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洋鬼子”与革命精神之“诚” 任慧群现代语文(文学研究)2010年第6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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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149398

[ 任慧群文选 ] 　　

“假洋鬼子”与革命精神之“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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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洋鬼子”与革命精神之“诚”

◇ 任慧群

　　摘要:晚清以降的革命中,留学生群体与其在建立民国和共和政体中的责任的关系,得到梁启超、章太炎、杜亚泉等著名思想家的关注。假洋鬼子是《阿Q正传》中留学生的一个代表。鲁迅对这一人物在“革命”中的言行的刻画,保留了其对民国成立后的共和政党政治的批判,不能不说创造“新青年”的新政治的革命精神之“诚”的价值取向也已经隐含其中。
　　关键词:鲁迅《阿Q正传》留学生群体革命精神之“诚” 假洋鬼子共和危机
　　
　　在晚清以降的革命中,留学生群体有其独特性。这一群体曾被梁启超视为“最敬最爱之中国将来主人翁”[1],他们被社会推崇并受国民之期望:“问中国之前途,而求其可以任国事者,则留学生而已。”[2]由于对留学生势力给予厚望,梁启超希望他们施以“自课”,以雪外国人讥中国“一盘散沙”之耻,组织严格、完备、坚固的“为世界无上之威权”的“学生团体”,为“国家政治”和“社会道德”树立基础,“行谊品格”应“为国民道德之标准”,诸如“真挚,勇敢,厚重,慈爱”。而留学生的“虚有其表”者,则“轻佻,凉薄,骄慢,放浪”,实为对学生资格和国民资格的侮辱。[3]章太炎认为,“中国士民流转之性为多,而执着之性恒少”,因此学生应防“用心本以渴慕利禄”,“竞名死利”。[4]辛亥革命后,面对共和危机,杜亚泉指出提倡革命的是“过剩的知识阶级”当中的一部分,分析了革命时的知识阶级的两种恶劣性质:一种是“夸大骄慢,凡事皆出以武断,喜压制,好自矜贵,视当世之人皆贱,若不屑与之齿者”,一种是“轻佻浮躁,凡事皆倾于过激,喜破坏,常怀愤恨,视当世之人皆恶,几无一不可杀者”。他对知识阶层提出警戒:“张其劣性,以传播于社会,则社会对于知识阶级之感情愈恶,其受嫉恶也将愈甚矣。”[5]继承以上思想家对这一群体的关注,鲁迅思考这一群体在革命精神之“诚”上接受什么是有价值,他们在革命中实际做了什么等问题,提供了留学生群体与建立民国和共和政治所需的革命精神之“诚”的背离。[6]
　　假洋鬼子是《阿Q正传》中留学生的一个代表。人物之所以“留到一尺多长的辫子”,因为它与“做大官”密切联系;突然爆发的革命,让等待做官的人物转变了方向,没赶上革命的人物在革命党进城后加入了自由党。作品中对人物在官僚和党人之间的如此迅速转换等内容的突现,与民国成立后的共和危机下鲁迅对共和政体的主要组成人员之一的这些人物与革命精神之“诚”的距离的反思,正如杜亚泉在辛亥革命后更关注倡言改革社会的“智能之人士”的个人精神之改革一样:“近二三十年以内,社会变动之状况,虽左旋右转,方向不同,而其以改革为动机则一也。社会间稍有智能之人士,其对于社会之运动,虽温和急进,手段不同,而其以改革为目的则一也。改革云者,实吾侪社会新陈代谢之机能,而亦吾侪社会生死存亡之关键矣。”他认为,改革社会的关键在“改革自己之个人”,尤其是民国建立初期假名于“新”政的新人物、旧官僚、书生、豪强等“个人”:“今日为改革社会之障害者,或借口于官僚之腐败,或归咎于党人之暴乱。虽然,官僚也,党人也,亦孰不以改革社会为其标帜乎?官僚以刷新政治相期许,于是帝政末叶之官僚,一变为共和开幕之官僚,臣服一姓之官僚,一变而为国民公仆之官僚。究之人犹是人,官犹是官,即政治亦犹是政治,具所改革者,位阶职务之名称,簿书文告之程式,而其所不可改革者,即为官吏之个人。旧人行新政,彼官僚派之万能,诚足为吾侪所惊异。然吾侪试反躬自问,果将以何者表异于旧人,而得自命为新人物乎?新也旧也,亦五十步百步之间耳;而吾侪乃放言肆志,一若改革社会之事业,非吾侪莫任者,不亦赧然自愧欤!至党人之以改革相号召也,亦既失社会之信用矣。彼等之失其信用,非以其个人之关系乎?落拓不检之书生,庸懦无能之官吏,以至乡里豪强,江湖枭贩,一投入于革命党旗帜之下,悉为共和缔造之伟人。” [7]“昨为民党,今作官僚;早护共和,夕拥帝制;倡男女平权之说者,忽徇多妻之俗,蓄置婢妾;负开通风气之责者,忽习巫瞽之术,眩惑世人。改节变论而不以为羞,下乔入谷而自以为智。” [8]那么,如何理解鲁迅对人物加入政党这一内容的突显,这需要在建立民国和共和政体的过程中成立政党的责任、目的和作用为背景:“一为公理,二为同德,三为合力,有公理以相济,有同德以相联,有合力以相并,夫而后自成团体,可以任天下之艰巨。”[9]“保一国之主权”,“使政府欲奴我人民,我国人立一党以抗拒之;使政府欲刮我脂膏,我国人立一党以争辩之;使政府欲夷我国家,我国人立一党以保全之;使政府欲塞我聪明,我国人立一党以开通之;政府欲侵我自由,我国人立一党以颠覆之可也”。[10]以此返观小说对假洋鬼子加入自由党后的言行的叙述,不难理解其中蕴含的革命精神之“诚”的价值取向所在:和前来拜访的历来也不相能的赵秀才谈得很投机,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也相约去革命;而革命的对象是被他们视为满政府的老尼姑,当然包括拿走了观音娘娘座前的一个宣德炉的革命举动。
　　叙述以场景方式保留了洋先生在众人面前对自己革命过程的夸夸其谈,似乎显示其参与了革命的整个策划过程,在洋先生版本的革命中,自己与一个从不曾参加过革命的策划的洪哥,就革命的发动问题多次见面并进行商量,“动手”一词就是他们进行的革命的同义语。洋先生的性急并没有使他马上接受“做事小心”的洪哥的再三再四的请求,虽然没有答应,但是还是不愿意在小县城做事。在留日回国前的最后一篇文章中,鲁迅曾描述过这些“伪士”,而假洋鬼子这类留学生的所作所为几乎是鲁迅预想的翻版:“徒作新态,用惑乱人”,“则以增骄,自命中国桢干,未治一事,而兀傲过于开国元老;顾志操特卑下,所希仅在科名,赖以立将来之中国”。[11]对这种自我夸耀式的革命话语(“谁愿意在这小县城里做事”)的判断,与叙述者的观念体系所代表的革命精神之“诚”相联。曹聚仁曾提到:“要替鲁迅写上一段革命的光荣历史,也未始不可的;但我们看了《阿Q正传》,看了赵秀才、假洋鬼子和阿Q的盘辫子革命,说鲁迅也是辛亥革命的战士,就几乎等于讽刺他了。”[12]也正因为如此,鲁迅在辛亥革命后产生了“永远革命”的思想,保留了他对民国成立后的共和政党政治的批判。[13]面对“五四”语境中的学生群体对作品中人物的接受,突显留学生群体在争取民国和共和政体的革命中的精神状态,不能不说鲁迅创造“新青年”的新政治的革命精神之“诚”的价值取向也已经隐含其中。
　　
　　注释:
　　[1][3]梁启超:《敬告留学生诸君》,新民丛报,1902年,第15号。
　　[2]爱国者:《论留学生之责任与其箴言》,新民丛报,1902年,第16号。
　　[4]章太炎:《箴新党论》,民报,第10号。
　　[5]杜亚泉:《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东方杂志,1919年,第4号。
　　[6]任慧群:《个体精神之“诚”与鲁迅的“中国的人生”》,南开大学,2009年。
　　[7]杜亚泉:《个人之改革》,东方杂志,1914年,第10卷12号。
　　[8]杜亚泉:《迷乱之现代人心》,东方杂志,1918年,第15卷4号。
　　[9]《论党》华字日报(香港),《清议报全编》(卷二十六),横滨新民社,1900年版。
　　[10]秦猛:《论非立大政党不足以救将亡之中国》,《清议报全编》(卷二),横滨新民社,1900年版。
　　[11]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页。
　　[12]曹聚仁:《鲁迅评传》,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页。
　　[13]汪晖:《文化与政治的变奏》,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任慧群河北省邢台学院中文系 054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