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风雅之诚与禅宗
　　“风雅之诚”是芭蕉俳谐艺术的精髓。关于“风雅”,郑民钦在《日本俳句史》里有这样一段描述:“‘风雅’源于《诗经》‘六义’之说,汉诗的这种分类影响到和歌,为《古今集》采用,把‘风雅’二字变成诗歌的代名词,成为艺术的同义语。《三册子》说:‘诗歌、连歌、俳谐共为风雅也。’可见也把‘风雅’视为俳谐艺术的称谓。但如芭蕉所言‘我家之风雅’,则既指俳谐,也指俳句美的本质”。(郑民钦:《日本俳句史》北京:京华出版社 2007年10月第一版 第42页)关于“诚”,郑民钦在《日本俳句史》里也有叙述:“‘诚’源于儒学《大学》中的‘诚意’,从室町时代开始在日本普及。上岛鬼贯、芭蕉把这种思想引进俳句。鬼贯认为是‘诚之外无俳谐’(《独言》),提出了蕉风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芭蕉的《野曝纪行》从物我两面,即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悟到‘诚之美’。这里的‘诚’,就是‘真实’。”(郑民钦:《日本俳句史》北京:京华出版社 2007年10月第一版 第42页)
　　“风雅之诚”其实就是俳谐艺术本质的真诚之美,芭蕉的“诚”建立在禅宗的哲学思想基础上。日本的禅宗大都来源于中国南宗禅,即佛教哲学有禁欲苦行转向适意自然。既然禅的本质变成了一种生活体验、心性领悟或人生方式,那么自然就和表现生活,抒发心性的芭蕉俳句有了共同点。禅宗的归宿点在于自然,感应自然就是芭蕉所说的“任心感物写兴”(《猿蓑·跋》),启动自己的感情去感受大自然的万物,体验、观照、对比、把握、捕捉事物内在的东西,于是产生心灵的激动、创作的激情,然后用质朴的语言真实地写出来。这样才是“真实”、“真情”,才能升华为艺术的真实。芭蕉在《笈之小文》中说:“然风雅者,顺随造化,以四时为友。所见之处,无不是花。所思之处,无不是月。见时无花,等同夷狄。思时五月,类于鸟兽。故应出夷狄,留鸟兽,顺遂造化,回归造化。”芭蕉是一个行吟诗人,他离开繁华喧闹的城市,流连名山大川,云游四方,足迹遍及日本各地,顺造化而友时,非花不观,非月不思,与泥土花鸟亲昵,体验生活,接触民众,吸收山川秀水之灵气,锤炼俳谐艺术之化境,抒发真诚精醇之胸膛,把身心融化于大自然,把自然美升华为艺术美。如他有这样两首俳句:“阵头如烟,一朵一朵又飘散,清辉满月山。”(关森胜夫 陆坚: 《日本俳句与中国诗歌:关于松尾芭蕉文学比较研究》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6年第一版 第144页)“小憩高山上,云雀在下声流畅,神怡又心旷。”(关森胜夫 陆坚:《日本俳句与中国诗歌:关于松尾芭蕉文学比较研究》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6年第一版 第107页)卧高山,听云雀,枕白云,伴月光,任随世事推移,天地变改,我自无忧无虑,放旷超然。这种生活似乎不能简单地看成是中国魏晋时代隐逸之风的产物,因为它的重心不在于借徜徉山水自然来慰藉精神上的苦闷。它也不同于早期佛教徒苦思冥想的生活方式,从“小憩、神怡、心旷”之类的字眼中,我们显然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南禅精神,既不念佛,也不凝神沉思,一切的佛性都蕴涵在这“自然”的生活态度之中,禅宗认为求佛不需要经典,禅的生活倾向于隐逸山林,在大自然的怀抱中领略超然自得的乐趣。芭蕉秉承了这种精神,以平静之心看待大自然一切风物,与花相对,与鸟相亲,人与物化,心与景融,自身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物我一体,天人合一,这就是风雅之诚的精髓所在。
　　芭蕉在创作过程中,强调的还是“真实”,反对单纯地玩弄技巧和使用过度修饰性的手法,他不是排斥技巧,而是排斥不顾内容的无聊的技巧。真实的技巧来自于对生活的深刻理解,“真实”本身要求作者具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慧眼以及入木三分的表现法。所以芭蕉的作品不是精雕细琢,从这一点看,他似乎是把禅宗当作一种解忧排虑,闲适无忧的人生哲学,相当世俗和实用化,没有追求佛教的终极真理和极乐世界。但芭蕉作品天然浑成,不露痕迹,看似平常却艰辛,韵味全在大巧若拙之中,其深刻地契合了“行往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的南禅宗旨。
　　诗人沉潜于非理性的艺术想象时的真实情感与表象的直接抒发,往往最能表现诗人的独创性,它的妙处就在于自然和真诚。正因如此,真正的好俳句就不须觅奇猎险,雕章硺句,而应是“人言此语出天然”(《李行中秀才醉眠亭》)或“信乎拈得俱天成”(《次韵孔毅父集古人句见赠》)。芭蕉为求俳句“风雅之诚”,一方面让非理性的直觉与客观物象天然契合,“不涉理路,不落言荃”(司空图:《诗品》)其审美趣味是指向简约收敛的静态美,这从他多以大自然为题材即可看出。另一方面,他使主观意识自由无拘束地表达,“冲口出常言”,以平易自然的语言取胜。这其中既有芭蕉聪明绝顶的因素,也和他深契禅宗“唯心任运”的思维方式分不开。
　　二.闲寂中的禅声
　　什么是“闲寂”?“向井去来的解释是‘闲寂是俳谐的色调,并非是指闲寂之句。譬如老者披甲胄上战场,或者着锦绣赴宴,皆有老者之姿态,无论华丽之句,还是宁静之句,皆有闲寂。’”(郑民钦:《日本俳句史》 北京:京华出版社 2007年10月第一版 第45页)也就是说“闲寂”不是题材表面的情调,而是作者捕捉对象时的心灵关照,所以即使是行吟华丽浓艳的题材,也可以表现出闲寂的色彩。我通过对芭蕉俳句的阅读,认为其“闲寂”主要包括:价值取向的非功利性和“余情”。
　　先谈价值取向的非功利性。价值取向的非功利性,这是俳禅相通的第一个方面。禅宗的基本宗旨是解脱人间的烦恼,通过自性净心的发现而达到自由无碍的涅槃境界。无论是参禅打坐,还是任运随缘,自然适意,禅家都没有任何物质欲望的追求,功名利禄的追求。禅的这种非功利性与芭蕉俳句的性质十分接近。芭蕉的“闲寂”存在于作者的心间,会自然而然流露出来。这里强调的是自然流露,不是人为的制造。是通过悟通人生无常之道,“对纷纷攘攘的世俗的荣华富贵不屑一顾,心如止水,不为个人的蝇头小利营苟盘算,必须扫除私心杂念,”(郑民钦:《日本俳句史》 北京:京华出版社 2007年10月第一版 第46页)才能看透世间万物的表里,以“闲寂”之心体验人生。
　　再谈“余情”。“闲寂”与否很大程度上要看作品是否有“余情”。芭蕉的“余情”多来自禅宗。芭蕉曾倾心于禅宗哲学,有着比较深刻的研究,经常在作品里反映这种哲学世界,通过一些小事物的描写揭示出深藏其中的清寂纯净、平淡无为的禅宗世界的妙趣,也从而营造出玄妙幽深的独特诗境。蕉风的根本理念是优雅枯寂,构成一种枯淡闲寂、清绮典丽交织错叠的美的意境。透过外在形式的委婉华丽,晕渗出静谧孤寂之情。“这种心绪有时貌似细腻纤弱,其实是‘观须臾于古今,扶四海于一瞬’(陆机《文赋》)的紧张凝聚这情思翔翥的余韵,而使‘含不尽之意于言外’(梅尧臣《六一诗话》)”脍炙人口的名句“古池呀,青蛙跳入水声响”所吟咏的命题就内蕴着极其丰富的变幻的可能性。古池、青蛙跃入水、水声,三者的微妙配合呼应给读者留下钟声般余韵缭绕的无穷回味的余地。一个“古”字,意味着世事的变迁、人事的沧桑、时间的古老,看尽世间哀欢的情绪缠绵悱恻。池水是静止的,这静止之中蕴含着千变万化的运动。“古池”二字表现出古老的宁静,也可以说是恒古的静寂。青蛙跃入水中是一个媒介的手段,当时俳人咏青蛙一般说“蛙鸣”,芭蕉没有表现青蛙的声音,而是以无声的动作引出水声,构思奇拔,出人意表。“古池”是“过去”的凝结,具有幽深的神秘;“青蛙入水”是“现在”的活动,具有蓬勃的活力,二者在这里相撞。水声扑通一响,是时空撞击的声音。这一声是这首俳谐的“诗眼”,打破了静谧的世界,打破了千古的沉默,大自然的生命律动仿佛在这一声水响中涌动回荡,大自然的声音渗到作者的心灵之中,两相交融,彼此呼应,制造出一种“幽幻”的深邃意境。这幽幻的色彩是闲寂,闲寂的归结是无常。宁静中的一声水响宛若空寂世界里的一声钟鸣,幽思无穷,万物皆空,使俳谐的闲寂带上明显的禅寂情调。水声的响动更岑寂了四周,这一点犹如“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意境。郑民钦的《日本俳句史》中提到这样一件事:芭蕉在创作这首俳谐之前,佛顶和尚去访问他。佛顶问:“最近如何度日?芭蕉回答:“雨过青苔湿。”佛顶又问:“青苔未生之时,佛法如何?”芭蕉答曰:“青蛙跳入水里的声音。”可见,芭蕉俳谐中的“古池”、“青蛙跃水”、“声响”都是禅宗里时、无、空、虚的象征。“古池”是没有时间的冥想,在“青蛙跃水”的导引下,发出激发生命跃动的“声响”,层层荡漾,抵达永恒的彼岸。在死寂中诞生生命,顿悟出自然的回归,在这一刹那,古与今、动与静、形态与动作都化入“无”的世界。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我”,即作者芭蕉自身也和所凝视的客观对象化为一体,超脱物外。这就是吟自然而对自然的心灵的锲入,移情于物,在客观物象里感受生命的张力。芭蕉大巧若拙的手笔把诗歌艺术的模糊性含蓄深隐,可谓羚羊挂角,了无痕迹。使物我浑然一体,超脱凡俗。
　　《古池》这首俳句无疑暗合了铃木大拙的那句话:“感情达到最高潮时,人就默不作声,因为任何语言都是不适当的,或许连17个字也过于多。无论在什么场合,多少受到禅的方法影响的日本艺术家们,为了表现自己的感情,产生了用最少的语言的倾向。如果十二分地表现了感情,就失去了暗示的余地,暗示力是日本艺术的秘诀。”
　　三.不易与流行
　　“芭蕉把天地变化不断创造的美称为天地固有的俳谐,把天地变化不断创造的心称为天地流行的俳谐。他说:‘万代有不易,一时有变化。究于二者,其本一心也。其风雅之诚也。’风雅之诚是根本,闲寂是境界,不易、流行是核心。前两者是后者的基础。不易与流行是对立统一的整体,绝对化的‘不易’和赶时髦式的‘流行’都不能达到风雅之诚。”不易与流行根植于世界的无常性,这一点和禅宗的无常观是一致的。从禅宗的角度看,不易是绝对的“无”,这是俳谐的主体,在这个原则下,“心随万境转”,对漂泊人生、四时为友、历史钩沉、时事感怀,就能以不同的心境应付自如,这样才能“随流认得性,无喜亦无忧”,以至于“平常心是道”。芭蕉有一首著名的俳句——《奥州小道》:“早已抛弃红尘,怀着人生无常的观念,在偏僻之地履行,若死于路上,也是天命。”它散发的是深沉的感慨,看到了时间的持续性与不复返性,在此基础上否定时间的过去和未来之于自身的意义,深刻揭示了人类普遍面临的基本矛盾:生与死,过去与未来。这是对孤寂的超越,不易与流行形成包容的一元世界,构成俳谐的神髓,达到禅的艺术境界。
　　禅强调“悟道”,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妙悟,成为一种独特的个体感受。芭蕉的不易、流行正如禅的领悟,它可以在某个瞬间得以完成。俳谐作为艺术,它的价值的永恒性往往产生在一瞬间的感受里。瞬间即永恒,永恒在于瞬间。这和禅“一味妙悟”是相通的。芭蕉的“流行”即是文学上的创新,不断超越古今;“不易”则是文学的永恒;流行可以使俳句的形态的多样,可以随着四季的推移而千姿百态,但生命的价值永存。禅宗讲的是感性,通过领悟达到永恒不动的“静”的本体。芭蕉的“流行”即是要从“动”的超越达到“静”的不易。正如“青蛙入水”的“动”,打破“古池”的“静”,引出“水声响”,又达到新的“静”的境界。后者的“静”是前者的“静”的升华,没有“入水”的释放和顿悟,就抵达不了禅的佛我同一、物我两忘的奇妙世界。古池的寂静是一种“无”的象征,“青蛙的动作虽然证明了生命的存在,但瞬间的运动反而更显示生命的虚无。作者对自然地片刻认识只为证明超越时空的‘无’的永恒。”(郑民钦:《日本俳句史》 北京:京华出版社 2007年10月第一版 第50页)
　　
　　参考文献:
　　1【日】关森胜夫 陆坚:《日本俳句与中国诗歌:关于松尾芭蕉文学比较研究》【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
　　2【日】铃木大拙:《禅学入门》【M】.北京:三联书店,1988
　　3【日】柳田圣山:《禅与日本文化》【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1年;
　　4【日】松山芭蕉 林林:《日本古典俳句选》【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5吴言生:《禅宗诗歌境界》【M】. 北京:中华书局,2001;
　　6张伯伟:《禅与诗学》【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7郑民钦:《日本俳句史》【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0;
　　
　　伍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

• 伍 星： 小说《红豆》爱情心理探析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0年第4期
• 伍 星： 松尾芭蕉俳句与禅宗的关系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