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于接受客体的教育方式的认知,以何种方式来教育孩子,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对于此,必须要借助于心理学研究中对于婴儿早期的思维状态的发现,来探索孩子们的思维与语言结构。当然,传统心理学的认知是有局限的,但是对于现在我们的音乐教育,仍然有着重大的启示。
　　[关键词]拉康的心理学;镜像主义;音乐结构;婴儿时期
　　
　　拉康的心理学研究认为,婴儿早期阶段对于自我主体观念的建构,需要借助于一个“他者”的形象,因为婴儿在早期的思维中,并不能分清楚自我与他者的区别,这个时候,母亲的形象是婴儿自己的形象,也就是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所说的恋母的阶段。这一阶段也处于主体能够形成语言能力的阶段之前,被称为想象界(因为主体与世界是一种想象关系)。而等到婴儿认识到了自己的形象,并且在这个秩序化的世界中得到了符合自己主体的一个位置的时候,也标志了主体的建立。这是一个父权和法律的阶段,弗洛伊德认为这个时候对母亲的爱也就受到了来自父亲的压抑。俄狄浦斯的弑父娶母的神话所描述的就是人类起源的时候,早期的、本能化的对于父亲的仇恨。这个秩序的世界,是用语言来形成的,在语言中,我与他与你,都有了一个明确的位置。世界是处于这个理性的结构之中的。然而,让我们费解的是,在早期的心理模式中,音乐不同于语言,音乐能够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
　　尼采从他非理性的哲学理念出发认为,音乐是一种非理性的狂欢,把人从理知中解放出来的一种彻彻底底的狂迷。相比于代表太阳的理性的日神阿波罗,酒神狄奥尼索斯是非理性的,能够最直接地表达人类原始的无意识的状态。在音乐中,瓦格纳那种狂迷的、不和谐的、非理性的力量是他所追求的东西。这是西方反理性主义哲学的一个比较直接的思潮,与战后的后结构主义心理学、人类学、福柯的历史学遥远地血脉相接。对待音乐的认知问题上,提出的正是如何对待理性、崇高、沉迷等这种精神状态。这是音乐作为一种艺术的本体与接受提出的挑战性问题。
　　为什么要研究人类作为一个婴儿的早期认知与接受状态呢?因为这涉及到了一个音乐教育学中音乐的早期认知与接受的状态。这个时候,对于婴儿的人格成长有着重要的作用。婴儿对于音乐和图形的认识要先于语言逻辑。根据德国心理学家霍尔茨上个世纪的研究发现,婴儿对于音乐在胎儿时期就有反映,说明了他的欣赏与接受的能力。我们考察类似于婴儿时期的人类早期的生活也能发现,新时期时代出土的骨笛、骨哨,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与《结构人类学》中对于美洲印第安原始部落以及非洲部落的音乐与图腾崇拜的祭祀中也发现,音乐在建构人类理性和秩序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往往一个仪式的完成,是伴随着音乐、舞蹈、戏剧、巫术等多方面的内容而进行的。这个过程就是理性与理知建立的过程。孔子所言的“礼乐”中,音乐往往是伴随着理智的认知的,同时,也确保了这个世界的和谐秩序不被破坏(孔子曰:“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不合适的舞蹈与音乐仪式,是谵妄于礼法和秩序的)。
　　阿尔都塞从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论说中,提起了“意识形态将个体询唤为主体”这个观念,对于音乐这种艺术工具,当然也是具有着意识形态的。但是作为巴赫或者贝多芬等艺术作品纯粹的无标题音乐,是如何有着意识形态性的呢?这个意识形态是如何建立起来呢?如果我们排除十七年样式的社会主义音乐,那么大多数的无标题的音乐,如果作为某种意识形态参与了将个体询唤为主体,那么这种说法其实是不科学的。当然,有宗教音乐,有圣咏,有十七年样式的社会主义音乐,有革命样板戏,音乐的种类以及功能是多元的,诗歌可以言志,也可以抒情。原因在于,音乐可以最直接的激发人兴奋或者忧伤的情感,而这种情感,这种音乐,一经过诠释,那么就会有了一个给定的意义,一个给出的社会学的功能和作用。所以,诠释往往是后来给定一个意义,而音乐本身,不容易找到给定的意义。
　　对于婴儿时期的音乐教育,给出的功能,是理性还是非理性的?我们对于孩子的音乐教育,要使用现代音乐呢,还是使用传统的古典音乐呢?从什么时期让他认识到这种父系的理性的秩序,以及培养他的独特的有批评的能力呢?通过弗洛伊德和拉康的心理学研究,通过阿尔都塞对于意识形态的批判,可以给我们描述出一个早期的发现。然而,他们的学说,作为一个反西方、反理性的批判工具,并不具有音乐教育学上的意义,作为教育而来的音乐,还是理性的建构与弥合的成份比较大。拉康或者阿尔都塞,只是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但是并没有解决掉。
　　传统的奥地利精神分析学派,认为婴儿的早期音乐教育对于他的人格成长,是有着必要的帮助的。而法兰克福学派的马斯洛等人,认为责任感,人格的养成是一个人成为一个人必须的条件。音乐的和谐完美,无疑促进了这个人本主义理念的生成。毕竟在马斯洛的五个层级上,精神的满足与自我实现是人类的最高层级。
　　音乐的和谐感、完整感,与爱情以及幸福感密不可分。这是音乐存在的意义。对于早期的音乐记忆,弗洛姆,是这样表述的,这种对于音乐充满了生命感的记忆,不是机械性的,而是“重生存的记忆”,“是一种积极的行动,借以唤起对于思想、外貌、话语、图像的回想”i。对于婴儿时期的音乐教育,以及建立起来的音乐记忆,无疑是这样的一种积极的行动。对于养成人格,以及对于将来孩子作为一个社会个体的幸福感、行动与批判的能力,都是有着一个积极的建构的作用的。
　　比如奥尔夫的音乐教育法,借助了一种自然主义的观念,认为音乐的节奏来自于自然的状态,这个天然世界的音响、图像与物质的声音,是建立起一个孩子音乐感知的来源。丰富的音响形态与声音特色,能够启发作为婴幼儿的音乐感知。对于许多教育学家而言,这是一种反常规的精英主义教育模式的批判教育方式,躲避开我们自认为崇高与经典的作品,而更为重视这种直接的生命感,这是现代的教育理念,却遥远地契合了艺术的起源时期的创造状态,那些非洲鼓乐、那些印第安人质朴感人的音乐仪式,不就是这样,一切出于自然么?
　　
　　作者简介:邹帆,北京市大兴区少年宫。

• 邹 帆： 婴儿时期的音乐教育与音乐心理　/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