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鲁迅在《阿Q正传》中对遭遇辛亥革命的“愚弱”国民的关注,与晚清以降倡言革命在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国民中的重要作用相关,更始于民国成立后对共和危机渊源以及解决方式的思考。突显“愚弱”国民在革命中的精神状态与创建共和政体的革命精神之“诚”关系,对后者的价值取向的执着,是鲁迅刻画遭遇革命的“愚弱”国民的前提,也是鲁迅“觉悟”“新青年”的革命精神之“诚”的“呐喊”。
　　关键词:鲁迅 《阿Q正传》 愚弱国民 “阿Q” 革命精神之“诚” 共和危机
　　
　　晚清以降,普及革命[1]的思潮,使革命在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国民中成为必不可少的因素。晚清时期,梁启超以保皇立场在“仁”与“暴”、“群”与“独”、“公”与“私”的对立中言说革命,他否认了在“一二竖子授受于上,百十狐兔冲突于下”意义上中国人对革命的理解:“认仁为暴,认群为独,认公为私”。在对革命为“仁”、“群”、“公”的肯定中,他认为,革命是“文明崇贵高尚”之意:“一国之民,举其前此之现象而尽变尽革之,所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此种种,譬犹今日生’(袁了凡语),其所关系者非在一事一物一姓一人”,从而肯定革命为“仁”、“群”、“公”,[2]并预测了革命中“无资产之下等社会”的表现,“若夫数百年卵翼于专制政体之人民,既乏自治之习惯,又不识团体之公益,惟知持个人主义以各营其私”,“终不得不举其政治上之自由”,“于斯时也,其势力最猖獗者,即彼鼓吹革命率先破坏之一团也。而此党派大率属于无资产之下等社会,其所举措,往往不利于上流。作始犹简,将毕乃巨,其力既无所限制,自必日走于极端,而遂取灭亡。” [3]革命派的领军章太炎论述了“同处革命之世,偕为革命之人”,以及革命者应有之道德、信仰、热诚等。[4]民国成立后,杜亚泉分析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与其参与阶级的关系。他认为,财产阶级属于不理解立宪共和政体的内涵的人物,参加革命的是“过剩的劳动阶级”,所谓辛亥革命“事实上与从前之帝王革命无稍异”,改变的只是“中国民国之名称”和“若存若亡之数章约法”。[5]
　　在《阿Q正传》中鲁迅对遭遇辛亥革命的“愚弱”国民的关注,与晚清时期以上思想家对革命精神的提倡和对革命中国民的实际精神状态的反思相关,即与民国建立后对共和危机渊源以及解决方式的思考相关。联系鲁迅改造国民精神最缺乏“诚”的认识,我们可以把这些精神视为革命精神之“诚”。突显“愚弱”国民在革命中的精神状态与创建共和政体的革命精神之“诚”的关系,对后者的价值取向的执着,是鲁迅刻画遭遇革命的“愚弱”国民的前提。[6]
　　叙述乌篷船到达和离开未庄的精确时间,并把它与阿Q将搭连卖给赵白眼的这一天相连,叙述者意在说明人物从中兴到末路时与革命的“不可抗拒”[7]的联系。人物把革命与造反等同的意见,清晰展示人物参加革命的原因:对革命(党)的神往和“快意”,来自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的害怕和人们慌张的神情;革命就是革未庄这伙人的命,原因是他们太可恶、可恨,目的是在解恨;投降革命党后的感知导向人们是革命党的俘虏的认知;人物得意之余的大声嚷叫,人们的惊惧和可怜的眼光,“使他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在高兴地行走中喊出的话“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更是叙述者突显人物遭遇革命时的精神状态的直接简明的方式。人物酒醒透后迸跳的思想,“红焰焰的光”中那“张开的嘴”所代表的欲望,是鲁迅有关“威福、子女、玉帛”的论述,即人物“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8]的具体化。
　　以场景叙述假洋鬼子不准人物革命,突现前者的革命与人物不准他人革命在精神上的一致,以及与革命精神之“诚”的相悖:“再没有别的道路”的人物,“怯怯的蹩进去”,“吃了惊”后的感知的关注点,集中在拆开的辫子的长短、与平时姿态不同的“挺直”的神态,以及平时未必“必恭必敬”的场景;人物为命名“鬼子”和“先生”犯愁,用了十二分的勇气开口所说的话是三个未完成的字,感知“革命党”的回答后,人物内心形成了思想,心里涌起了忧愁,思考了诸如“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等重大问题;而他唯一一次的“忧愁”的内容指向了要侮蔑,“报仇”意识的结果竟然是“想立刻放下辫子来”。赵家遭抢事件后,叙述者突显了人物发出的“自己的思想”,“满心痛恨”、“毒毒”等叙述干预,淋漓尽致地解释了人物的欲望、仇恨与革命、造反、罪名、告状、杀头、满门抄斩等几者之间的关系。长衫人物评价了庭审时人物的“惯例”行为,奴隶性的定评是经一个独特的眼光的透视而成,这一视角所代表的观念体系能把在官员面前说话时的姿势,如“站”与“跪”,区分得很明确:“奴隶者与国民相对待,而不齿于人类之贱称也。国民者有自治之才力,有独立之性质,有参政之公权,有自由之幸福,无论所执何业,而皆得为完全无欠缺之人。曰奴隶矣,则既无自治之力,亦无独立之心。举凡饮食男女,衣食起居,无不待命于主人。而天赋之人权,应享之幸福亦遂无不奉之主人之手,衣主人之衣,食主人之食,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依赖之外无思想,服从之外无性质”,“为国人所贱耻,别为贱种,视为异类”。[9]虽然长衫人物在“鄙夷”神色中对这一行为进行定性,但读者依然可以读出叙述者对长衫人物及老头子的革命庭审的嘲讽。减速显示人物在庭审画圆圈时的心理,省悟后思想的旋风与泰然处于的境界的内含,人物被杀的原因与人物示众时所想的内容,构成与庭审的目的、革命者的悲壮的对比。减速处理遭遇革命的人物的如上感知,显示了人物在价值取向上与革命精神之“诚”相悖的荒谬性,并以此选择其价值观念的隐含读者。
　　叙述突出人物在这场革命中对死的思考,并不把其意义单一地指向鲁迅后来的感知:“大家所相信的死后的状态,更助成了对于死的随便。”“穷人们是大抵以为死后就去轮回的,根源出于佛教。佛教所说的轮回,当然手续繁重,并不这么简单,但穷人往往无学,所以不明白。这就是使死罪犯人绑赴法场时,大叫‘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面无惧色的原因。” [10]人物在人们“豺狼的嗥叫一般”的喝采声中,明确感知要吃他的肉的饿狼的又凶又怯的眼睛,而且要“穿透了他的皮肉”,“在那里咬他的灵魂”。理解叙述对这一内容的突现,需要联系《狂人日记》中“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的吃人,联系鲁迅在作品中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的原意,联系“共和”危机下鲁迅对“阿Q式的革命党”出现时间的洞察:“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民国元年已经过去了,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式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11]因此,突显“愚弱”国民遭遇革命的精神状态,尤其是这粒“迸散”的“微尘”的感知,以此“觉悟”创造新政治的“新青年”的价值取向已经隐含其中。[12]
　　
　　注释:
　　[1]民:《普及革命》,新世纪,1907年,第15号。
　　[2]梁启超:《释革》,新民丛报,1902年,第22号。
　　[3]梁启超:《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1906年,第75号。
　　[4]章太炎:《革命之道德》,民报,1906年,第8号。
　　[5]杜亚泉:《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东方杂志,1919年,第4期。
　　[6]任慧群:《个体精神之“诚”与鲁迅的“中国的人生”》,南开大学,2009年。
　　[7][德]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刘东主编.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33-37页。
　　[8]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5页。
　　[9]麦孟华:《说奴隶》,清议报全编(卷二),横滨新民社,1900年。
　　[10]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09页。
　　[11]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9页。
　　[12]汪晖:《文化与政治的变奏》,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任慧群 河北省邢台学院中文系 05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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