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首与曹植后期诗歌共性探究龚贤武文学教育下半月2010年第10期语文PLUS

语文PLUS

教研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0年第10期 ID: 157317

[ 龚贤武文选 ] 　　

古诗十九首与曹植后期诗歌共性探究
参读
联读
摘读

古诗十九首与曹植后期诗歌共性探究

◇ 龚贤武

　　本篇将“古诗十九首”与曹植后期诗歌加以关照,探究二者在抒情主体、主题精神、抒情风格诸多方面的趋同一致性。由笔者的论述看来,至少“古诗十九首”的创作年代离曹植的时代很近。
　　一.共性的抒情主体
　　曹植前期诗歌主要表现他的理想与壮志,富于乐观、浪漫情怀,少有反映社会现实的笔力。如《白马篇》,寄托了诗人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和憧憬。而后期,曹植对那个极其动荡分裂的社会有了更为深入的体察,直接的原因是个人遭遇的不幸,诗人的目光更多地注视到现实人生的生存状态。有表现游子征夫的漂泊无定、千里流徙:“转蓬离本根,飘摇随长风。……类此游客子,捐躯远从戎……”(《杂诗·其二》),“吁嗟此转蓬,居世何独然!长去本根逝,宿夜无休闲”(《吁嗟篇》);有叙说弃妇怨女的无辜哀愁、凄婉情怀,《浮萍篇》、《美女篇》、《七哀诗》、《种葛篇》、《杂诗》(其三、其四)等,无不如此;有抒写对朋友遭遇迫害的愤懑和朋友阔绝的离恨,如《野田黄雀行》、《离友诗》(三首)即如此;有表达对生命短暂、人生无常的思索与感叹:“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赠徐干》),“俯仰岁将暮,荣曜难久持”(《杂诗·其四》),“日月不恒处,人生忽若寓”(《浮萍篇》),“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薤露行》)等。以上几个方面是曹植后期诗歌表现的主要内容。
　　我们再来看《古诗十九首》。对于“十九首”的内容,清代沈德潜明确指出:“古诗十九首……,大率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游子他乡、死生新故之感。”的确如此,“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凉风率已厉,游子寒无衣”;“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这些吟唱与曹植后期诗歌的内容如出一辙。
　　不仅如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是《古诗十九首》,还是曹植后期诗歌,在他们展示的一幅幅真实人生的画卷之中,站立的是两类相同的抒情的主体,即士人游子和思妇怨女。在这些游子思妇的万般情怀中,有一种共同的意绪,即人生的失意。相似的生存状态,使这些士人游子和思妇怨女生发出共同的悲叹,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其实,士人游子的羁旅情怀和思妇怨女的离恨闺愁,在一个混乱动荡的时代,是具有共同精神质素的悲哀心态。曹植在他后期的诗作中写游子思妇,更多的是托寓一己之身世,表白自我之心迹,读“十九首”,我们似乎也能感受到曹植那种失意和无奈的情感流溢在那些诗篇的字里行间。
　　内容上的一致也许是表层的,其实,在诗歌的主题精神和艺术风格上,《古诗十九首》与曹植后期诗歌也十分契合。
　　二.共性的主题精神
　　《古诗十九首》和曹植后期诗歌的主题精神是悲剧性的,二者的悲剧性都源于对生命意识的自觉地感悟和体认上。
　　悲剧性是文学作品诗性的一种表现。“当我们说某位作家的创作具有‘诗性’的时候,是指其作品如实地呈现了人的生存状态,并在其中追问着生命的意义。”(评论家李扬)“十九首”和曹植后期诗歌,从内容看,都展示了游子思妇失意的人生状态,这在前文已经论及。其实,士人游子之歌,思妇怨女之词,在“十九首”和曹植之前早已有之,《诗经》和汉乐府中,我们即能找到众多同类题材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也有表现游子思妇的失意和悲伤。但是,之前的这些作品表达的失意和悲伤,或者说展示的对生命的感觉和体认,是直觉的、原生态式的,如《王风·君子于役》,思妇触景生情,黄昏十分,看到牛羊等禽畜都按时归来,而自己的丈夫却不能回家,自然生发出无尽的相思和悲哀。这里表达的是最朴实的生之忧苦,甚至是人之本能的感觉。这种朴实的生之忧苦也是诗性的,它同样渗透了生命的意义。但是,这里还没有对于生命意义的曲折而理性的追问,是直觉的而不是自觉的生命意识。
　　“十九首”和曹植后期诗歌都表达了人生的失意和悲哀,更是都在这种失意和悲哀中理性地追问着生之意义,体现出自觉的生命意识。人们的目光从停留于外在的社会世俗到关注内在的自我生命存在,应该说这一转关大致从建安开始,“十九首”和曹植后期诗歌的生命意识的自觉性都体现了这样一个时代的特点。
　　“十九首”和曹植后期诗歌的这种自觉的而充满悲剧色彩的生命意识,首先表现在抒情主体对于自我生命渴求的体认和尊重上,而这些渴求又常常得不到实现和满足。士人游子渴求建功立业、实现自我,渴求骨肉相亲,渴求友谊常在,渴求生命永恒;思妇怨女渴求长相厮守的爱恋,渴求家庭的欢乐,渴求青春永驻,而这一切在一个动荡混乱的时代是多么的不易,甚至成了奢望和空想,深深的失落无情地击打着他(她)们丰富而敏感的心灵,使他(她)们陷于无尽的孤寂与痛楚。“十九首”和曹植后期诗歌的这种生命意识最为深邃与崇高的,是抒情的主体在这种孤寂与痛楚中,生发出对于人生哲理的探求,对于人生真谛的领悟。这种探求和领悟使作品具有了诗意盎然而诗性浓郁的思辨色彩。关于“十九首”的这种思辨色彩,学者李炳海曾归纳出这样几组关系:永恒与有限;人的心态与生命周期;忧郁与欢乐;来去亲疏。其实,在曹植后期诗作里,这些关系缀于篇中句间,俯拾即得。“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露”(《送应氏·其二》),“日月不恒处,人生忽若寄”(《浮萍篇》),“去去莫复道,沈忧令人老”(《杂诗·其二》),“荣华耀朝日,谁不令希颜……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美女篇》),“欢爱在枕席,宿昔同衣衾……行年将晚暮,佳人怀异心……昔为同池鱼,今为商与参”(《种葛篇》),“欢会难再遇,兰芝不重荣”(《闺情》)等等,这些不是在永恒与有限的沉思中,领悟人生的短暂吗?不是在人的心态与生命周期的体认中,感慨青春的易逝吗?不是在忧郁与欢乐、来去亲疏的概括中,悲叹人世的炎凉吗?
　　超越了对自我生命那种直觉的、原生态式的感觉和体认,尊重自我生命的渴求,在生命渴求的不能实现和满足之中,曲折而理性地探求人生的哲理和追问人生的意义,这是“十九首”和曹植后期诗歌共同体现出的悲剧性的生命意识,这样的生命意识富于深切而浓烈的哲理的意味。
　　三.共性的抒情风格
　　“十九首”和曹植后期诗歌都表现出浓郁的抒情特色,是十分明显的事实,这大大不同于它们的前代。这样的抒情是摆脱了对具体场景的摹写和叙事成分的羁绊而表现出来的,其中很多作品已经体现出高度凝练的意象式的情感抒发。王瑶在《中古文学史论·曹氏父子与建安七子》中指出:“中国诗低发展的主流,是由‘言志’到‘缘情’,而建安恰恰是从‘言志’到‘缘情’的历史的转关。”“十九首”和曹植后期诗歌的抒情特色正体现了中国诗歌的这一发展的趋势。同时,“十九首”和曹植后期诗歌具体从抒情内容、抒情方式、抒情语言等方面来看,都极为契合。
　　钟嵘在《诗品》中点评曹植诗歌:“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唐代皎然在论及“十九首”与建安诗人时,也说过一段话:“‘十九首’辞精义炳,婉而成章,始见作用之功。……邺中七子,……不拘对属,偶或有之,语与兴驱,势逐情起,不由作意,气格自高,与‘十九首’其一流也。”“骨气奇高”与“气格自高”最为基本的是由诗歌的抒情内容所表现出来的抒情气质,“十九首”与曹植后期诗歌的内容都根植于现实,展示真实的人生世相和悲哀的生存状态,表现出的抒情风格正符合所谓“建安风骨”那种“梗概多气”的格调。
　　“情兼雅怨”也是钟嵘对曹植诗歌的评价,主要是就诗歌的抒情方式和抒发出的情感状态而言,在这方面,钟嵘《诗品》里对“十九首”也有一个评价:“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曹植后期和“十九首”抒发对人生社会的失意或不满,是悲剧性的,但二者表现出的不再是那种悲愤激昂甚或怒目金刚式的情绪,它们的情感状态是沉着冷静、高妙淡然的,正如所谓“怨诽而不乱”,二者抒情都表现出意蕴高远而雅致。
　　曹植后期诗歌是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历代学者对此已形成共识,钟嵘在《诗品》里用“体披文质”来评说这一特点。从语言方面来看,庄雅而不失古朴,尤其是其五言诗,造语时有新鲜,却也保留了汉乐府的质朴有力,不像后来那样的精工织巧,很自然,很真实。“十九首”的语言风格也似如此特点,往往造语新警却明白晓畅,形成深衷浅貌的语言风格。刘勰以“直而不野”来评论之,从语言方面来看,也是切中肯綮的。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1962.
　　[3]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龚贤武,男,武汉商业服务学院基础课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