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鲁迅《长明灯》对共和危机的反思任慧群文学教育下半月2010年第7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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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0年第7期 ID: 157041

[ 任慧群文选 ] 　　

试析鲁迅《长明灯》对共和危机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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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鲁迅《长明灯》对共和危机的反思

◇ 任慧群

　　留日初期,鲁迅认为中国国民性最缺乏诚和爱。弃医从文后,他呼唤以独立、自主、自省、自尊、勇敢进取等“抱诚守真”的精神批判“伪士”。[1]民国成立后,共和危机下,产生了与传统彻底决裂的意志中产生的新文化运动的“政治”。1918年4月,有感于民国成立后国民精神与共和政体所需精神之“诚”的距离,鲁迅加入以《新青年》为阵地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呐喊”,希望达到促成“立人”的目的,因为这一运动“致力于以文化方式激发政治(‘根本之觉悟’的政治),但它的社会改造方案包含促成全新的国家政治、全新的政党政治的兴趣,即‘文化’及其‘运动’不但能够在社会的基础上创造新人(‘青年’),而且也能够通过新人及其‘根本之觉悟’逆转国家与政党的去政治化趋势。”[2]而构成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的“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伪士”,他们的精神与共和政体所需精神之“诚”的距离,促使鲁迅再一次以“呐喊”的形式批判“伪士”。
　　在鲁迅创作《长明灯》时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保存国粹的复古论调日渐盛行。鲁迅说:“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难道所谓国民性者,真是这样地难于改变的么?”[3]“看看报章上的论坛,‘反改革’的空气浓厚透顶了,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强聒不舍’,也许是一个药方罢,但据我所见,则有些人们——甚至于竟是青年——的论调,简直和‘戊戌政变’时侯的反对改革者的论调一模一样。”[4]梁启超也曾面对“中国今日过渡时代种种混沌棼泯之现象”,评论了复古救弊的做法:“今而欲借复古以救敝,其诊证之误,全属倒果为因。其疗治所施,必且缘药增病,是故自今以往,吾不敢保国中混沌棼泯之状态,不赓续发生,吾侪亦深感此种状态之苦痛,而盹盹然思所以救济之。”[5]在此语境下,鲁迅以“抱诚守真”的精神继续“彷徨”中的“呐喊”,创作了被视为《狂人日记》姊妹篇的《长明灯》。
　　作品中的“疯子”就是“抱诚守真”的摩罗,他敢于以独立、自主、自省、自尊、勇敢进取等精神之“诚”,反抗被梁启超视为“水母世界”的人们:“夫古人自古人,我自我,我有官体,我有脑筋,不自用之,而以古人之官体为官体,以古人之脑筋为脑筋,是我不过一有机无灵之土木偶,是不啻世界上无复我之一人也。”“若是者,吾名之曰水母世界。”“故无独立性者毁灭世界之毒药也”。[6]吉光屯中以四爷为代表的伪士,千方百计要维持他们的国粹,即象征慈悲的长明灯。这类人物以维护“慈悲”为“名”,但叙述突现的却是这些“慈悲家”的实际行动与他们维持的“国粹”的矛盾。
　　提倡大慈大悲和普度众生的国粹家的仁慈展现在何处?他们对付“疯子”的过程,就是叙述回答这一问题的过程。后者要吹熄他们假“慈悲”之名的“灯”,揭出他们居于“诚”之反面的名实不一的老底,目的是让吉光屯中的人们能够不再有蝗虫和猪嘴瘟。而“吉光屯”、“蝗虫”和“猪嘴瘟”的内含,需要联系鲁迅在生物进化基础上以“药”改造国民之“病”的意象,才能理解这些语词的象征意义,其中蕴含的反抗复古的摩罗精神的价值取向才有意义。他们用了各种各样的自欺欺人的方法要除掉疯子。豁达自居的“青年”,以“公愤”、慷慨的方式赐予疯子“忤逆”和“不肖子孙”之名,甚至要直至“打死了就完了”。鲁迅曾说:“中国的人们,遇见带有会使自己不安的朕兆的人物,向来就用两样法:将他压下去,或者将他捧起来。”“压下去就用旧习惯和旧道德,或者凭官力,所以孤独的精神的战士,虽然为民众战斗,却往往反为这‘所为’而灭亡。到这样,他们这才安心了。压不下时,则于是乎捧,以为抬之使高,餍之使足,便可以与己稍稍无害,得以安心。”[7]充分保留“年老”“德韶”的郭老娃处理“疯子”的言语,其价值评判标准的荒谬性,要以“国民”与“族民”的区分为背景:“要之,舍家族相维相系之外,有司无以为治也。及其地方自治之制,有若所谓甲首,所谓保正,所谓里长,所谓社长者,皆无不以一族之耆老充之,舍是则自治团体不能立也。故吾常谓中国有族民资格”,“族民之长尚齿,其任之也,以年资洊升”。[8]以“德韶”著称的“族民”之长,在貌似一本正经中维持“国粹”,但其相信菩萨的“菩萨”心何在,其真面何在,读者都可根据民国和共和政体的应然进行判断[9]:“中国的社会,虽说‘道德好’,实际却太缺乏相爱相助的心思。便是‘孝’‘烈’这类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负责,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10]
　　作为本家,在侄子遭到“公愤”时,四爷却“悠悠然,仿佛全不在意模样”,把“信菩萨”挂在嘴边的他,对自己亲人的“慈悲”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在别人还没有要疯子“死”的时候,作为叔叔的人物一面嫌疯子拖累自己,一面还要在桌上轻轻一拍说“真该死呵!”众人商量如何对付自己的侄子,四爷“肃然”,“微微地点一点头”,一直在谈到用什么房子锁住自己的侄子时,才使得“四爷忽然严肃而且悲哀地说,声音也有些发抖了”:一切都为疯子仅有的一间破屋而发,庙里的闲房是他早就想好安置侄子的地方。鲁迅也说过,“我明知道几个人做事”,“即使含些‘利用’的私心也不妨,利用别人,又给别人做点事”,但“每每终于发见纯粹的利用,连‘互’字也安不上,被用之后,只剩下耗了气力的自己一个。有时候,他还要反而骂你;不骂你,还要谢他的洪恩。我的时常无聊,就是为此,但我还能将一切忘却,休息一时之后,从新再来,即使明知道后来的运命未必会胜于过去。”[11]要吹熄长明灯的疯子,正像鲁迅在创作此小说的同时期所刻画的“勇猛”与“悲壮”[12]的“反抗绝望”的“过客”一样,都是反抗这一运命的“革新的破坏者”,他“内心有理想的光”,要以“抱诚守真”的摩罗精神之“诚”,揭出“伪士”“在前面打着”的“鲜明好看的旗子”[13]的真相。
　　这些保存国粹的道德家的“长明灯”式的“慈悲”表演,又是“没有年代”的“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的“历史”的一个证明,在这个意义上,不能不说《长明灯》是《狂人日记》的姊妹篇。它以被“伪士”命名为“狂人”和“疯子”的独立、自主、自省、自尊、勇敢进取等精神之“诚”,反抗着“伪士”的世界,同时也意识到改造国民性的艰难,这些都呼应着与这类传统国粹彻底决裂的意志的“过客”的“反抗绝望”的“勇猛”与“悲壮”,和与此相连的新文化运动的“政治”诉求。
　　
　　参考文献:
　　[1]任慧群.个体精神之“诚”与鲁迅的“中国的人生”[D].南开大学,2009.
　　[2][9]汪晖.文化与政治的变奏[J].中国社会科学,2009(4).
　　[3][4][7]鲁迅全集(第3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7,21,140.
　　[5]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出版社,1999:2931.
　　[6]梁启超.国民十大元气论[J].清议报全编(卷一第一集上本馆论说一通论上).横滨新民社,1900.
　　[8]梁启超.新民说[J].新民丛报,1905(1).
　　[10][13]鲁迅全集(第1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37,194.
　　[11][12]鲁迅全集(第11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90,442.
　　
　　任慧群,女,河北邢台学院中文系讲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是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