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学术研究,刘安海先生总是说,他先天不足,后天缺乏营养。他解释说,所谓先天不足是指他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没有家学教育的底子,读书学习是自己一路摸来;所谓后天缺乏营养是指大学毕业不到一年就遭遇了文化大革命,整整被耽误了十年。十年——年富力强的十年该能学到多少东西,该能出多少研究成果啊!每当提及此,他不由得发出这样的感叹。不仅如此,成家之后家境非常不好,困难超过了一般人的想象,再以后又有更加凄绝的事情降临头上,使他悲苦欲绝,痛不欲生,而且无从诉说。他就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进行着教学和科研。他说,他的成绩虽然没有别人大,但付出的艰辛一定不比别人少。对此他有时免不了无可奈何地说,命运是一双无情的手,往往左右着人,拿捏着人。
　　刘安海先生1940年出生于湖北省应山县(现改为广水市),小学是在农村读的,初中和高中是在应山一中读的。1961年高考前适逢大旱,县委置考生的命运于不顾,一纸通知叫面临高考的学生回乡抗旱,是否参加高考听候通知。总算是老天开眼,就在高考前几天,下了一场透雨,他才得以参加高考,也才有机会到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大学毕业留校,文化大革命结束,他才进入文艺学专业领域。
　　一切都是从头学起。虽然他1978年至1979年给78级的同学讲了一年《文学理论》课,但从京山回到桂子山后,他仍然像一个学生一样地坚持听《文学理论》及其他课程,以便学习其他老师的长处。陈安湖、曾祖荫、王先霈等老师的课他都听过,而且认真地做了笔记。自那以后他一直站在教学第一线,讲授了《名著欣赏》、《文学文本解读》、《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小说创作技巧研究》、《文学创作研究》、《文学语言研究》等课程。
　　刘安海先生认为讲课是一门艺术,不是艺术表演的艺术,是老师将课程内容怎样演绎出来的艺术。他从有关教育学、教学法中得知同样的内容让学生自己看和听一个会讲课的老师讲,其间比例为七比一,就是说,学生看七遍才抵得上听老师讲一遍,——当然是指会讲的老师。因此,他认为讲课兹事体大,无论如何都要把课讲好。他讲课有着自己的讲究。他很少走下讲台,偶尔走下,一般也总是站在离第一排学生三米远左右的地方,眼睛从不盯着某一个同学,而是面向全体同学,有时也会停留在某几个同学那里,但通常都是一眨眼的工夫,意思意思而已。他之所以这样,是要做到对所有的同学都一视同仁,不能让学生产生老师亲此疏彼或者亲彼疏此的感觉。他讲课的声音不高不低。他认为声音过高,甚至不顾所讲内容而一开口就慷慨激昂,学生当时情绪可能被鼓动起来了,过后头脑中并不会留下什么印象;过低则会让坐在离讲台较远的学生听得吃力或听不清,不会有什么效果。他讲课的节奏总的说来显得较快一点,但不是特别快,他认为太快学生记不住,讲了等于白讲,太慢则传达给学生的信息太少。他注意语速和节奏,该快的时候快,该慢的时候慢。他总能很好地控制讲课的声调,他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略显低沉的声调最有益于学生的接受和记忆。他说老师都是从学生过来的,应该知道听课其实是非常累的,首先是集中注意力将老师传出的声音捕捉到,接着要快速地把声音转换成信息,然后要把信息转换成言语,记在头脑里,写在笔记本上。他特别强调,讲课的声调不高不低,这并不是说讲课不要激情,激情是要的,但老师讲课毕竟不是演员表演,一切都要有度,不能太过。他曾在写过一则短文,内容是说讲课应该做到高热情、大信息、快节奏。他是这样写的,也努力这么去做。
　　刘安海先生讲课的一大特点是不用讲稿,有时仅将一张纸摊在讲台上,有时手里只拿几张卡片,但也很少看,所讲的内容全部装在他心中,从大标题到小标题,从先后顺序到逻辑贯通,他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第一句说什么,第二句怎么衔接,第三句怎么跟上,从重点的突出到难点的解疑,从论点的提出到论述的展开再到论据的援引,他都有条不紊,娓娓道来。他的教学语言准确、简洁、生动、洗练、流畅,富于启发性、期待性、诱导性、幽默感。有的学生私下里说刘老师的肚子里是不是安装了一部录音机,不然为什么说出来的话就像一篇文章一样,文通字顺不说,而且没有一句多余的话,更不用说拖泥带水了。
　　关于刘安海先生讲课还有两点值得一说。一是为了把文学的基本概念或基本理论问题讲清楚,免不了要举出文学作品中有关男女情爱的例子。每当举出这样的例子的时候,他的眼睛或是望向窗外,或是抬头看天花板,或是低头看地面,避免和学生的目光对视。他越是这样同学们越是听得目不转睛,津津有味。二是他在课堂上有时会根据内容插一点点人生哲理,对学生进行一点人生的启迪和点拨,例如他曾经说过一个人无论是在学习工作或人生际遇中应该有那么一点“小得意”,这种“小得意”既是对自己的肯定,也是对自己的慰藉,对于提升自己的信心、鼓舞自己的斗志、实现自己的理想是有好处的。这往往能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一个学生把它写进自己的博客。
　　不少学生或通过文章或通过书信说到刘安海先生。一个学生给他写信说:“听您的课总觉得是一种乐趣。您可以完全抛开讲义,把枯燥的理论讲得妙趣横生,您总是这样鼓励我们回答问题:随便猜一猜,碰一碰嘛……您回答我们的提问时,总是那样条理清晰、从容不迫、滴水不漏……刘老师,您最大的成功是将我们引入一个妙趣横生的文学殿堂……”一个学生在一篇文章中说他上课有“另外一种‘淡’和‘静’,散发着知识分子的安适与从容的气息。那不紧不慢的语调和踏上讲台的稳重步伐透露着他几十年来教书育人的底气和自足,一开始便以‘来者不问,去者不追’的坦然胸襟面对学子,仿佛置身张中行笔下的北大自由氛围。”一个语文教育硕士在学位论文的后记中写道:“我的论文指导教师刘安海教授就是华师文学院众多老师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他自然,自然得如原生态的大森林;他清淡,清淡得如优美风景中的青山秀水;他宽厚,宽厚得能容得下整个世界;他慈祥,儒雅,睿智,幽默……不必说听他讲课,与他谈话,也不必说像我这篇学位论文他从小标点到大框架的悉心指导,只要做他的学生,不用他说一句话,你就会因受到他的感染、熏陶而心灵净化、境界升华!”这虽然免不了学生对老师的溢美之词,但也道出了一点实情。正因为这样,所以刘安海先生多次获得学校教学优秀奖,获得过湖北省政府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级教学一等奖、二等奖以及曾宪梓教育基金三等奖。
　　在科研上,刘安海先生尽了自己的努力。他艰难起步之后在《文学评论》、《理论与创作》、《创作评谭》、《通俗文学评论》、《理论月刊》、《湖北社会科学》、《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外国文学研究》、《汕头大学学报》、《奔流》、《小说林》、《长江文艺》、《芳草》以及《文艺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论文近百篇,有的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有的还获得过奖励;他出版了《文学理论要略》、《小说技巧新编》、《小说创作技巧描述》、《文学创作:心灵的系统创造工程》、《小说“小说”》等专著;主编了国家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文学理论》;和他人一起撰写了《文学新论》、《文学批评基础》等教材;参编了《文艺创作知识辞典》、《小说大辞典》、《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中国当代文学辞典》、《语文新四书》等。他独自承担了教育部和湖北省等多项研究课题。另外还参与了多项课题的研究。
　　他的科研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小说创作技巧研究。他在研究之初就编了一本《小说技巧新编》,写了长达一万七千字的前言,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对小说技巧的看法,针对有人忽视小说技巧研究的倾向,他明确提出:“一个研究领域的确立总有它的特定的研究对象、特有的研究意义,并且自认为有能力同一切忽视、轻视以致不容许这个研究进行下去的错误看法和观点展开有说服力的论争。”紧接着他根据给学生开设选修课的讲稿出版了专著《小说创作技巧描述》,著名文学批评家何镇邦在《文艺报》发表评论文章给予高度评价。再以后出版了“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小说“小说”》。
　　二是文学创作研究。刘安海先生对文学创作理论情有独钟,《小说创作技巧描述》是专门研究小说这样一种文学体裁的创作技巧的,对此他并不满足,心里一直向往着能够写出一本专门论述文学创作的书。时过几年,他的这一心愿得以实现,《文学创作:系统的心灵创造工程》出版。在这本专著中他将文学创作看作一个母系统,分别研究了创作动机、观察体验、创造思维、整合完形、艺术表现、调节控制等若干个子系统。李运抟等分别在《文艺报》、《长江文艺》等报刊上发表评介文章,称之为“学者的工程”,有着“皓首穷经的毅力和勇辟新径的胆识”,“它们的总体思路和具体思辨已经显示了运用新科学即‘系统论’的明显努力”。
　　三是文学批评研究及实践。在文学批评方面刘安海先生将目光专注于一般研究者不大注意的一些问题上,他发表的《阻隔与沟通:异元批评与对话批评》,对文学批评领域中的异元批评和对话批评进行了比较梳理与深入探讨,强调要杜绝和摒弃“异元批评”,倡导和实施“对话批评”,因为前者使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存在阻隔,后者可以使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实现沟通,而这正是文论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他认为要实现对话批评,批评家需要一定的关于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共识,前者是构成对话批评的前提,后者是构成对话批评的原则或根据。他认为批评本身就是对话,是关系到平等的作家与批评家两种声音的相汇,对话批评是批评家与对话者之间以文学文本为中介从而共同探讨人类价值问题的活动。为了进行对话批评,他指出文学批评必须走出自我孤立的窘境。《自发性·对话式与绅士风度》,研究的是长期以来备受冷落的读者批评。文章辨析了作为批评主体的读者批评和作为批评方法的读者批评的不同,它具有自发性、印象式、真实性、尖锐性、时效性、大众性等一系列特征。文章在肯定读者批评的同时也分析了读者批评存在的不读书而妄加批评、容易受到小集团的浸染、因追赶时髦而难以避免判断上的错误等各种不足。文章指出在今天的中国读者批评具有前所未有的可能和重要的意义,值得研究和提倡。
　　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研究上刘安海先生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联系实际。他的研究不是纯理论的研究,他力求使自己的研究能够及时跟踪文学创作动向,针对文学创作实际发表看法。这一点从《小说创作技巧描述》和《文学创作:系统的心灵创造工程》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从他对方方、刘醒龙、池莉、邓一光、陈应松、晓苏、徐世立、董宏量等作家的评论中也可以看出来。
　　不仅如此,刘安海先生的文学批评还坚持了这样三点:一是以敏锐的眼光捕捉等各种各样的文学现象并予以辨析,但主要是找毛病、挑问题。他不认大家,不认名气,只要是认为不足的,都给予批评,从维熙的中篇小说《断肠草》、程代熙的长文以及刘醒龙、邓一光、方方等作品中这样那样的瑕疵,他都写过批评文字,甚至对钱钟书、季羡林也表示过自己的疑惑与不解。他这样作的指导思想是:他把文学看作一个大花园,有的耕耘,有的栽种,有的培土,有的浇水,有的施肥,有的剪枝,有的捉虫,他说这些他不一定都做得了,他只有利用偶尔到文学花园里走一走的机会,若是看见了那些不利于花朵生长的杂草、荆棘、虫子什么的,就不妨锄一锄、顺一顺、捉一捉,私下里以为这些多少是可以促进文学百花园里的花朵开放的,哪怕只是促进文学园地里几朵花的开放,在他看来也是值得做的。因此,他就甘心做一做这些小事。这样的文章篇幅短小,主要见于省内几家报纸,日积月累,有一百多篇,共计二十多万字。他把这些短文编辑起来,定名为《缝针集》,意思是他在文学园地里缝缝补补而已。或许是敝帚自珍吧,他很喜欢自己的这样一些短文,惋惜的是这些短文未能结集出版。二是评论有关校园生活题材的文学作品。他说他的职业是教师,由衷佩服那些优秀的教师,所以他有选择地评论那些描写和歌颂优秀教师的作品,作为他对那些优秀教师敬意的一种表达。三是受人之托写有关作者和作品的评论文字。这种情况不多,但他作得很认真。人都生活在社会当中,都有自己的亲朋好友,都需要互相提携、互相帮助。作这种批评虽然免不了要说些好话,但也不尽是溢美之辞,他坚持的原则是文学批评的职业规范和自己做人的道德良知。
　　文学语言是刘安海先生文艺学研究的又一个方面。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他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题为《语言痛苦: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的长文,再以后发表了《面对语言》、《文学语言的人文价值本性》、《文学语言的特性》、《文学文本言语的虚构性》等一系列文章,在此期间他开设了文学语言的选修课。随着研究的深入,他认为将文学语言称为文学文本言语更符合所谓文学语言的实际,也更科学。他对于文学文本言语的研究也是紧密结合文学创作的实际,涉及的小说散文作品达一百多部(篇)。他把关于文学文本言语研究的成果分章节编辑起来,有将近三十万字。这本耗费了他很多精力的书稿现在还储存在电脑里。他有时免不了叹息当下的出版现状,没有哪家出版社肯为一般的研究者出版学术著作,自己出钱走所谓合作出书的路,他又不情愿。他一方面认为用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去出版同样辛辛苦苦得来的研究成果,有失知识分子的自尊,另一方面觉得随着经济社会的繁荣,国家应该给予研究者的劳动以更多更高的报酬,而不是让研究者自己出钱出书。难道我的这种认识不合时宜吗?他不止一次地这样自己问自己。
　　通俗文学是刘安海先生研究的又一个方面。长期以来,刘安海先生一直关注着通俗文学的潮汐起落,参加过多次学术讨论会,写了多篇文章,承担了教育部的课题,获得过《文艺报》等单位举办的通俗文学理论研究征文奖。鉴于刘安海先生在通俗文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今古传奇》、《中国故事》等刊物多次约请他对全年的作品进行综合性的评论。
　　刘安海先生的科研成果得到了社会和同仁的认可。他参与编写的“语文新四书”之三的《语文知识千问》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文学理论要略》获“全国第一届优秀教育读物一等奖”,《小说创作技巧描述》获“湖北省文艺理论研究会十年科研论著二等奖”,主编的“文艺学系列教材”之一的《文学理论》获国家教育部优秀教材一等奖。
　　刘安海先生认为作为一个学者最宝贵的不是在社会上的地位、名气和利益,而是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以及质疑的态度、批判的精神,不阿谀奉承,不奴颜婢膝,不讨好领导,不巴结权势,也不要动辄就歌功颂德、歌舞升平什么的。他对于那种平时闲聊中骂这骂那而一拿起笔来就好话连篇、颂词满纸的人很有点不屑。他认为作为知识分子要以审视的眼光看待世界,看待周围的一切,只有这样,才对得起知识分子这样一个称呼,才承担得起社会分工给知识分子的责任(他强调说:“我在这里不用‘给予’,也不用‘赋予’,而用‘分工’,实事求是地说就是‘分工’”)。他不仅这样要求自己,而且尽可能把这样的思想传递给学生。他曾经在课堂上做过问卷调查,并抽出其中一个题目当场问学生:“你到大学里是来学什么的?”学生的回答包括了学知识、学文化、学方法、学做人等各个方面,刘安海先生笑着说,学生的回答都对,但不是他所要的回答。他所要的回答是:一个学生到大学里应该是来学“思想”的。他说:“我所说的‘思想’包括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名词,即学习古今中外先贤圣哲留下来的蕴涵着深邃见解和丰富智慧的思想;二是动词,即通过对先贤圣哲思想的学习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进而形成自己的独立的人格和尊严。”他说作为一个教师,光有自己的思想见解没什么了不起,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教学让学生也形成自己的思想见解,这样我们才能逐渐成为有尊严的人。
　　
　　陈雁梨,女,广东深圳市蛇口中学教师。

• 陈雁梨： 教学与科研比翼齐飞的文艺理论家刘安海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