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伯尔短篇小说《在桥边》杨长荣文学教育下半月2010年第10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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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0年第10期 ID: 157370

[ 杨长荣文选 ] 　　

重读伯尔短篇小说《在桥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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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伯尔短篇小说《在桥边》

◇ 杨长荣

　　德国著名作家伯尔的短篇小说《在桥边》(见高中选修教材《外国小说欣赏》),借助一个小人物的简单故事,表现了一个重大的主题,即制度下小人物的命运。
　　“我”是一个小人物,在战争中残废。小说一开始便提示出了小人物在制度下不能把握住自己命运的悲哀。“我”没有姓名,没有亲人,仅仅只是一个和当时千百万同类人一样的一个代指符号而已。作者以有限视角,便展示出“制度”下人物的渺小。其实二战以后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在德国,在欧洲,在全世界类似这样命运的人还有许多。他们在战争中丧失的不仅仅是一条腿,更是对生活的绝望,对未来的绝望。
　　“我”在战争中无法把持自己的命运,参加了二战,并在战争中落下了残废,成为制度的受害者。同样,我在今天也无法为自己做主,我被“制度”安排在一个可有可无的岗位上——数人。这就是主人公的命运,他被时代、制度边缘化了。成了一个被人忽略的、生存在人群之外的、整日只能面对强大的钢筋混凝土而显得十分可怜而又渺小的人。作者写出的“我”其实就是一种隐喻,一种代表。试想今天在强大的制度化下的无数小人物,不同样是有很多人被异化,被忽视,被扭曲,从而充当了一个庞大社会机械上可有可无的螺丝。这是个人的悲哀,更是社会的悲哀。
　　更可怕的是制定制度的人,他们同样被制度所异化,成天与一些无聊而又虚假的数字打交道,成为自己制度下的牺牲品。他们热衷于无用无聊的数字,而且每天在我虚假的数字中陶醉,对我每次上报的数字深信不疑。这种被制度异化的可怕之处在于:自己甘愿被异化的同时,心甘情愿地去异化别人,伤害别人。当自己被制度者愚弄时不但未被发现,反而兴高采烈,从而加深了小人物在制度下的悲哀。
　　小人物的可悲不仅在被制度异化,还在于这种异化会被逐步加深。小说中写道,当我在一次例行的检查中满足了上级的要求,做为奖赏,“我”由过去数人,变成现在较为轻松的去数马车,这更加深了人物悲剧,它甚至彻底被边缘化,变得更加可有可无。马车的多少,与生活无关,更与我的理想无关,它无非是能够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机会去看一看我暗恋的姑娘,因而“我”为此高兴,而这种高兴也只有自己,姑娘并不知情。其实类似这样的小人物被制度异化、边缘化的悲哀,在很多地方都还不断地上演着。
　　而小人物在对边缘化异化的同时,又显示出一些愚笨的狡黠。“我有时故意少数一个”“当我恼火时,我只给他们一个平均数”“当我愉悦时,我就用五位数来表示我的慷慨”。 “我”以数字糊弄官员,靠数字得到“升迁”——由数人变成数马车,也许这也正是社会小人物在无奈时的一点自慰,颇似中国式的智慧——皇帝让人人都有“暮为田舍良,朝坐天子堂”的梦想;百姓也用“红嘴绿鹦哥”来欺骗皇帝,两相取安,便各自为胜,看来这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中外一类。
　　而这些小人物的命运是悲哀的,前途是不可知的。他喜欢的姑娘是一个隐喻,是一个具有大众性而又能被认同的代表,代表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这种喜欢永远只是“单恋”,甚至到了小说的结尾,也未能看到姑娘对他的回眸一笑。
　　做为一种隐喻,它也只是存在于人的心中,当小人物在社会中边缘化、异化时,他需要挖出一个小孔让自己喘息,于是为自己编制了许多美好的梦,就如同阿Q只能在梦中革命——抢东西、娶妻子、杀仇人,甚至清醒时还梦魇般地要与吴妈困觉。但即使自己离梦再近,这个梦也是无法实现的。小说最后写道“我可以”去找她,“说不定”可以送他一段,一切都是假设之中,一切都没有成为现实,但毕竟心存美好,也算是在社会制度化下的一点狡黠。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结尾,作者并没有让主人公绝望,而是让他在更加边缘化的环境中带着一种美好的愿望。这也许体现出了作者在人被制度化后所仅能做到的一点人文关怀。
　　
　　杨长荣,教师,现居湖北襄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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