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唐诗宋词选读》时,比较阅读过《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鹊踏枝·谁道闲情抛掷久》、《浣溪沙·菡萏香销翠叶残》、《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等词作后,同学们惊奇地发现,这些词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士子文人们在抒写弃妇、怨女的闺怨、闺思之情。
　　审视中国古典诗词,我们发现这类被清代田同之在《西圃词说·诗词之辩》中称之为“男子作闺音”的创作现象较为普遍,士子文人们往往借助女子的凄苦命运诉说着个人坎坷的政治遭遇。实际上,这是士子悲剧的文学呈现。
　　一.士子的独特价值
　　1、具备治国济世的才能。受儒家思想影响,几千年来,一代代中国文人践行着“学而优则仕”的读书理想。他们或因荐举而做官,或经由科举考试进入仕途。但不管怎样,他们满腹经纶,是当时出类拔萃的人才。以唐代科举考试为例,常举科目中的秀才一科要求对有关国家的大政方略问题,作策论五篇。经过考试,百分之八九十的考生被淘汰,最终跻身仕途的文人自然具备非凡的治国济世才能。
　　2、具有“致君尧舜上”的政治理想。“致君尧舜上”是士子文人的政治理想和终极追求。他们希望得到帝王的赏识,希望被重用为“白衣卿相”,辅佐帝王,施展才华,建功立业,实现各自的政治抱负和生命价值。以柳永为例,几经周折才跻身仕途的他虽然也闹过“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鹤冲天》)”之类的情绪,但最终还是在《戚氏》中发出了“未名未禄,绮陌红楼,往往经岁迁延”的感慨,悲情地表达了委身帝王家、甘为宦游人的愿望。
　　二.士子的悲剧
　　放眼中国古代文学史,士子文人创作了大量的反映仕途坎坷的悲情之作。鲁迅先生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士子虽有才华,虽有忠君报国之志,但往往受到奸佞小人的中伤和排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李白可谓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但也苦于谗言,在《登金陵凤凰台》里发出了“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的感慨,暗示皇帝已经被奸佞所包围,朝政已经腐败,抒发了自己报国无门的悲痛心情。从“男子作闺音”的角度分析,士子之悲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臣妾之悲:士子与女子相似的人生遭遇
　　从社会历史文化的角度分析,男子作闺音现象折射出士子与女子具有相似的人生处境。进入男权社会后,女子的命运掌控于夫君手中,她们会被夫君宠爱,也会被夫君轻易地抛弃。《诗经》中的《氓》就昭示了这类现实:婚前,氓热切地追求那位貌美女子;婚后,容颜消退的女子被“二三其德”的氓无情地抛弃。作为一类特殊的男子群体,士子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妻子面前无限威风的夫君,又是君王面前的无限卑微的臣子。正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乃至于被赐死还要山呼万岁。班昭在《女诫》中讲道:“(女子)事夫如事天,与孝子事父、忠臣事君同也。”在中国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里,女子与士子的人生遭遇何其相似!
　　(二)多元欲求:士子政治悲剧的心理呈现
　　“男子作闺音”现象融合了士子多元化的心理欲求,是他们政治悲剧的心理呈现。
　　1、对自己政治遭遇的哀怨。朱光潜先生认为,以“忠君爱国爱民”为主要内核的“中国爱情诗最善于‘怨’。”①在“男子作闺音”式的爱情诗里,士子们较多地传达着各自因政治失意而生发的哀怨之情。白居易就因为直言进谏而被皇帝疏远,他在《太行路》里借助女子之口表白了内心的哀怨之情,“妾颜未改君心改”,“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不独人家夫与妻,近代君臣亦如此”。
　　2、对皇权或权贵的畏惧。按常理,遭受排挤、贬斥等政治打击后,满腹经纶的士子理应将哀怨之情喷薄而出,但是碍于至高无上的皇权,他们只能借助抒情功能极强的诗歌来缓解内心痛楚。对此,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曾经自道经验:“诗起于经过在沉静中回味来的情绪。”②有“怨”而不敢直接表达,所以士子们往往会理智而沉静地借助于艺术加工的方式间接表达“怨”情。因此,受到政治打击的士子会借助女子遭弃、遭受冷遇等方式隐晦地表白自己被排挤、被贬斥之后的凄婉之情。以曹植《七哀诗》为例,“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就借助于抒写思妇之愁诉说他被长时间弃置不用的愁思。
　　3、自己导演悲剧,企求特殊观众——君王或掌权者的同情。有才干而不被任用,甚或被排挤、贬斥,这些遭遇对于意欲匡扶王室、辅佐权贵的士子而言充满了悲剧色彩。令人惊讶的是,在“男子作闺音”式的政治抒情诗中,诗人们竟然扮演了悲剧导演的角色,拉远了自己与君王或掌权者的距离,让他们观看思妇、弃妇的悲剧演出,产生艺术同情,进而产生对“导演”即政治失意文人的道德同情和怜悯。朱光潜先生在《悲剧心理学》中指出:“悲剧比别种戏剧更容易唤起道德感和个人感情,因为它是最严肃的艺术。”③士子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巧妙地以诗歌的样式演绎着“最严肃”的个人悲剧。更令人拍案叫绝的是,这些悲剧的主角是女性,主唱还是女性。士子们借助女子的命运寄寓自己的心声与欲求,借助同样有着悲苦命运的歌伎传唱“男子作闺音”式的诗词,希冀感动这种特殊悲剧演出的终极观众——君王或掌权者。欧阳修的《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刻画了一个独守空荡荡的深宅大院的思妇形象,即使“雨横风狂”,即使夫君不务正业,离家寻欢作乐已久,但是她依然坚守家园,苦等夫君的回来。联系到欧阳修的政治生涯,他多次被贬:景佑三年,为范仲淹辩护,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庆历三年(1043),因参与“庆历新政”,被贬为滁州太守;神宗熙宁三年(1070),因对王安石青苗法表异议,改知蔡州……他何尝不是想对皇帝悲情表白:即使遭受各种政治风雨的打击,即使君王您迷信于奸佞小人的花言巧语,我依然会为您坚守宋家王朝。对于这样的悲剧表演,作为一个特殊的观众,皇帝还是受到感染的,即使因谗言多次贬斥欧阳修,还是多次重用于他。
　　三.比兴手法:士子悲剧文学呈现的载体
　　从诗歌创作的文化传统角度分析,《诗经》《楚辞》的创作技法为“男子作闺音”现象的出现起到了一个范例和导向作用。
　　朱光潜先生认为“诗中的比喻(诗论家所谓比、兴),以及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寄托,也都含有隐语的意味。”④就“男子作闺音”式的政治抒情诗而言,诗作无一例外地运用了比兴手法,士子们以思妇、怨妇、弃妇等自比。事实上,这是中国诗歌创作的一个传统。在中国文学乃至文化源头的《诗经》中男女言情的“风土之音”,被先秦的王公贵族们强行拉上了“从军”、“从政”的征程,当文人们对之“习以为常”时,就会作为一种思维定式长期支配他们对作品的反应。同时,转而指导其创作——模仿男女言情的口吻诉说士大夫仕途穷达感慨,并一直把这条男女/君臣的“创作纲领”贯穿于整个古代诗歌史。⑤而在作为中国古典诗歌源头的《楚辞》中,屈原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以男女喻君臣的抒情模式,为后世中国士大夫在君臣不遇的困境中,抒发心中的郁结不平构建了一套政治隐喻符码,为后代诗歌创作提供了一个典型范例”。⑥这样,《诗经》与《楚辞》就成了士子文人们抒发政治情怀的范本,以比兴手法为主要技巧、以抒写女子哀怨之情为主要表现形态的政治抒情诗就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情感载体——“男子作闺音”。
　　
　　参考文献:
　　①②④朱光潜.诗论.北京:三联书店,1998.80、66、44.
　　③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31.
　　⑤⑥张晓梅.男子作闺音——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男扮女装现象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81、82.
　　
　　张成华,教师,现居江苏盐城。

• 张成华： 古代士子悲剧的文学呈现手法分析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