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青黄不接的年代,矗立千年的中国帝王之树,迎来了一阵清凉的西风,无辜地解落了一地黄叶,催发了向枝新芽,犹如一位迟暮美人,被揭掉遮掩了千年的面纱,虽然露出了副“新”的面孔,然而却仍然是一位旧人。
　　张爱玲精细地描绘了四十年代沪港洋场社会的传奇生活和变态人物,从而深切表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末路人的没落历史,以及中外文化在租界洋场这一特殊领地上浊流相汇污泥掺杂的情形。那个年代的上海,固然女人穿着摩登的高跟鞋,烫了时髦的卷发,男人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去影院看电影,参加舞会派对,提倡自由恋爱,践行着洋派作风,然而头脑中却残留着根深蒂固,坚不可摧的传统思想,男婚女嫁,门当户对,一夫多妻,男权至上。“弗洛伊德认为,文明的发展以本能的牺牲为代价。但是文明只有给本能以必要的补偿才能得到发展,否则主体世界与外部世界都会发生混乱。文明的发展与个人的发展有着广泛的类似性。弗洛伊德断定,在‘某些文明或文明的某些阶段’,‘可能整个人类都变成了‘神经病……”张爱玲笔下的人物生命与生活正是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的真实写照,集体的迷惑,压抑,缺失与畸型,繁华与腐朽,现代与封建,道德与本性的冲突,完全印证在人的身上,也尽收在张爱玲眼中。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正途出身,留过洋,位置高,侍奉母亲,提拔兄弟,办公待友,仁义礼智孝,样样俱全,“他整个地是这样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
　　这是处在社会圈中的佟振保,在私生活圈里,他却是一个无耻下贱之徒。玩妓女、玩朋友的太太,虐待妻子,无恶不作。表面上看这些作为十分矛盾,作者也非常精细地写到这种种矛盾:他克制了对玫瑰的肉的占有,赢得了坐怀不乱的好名声,但私下里他自己又懊悔;他一见娇蕊就动邪念,千方百计证明自己应当同她睡觉,随即又觉得羞耻;他每天驶向肉的快乐,却又带着犯罪感;正因有犯罪感,又“爱”得更狠些,他本为玩玩,娇蕊动了真情,他又要躲避;与娇蕊分手后,娇蕊生活有了变化,不再那么妖荡,他却妒火中烧;分明是他更多地伤害了娇蕊,他总觉得受伤的是自己;他喜欢热烈的、黑而丰腴的女人,但又不愿娶之为妻;他是淫乱之徒,又是母亲的孝子。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就牺牲爱他的女人而当孝子。殴打妻子的第二天,他又悔过自新,变成好人。但这并非良心发现,而是自许自怜之心作祟。
　　凡此种种矛盾,归纳到一点,是他生活在两种圈子中。他作为一个社会角色处于外生活圈时,他用的是社会通行的“好人”标准,当他处于内生活圈时,他是一个彻底的恶棍。当二者发生冲突,他不断权衡,使两不相伤;既要出人头地,又可姿情享乐。因为“如果宿舍不答应,毁掉的是他的前程。”这种身心分裂,二重人格的变态,实为洋场畸型社会的产物;在洋场,淫乱之风颇盛,但传统道德仍有极大的束缚力。前者激发着他“本我”中的邪恶,后者又具有“超我”的抵制力,因而内心极度紧张。
　　如果说振保的性格反映了洋场上“理”与“欲”的冲突的话,那么《倾城之恋》中范柳原这个人物表现的则是洋场世界中“情”与“欲”的冲突。如振保并非生性淫乱一样,柳原也不是生性放荡。他刚回国时,见到一切都使他失望,渐渐地往堕落的路上走。他爱流苏,实为欣赏古中国情调。一个洋气十足的华侨喜欢一个遗老家庭的旧派女子,也许可以解释成为换个口味,但也确实包含爱的成份。然而,洋场生活腐蚀了他,他在这块天地如鱼得水。他一会儿是高等调情者,一会儿是老实的恋人,他习惯了洋场上的装假做爱,真情假意,连他自己也难分辨。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那时候太忙着谈恋爱了,哪有功夫恋爱。”“恋爱”与“谈恋爱”的区别,正是“情”与“欲”的区别。前者出自内心的真诚渴求,而后者不过是一男一女的游戏。柳原所表现的也是一种心理分裂。
　　“这是一个疯狂的世界,丈夫不象丈夫,婆婆不象婆婆。”《金锁记》更是描写变态心理的力作。女主人公曹七巧本是麻油店老板的女儿,生性活泼粗朴,本应是某一个强悍的劳动者的妻子。但它误入高宅大院,被哥嫂嫁给了姜公馆的痨病鬼,婆家有钱却得不到手,情欲也无法满足,在双重煎熬之下,她变得泼悍精暴。十年后,姜公馆分了家,成了寡妇的七巧另有公馆过日子,她也有了钱,但金钱并非她那未能满足的情欲的替代品,而是一副光亮而沉重的枷锁,锁住了自身,锁住了爱情,也锁住了下一代。她对金钱不再是贪婪,而是变态的霸占。情人造访,使她旧情萌动。但转念疑心他是来骗钱的,一气之下将他赶走。作者精细地写出七巧的心理变化,这一节文字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表现金钱与爱情冲突的最精彩的篇章之一。
　　七巧想方设法管住随落的独生子,让儿子陪她烧烟泡,陪她通宵聊天,讲媳妇的性生活等隐私以取乐。这种对待独生子的奇妙方式在常人看来是不可理喻的。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它不属于常态,而是病态的——一种对独生子的变相霸占。她没有得到过真正的男人,也不能让别人得到。自然七巧也不会放过女儿,以一个疯子的审慎与机智,毁掉了女儿的爱情。这种行为出自一具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嫉妒。嫉妒到女儿头上,当然也是变态的。《金锁记》就这样描绘了七巧性格的变态历程。它使读者触目惊心地感到封建的等级观念、伦理道德、资本广义的金钱至上主义在洋场上的一个遗少家庭表现得多么凶狠和丑恶。七巧的变态性格的意义至此得到充分提示。
　　以上从变态心理学的角度重点地勾勒了张爱玲小说中的几个变态人物形象:在理与欲冲突下变态的佟振保,在物与欲冲突下变态的曹七巧,在情与欲冲突下变态的范柳原。这些都涉及到性变态问题。在她的作品中,性变态程度不同地发生在许多人物身上。洋场上的道德标准是双重的,即认为婚姻是性行为的保护者,又允许男人的偶然放纵。“但是,一个允许双重标准存在的宿舍,便做不到‘热爱真理、诚实和人道’,便不得不驱使其成员虚饰,做伪君子,习于自欺和欺人。”这话可以原封不动地用来说明振保他们的矛盾行为。
　　男游别院,女怨深闺,这是洋场上遗老遗少家庭的一种普遍现象,它表明洋场给丈夫们提供了更多的寻花问柳的理由与机会后,老一辈女性们仍在传统道德的束缚下更为窘迫的心境和更为可悲的命运。她们大都是禁欲主义者,具有对男性的臣服与敌视心理,虽然不像七巧那样变态到极致,但因痛苦太甚,她们也行为乖张,举止荒唐。《留情》中的淳于敦凤,自称与米老先生几个月也难得有一次,为钱而禁欲,有得也有失。她内心常有种不满足感,因而在敢于卖弄风骚的杨太太面前总是表现出自傲又嫉妒的态度。自傲,是意识层次上的;嫉妒,则是下意识的。《等》中那些被丈夫遗弃的太太们,既为受冷遇而恼怒,又为丈夫能得到别的女人的欢心而暗而得意。为了掩饰自己不能笼住丈夫的无能和丈夫另有所爱的不忠,她们不是归罪于算命先生就是说是蒋委员长的命令。在她们身上,婚姻道德的压力只获得了表面的成功,她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理能源,勉强适应生活,往往造成内心的贫瘠,乃至受病魔的干扰,于是庞先生的推拿诊所就成为寄托感情排遣痛苦的理想场所。依据精神分析的理论,这种心理症是性错乱的负面表现。
　　张爱玲作品还涉及到性变态的不少具体表现形式。作者运用心理分析技巧的普遍与熟练程度,证明了她与西方现代派别文学的联系。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些变态人物是中国传统道德落在二十世纪洋场上开出的毒草野花。它既是封建等级制度,包办婚姻,伦理观念扼杀爱情的结果,也是洋场上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影响下的必然产物。其中最主要的是封建的禁欲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纵欲主义。禁欲普遍造成了女人的性压抑、性冷淡和某些女性的“犯禁”心理,纵欲主义激发了某些男人的兽性,并由此造了严重的心理危机与变态人格。这一变态人物形象又有力地表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洋场上文明与本能、爱情与婚姻、新与旧、土与洋、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性的冲突。正如弗洛伊德指出的那样:“当一个古老文明颓废的时候,爱情变得没有价值,人生十分空虚……”这些形象构成的正是这样一种图景。
　　
　　参考文献
　　[1]费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
　　[2]费洛伊德:《爱情心理学》,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
　　
　　王秋月,女,海南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硕士。

• 王秋月： 路翎及当代作家笔下的饥饿主题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0年第4期
• 王秋月： 张爱玲小说人物的主导性格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