一群姑娘的经历生动映现着这一点。她的小说《姑娘》中,阿娴、阿玲、翠袖,每一个人都难以在欲望与自身独立、人格与尊严的较量中做到从容应对。这位女作家用张爱玲的笔法审视女性自身,启发我们意识到,对于女性来说,要解放自己,“做一等女人”,就不仅需要抵制外在世界的物质异化,也需要时时自警,不被自身的欲望牵引着走向异化。
　　在港台女性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相当一部分女作家在自己的创作中主要表达自身飘零的生命体验。进入第二阶段,对女性的个性尊严的持守成为女性写作的重心。真正意义上的港台女性文学的发展独特景观,则是在第三阶段形成与确立起来的。施叔青、亦舒、钟晓阳等女作家,她们不仅从反抗男权话语出发确立自身创作的价值目标,她们更是在后现代语境中,集中展示了婚姻生活中现代女性的生存真相。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女性作品中洋溢的真挚、深切的人文关怀,才赋予了港台女性文学创作独特的诗学价值与美学魅力。
　　
　　袁和平,湖北咸宁职业技术学院教师;袁娇萍,教师,现居湖北嘉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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