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留日时期,鲁迅的文言论文重点刻画了“伪士”的精神状态。辛亥革命第二年,《怀旧》中也留下了他们在革命中的面影。鲁迅在《阿Q正传》中突显“伪士”遭遇革命时的精神状态,与创建共和政体的革命精神之“诚”在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国民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相对比,鲁迅的价值取向指向了对共和危机渊源的思考。
　　关键词:鲁迅 《阿Q正传》 革命精神之“诚” 伪士 共和危机
　　
　　在鲁迅文章中,“伪士”这一语词首次出现在《破恶声论》中:“盖浇季士夫,精神窒塞,惟肤薄之功利是尚,躯壳虽存,灵觉且失。于是昧人生有趣神閟之事,天物罗列,不关其心,自惟为稻梁折腰;则执己律人,以他人有信仰为大怪”,“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1]从这段话可见,鲁迅认为“伪士”“无信仰”,其主要表现是丧失了作为“人生之本”的“精神”、“灵觉”或“心”,崇尚“肤薄之功利”、“惟为稻梁折腰”。联系鲁迅对“信仰”、“真”与“诚”的一致性的肯定,则居于“诚”之反面的“伪士”,成了他弃医从文后主要的批判对象。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对这类人物与精神之“诚”的距离较早地进行了集中刻画。对于晚清以降卷入现代进程的洋务运动、维新派中的“觉者”,鲁迅检验了他们在对待救国、兴国、富强问题上的精神状态:“外状”若诚然觉者,“震他国之强大,栗然自危,兴业振兵之说,日腾于口者”,“凭以丽其辞”,“按其实则仅眩于当前之物”,“眩至显之实利,摹至肤之方术”,“而未得其真谛”,“当反其本心而获恶果”。从“辁才小慧之徒”到“学于殊域者”,均弃“中国之情”和“欧美之实”,在“国家首事”问题上,以文明之语“自文”,“虽兜牟深隐其面,威武若不可陵,而干禄之色,故灼然现于外矣!”在这种“名”与“实”的矛盾中,鲁迅描述了“制造商估立宪国会”提倡者:有的不过是以救国为名行利己之实:“假力图富强之名,博志士之誉;即有不幸,宗社为墟,而广有金资,大能温饱,即使怙恃既失,或被虐杀如犹太遗黎,然善自退藏,或不至于身受;纵大祸垂及矣,而幸免者非无人,其人又适为己,则能得温饱又如故也。”有的(“中较善者”)则是以公理为名来压制和牺牲个人:“或诚痛乎外辱迭来,不可终日,自既荒陋,则不得已,姑拾他人之绪余,思鸠大群以抗御,而又飞扬其性,善能攘扰,见异己者兴,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此非独于理至悖也,即缘救国是图,不惜以个人为供献,而考索未用,思虑粗疏,茫未识其所以然,辄皈依于众志,盖无殊痼疾之人,去药石摄卫之道弗讲,而乞灵于不知之力,拜祷稽首于祝由之门者哉。”第三种则是“居多数者”的“以福群”为“名”掩“自利”之实:“无过假是空名,遂其私欲,不顾见诸实事,将事权言议,悉归奔走干进之徒,或至愚屯之富人,否亦善垄断之市侩,特以自长营搰,当列其班,况复掩自利之恶名,以福群之令誉,捷径在目,斯不惮竭蹶以求之耳。”这类“觉者”居于个体精神之“诚”的伦理要求的反面,是非(真理)不分,志行(伦理道德)污下,“势利之念昌狂于中”,“借新文明之名”“大遂其私欲”,“所谓识时之彦,为按其实,则多数常为盲子,宝赤菽以为玄珠,少数乃为巨奸,垂微饵以冀鲸鲵。”“凡所张主,惟质为多,取其质犹可也,更按其实,则又质之至伪至偏,无所可用。虽不为将来立计,仅图救今日之阽危,而其术其心,违戾亦已甚矣。况乎凡造言任事者,又复有假改革公名,而阴以遂其私欲者哉?” [2]辛亥革命结束不久,鲁迅在《怀旧》中进一步评价了面对革命“以智胜”的“伪士”秃先生的以上精神:“先生能处任何时世,而使己身无几微之痏,故虽自盘古开辟天地后,代有战争杀伐治乱兴衰,而仰圣先生一家,独不殉难而亡,亦未从贼而死,绵绵至今,犹巍然拥皋比为予顽弟子讲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3]
　　在《阿Q正传》中,鲁迅对遭遇革命时“伪士”的精神状态的刻画,突显了“伪士”与为创建民国和共和的革命精神之“诚”的距离。相对于丁举人的诡秘举动,当阿Q大声嚷叫“造反”时,赵府上的两位男人(赵太爷和赵秀才)和两个真本家,站在大门口“论革命”,减速叙述保留出他们对革命的议论内容。原来跳过去打人的“主子”赵太爷,用“怯怯”和迎着低声的称呼取代了过去对“奴才”的态度,自己变成“奴才”,把阿Q看作“造反”的革命党,而革命党的内涵是“发财”。赵白眼的“惴惴”,是为了探听发财的革命党的口风,并在“穷”“富”划分中和对方交起了朋友。鲁迅曾说:“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4]当面“怃然”和没有话的父子,回家后商量到点灯,并且因“消息灵”而与钱洋鬼子“咸与维新”。本来“素不相能”的举人老爷和赵秀才,也因此有了“‘共患难’的情谊”:丁举人给赵家送了一封排了“转折亲”的长信,赵太爷肚里的一轮后的举动。举人老爷在革命党即将来到时的恐惧,变成了革命成功后取得民政帮办的荣宠。因此有了赵秀才意图拜访举人的想法,写信的目的,自由党银桃子的价格,惊服于柿油党的顶子与翰林官职等等内容。对于这些成为共和政权的官僚的“伪士”的革命,鲁迅曾在不同时期反思他们的举动,革命前“恶革命党如蛇蝎”,革命后“漂亮的士绅和商人看见似乎革命党的人”,便亲密地说道:“我们本来都是‘草子头’,一路的呵。”他们马上又变成了与革命党革命的“同路人”。只不过他们在革命这个新事物面前,“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5]革命前,他们“到官里去告密”,甚至不惜“以人血染红顶子”;革命起来后,“一群臭架子的绅士们,便立刻皇皇然若丧家之狗,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革命党也一派新气,——绅士们先前所深恶痛绝的新气,‘文明’得可以;说是‘咸与维新’了”。[6]
　　包括这些“伪士”的官僚组成了民国共和政治的主体:“言论自由无法呈现国民之总意、政党政治条件下的言论往往陷于偏私之纷争”,而往往“受控于权势、党派与金钱关系,本质上不可能达成社会共识”。[7]基于民国成立后的共和危机,杜亚泉认为,改革社会的关键在改革民国建立初期假名于“新”政的新人物、旧官僚、豪强等:“官僚以刷新政治相期许,于是帝政末叶之官僚,一变为共和开幕之官僚,臣服一姓之官僚,一变而为国民公仆之官僚。究之人犹是人,官犹是官,即政治亦犹是政治,具所改革者,位阶职务之名称,簿书文告之程式,而其所不可改革者,即为官吏之个人”,“乡里豪强”,“一投入于革命党旗帜之下,悉为共和缔造之伟人。”[8]杜亚泉对造成共和危机的“官僚”“党人”的精神状态的分析,与鲁迅在《阿Q正传》中对“伪士”在革命前后的精神状态的突显,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所以,民国共和政体危机语境下,鲁迅说:“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9]那么,对于有与这一政治决裂意识的“新青年”的新政治而言,鲁迅隐含其中的价值取向也就明显可见。
　　
　　注释:
　　[1]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页。
　　[2]任慧群:《个体精神之“诚”与鲁迅的“中国的人生”》,南开大学,2009年。
　　[3]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8页。
　　[4]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42页。
　　[5][9]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2页,第16页。
　　[6]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2-273页。
　　[7]汪晖:《文化与政治的变奏》,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8]杜亚泉:《个人之改革》,东方杂志,1914年,第12号。
　　
　　(任慧群 河北省邢台学院中文系 05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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