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弱国民与精神之“诚” 任慧群现代语文(文学研究)2010年第2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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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149079

[ 任慧群文选 ] 　　

愚弱国民与精神之“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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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弱国民与精神之“诚”

◇ 任慧群

　　摘要:1921年,继《故乡》后,鲁迅创作了《阿Q正传》,把对《新青年》的“政治”与“中国的人生”的“路”的思考,转向了对“沉默的国民的魂灵”的描写。“沉默的国民”的“魂灵”究竟处于什么状态,它联系着鲁迅改造“愚弱”国民精神最缺乏“诚”的价值取向,也与鲁迅对民国共和危机渊源的思考密切相关,隐含地呼应着《新青年》的“政治”。
　　关键词:鲁迅《阿Q正传》精神之“诚” 共和危机《新青年》的政治愚弱国民
　　
　　根据许寿裳的回忆,留日初期鲁迅认为中国国民精神最缺乏诚和爱。因为在摆脱专制帝国和奴隶处境,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国民的任务面前,“诚”承担着重要使命。弃医从文后,鲁迅第一篇文章就热情赞颂和呼唤“抱诚守真”的“摩罗”诗人,侧重展示他们所具有的独立、自主、自省、自尊、勇敢进取等精神,它们在语义上构成了鲁迅呼唤的精神之“诚”的内含,和鲁迅“立人”思想中“人”所应具有的精神的主要方面,[1]它也成为鲁迅参加以创造“新青年”为目的的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原因,后者直面民国成立以民权为名的现代政党政治—共和危机,思考摆脱的出路,因此,“致力于以文化方式激发政治(‘根本之觉悟’的政治),但它的社会改造方案包含促成全新的国家政治、全新的政党政治的兴趣,即‘文化’及其‘运动’不但能够在社会的基础上创造新人(‘青年’),而且也能够通过新人及其‘根本之觉悟’逆转国家与政党的去政治化趋势。”[2] 1921年1月,《新青年》半年以来的谈“政治”,导致曾经的“同一战阵”分裂,敏感的鲁迅写下了思考这一“政治”与“中国的人生”的“路”的《故乡》。同年年底,鲁迅开始写作《阿Q正传》,把思考重心转向了“沉默的国民”,这些“愚弱”国民的“魂灵”[3]究竟处于什么状态?
　　鲁迅以阿Q为例,使用叙述干预和全知全能的叙述角度,展示了“沉默的国民”的“魂灵”的状态:和别人口角时,人物瞪着眼睛所说的内容与他的家、住处、职业的矛盾,知道人物被打后得意、藐视王胡的原因,指出人物在“不敢大意”与“抬举”之间的衡量,对“大失体统”事件的内含的感知,判断他人的出言“无状”与“有状”的根据,人物记忆上的第一次屈辱的内含,对王胡的奚落和轻视等。叙述者对人物表现出的“自尊”的叙述,需要以梁启超对“自尊”的内含的解释为背景:“独立自尊之人”,“爱人而不肯枉己之所信”,“重信义不欺人不欺己”;“自劳自活修身齐家”外,“对于社会”“尽其义务”,“不待劝而能守”纪律,对于家国和人类全体尽其应尽之责任;不“为情欲之奴隶”;利用自然“以增人生之文明幸福者人类”;不“为迷信所左右”;不“为境遇之幸不幸所牵缚而失其恒心”;傲慢是“最卑劣之根性”;“自轻”居于自尊自重之人的反面;[4]自爱、自治、自立、自牧、自任的人,才是自尊的人。[5]而叙述者突显的人物的自尊是: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被人物放在眼里;进过几回城后的见识使他自负,但又很鄙薄城里人;与自尊自负相对,突显人物自轻自贱时克服怨敌的妙法,等等。处在上帝位置的叙述者愿意解释的一切,都将引导“五四”语境中的“新青年”读者参与有关人物“魂灵”与精神之“诚”的价值取向的关系的判断。
　　从人物厌恶假洋鬼子的原因开始,人物的感知力明显增加:既知城里的洋学堂,又知东洋、“外国”以及“里通外国”,而且发现了腿直和辫子不见这些问题,更对假洋鬼子买假辫子回家,母亲大哭十几场,老婆跳井,留东洋的目的是做大官等情况了如指掌;人物既不肯相信关于失去辫子原因的解释,并且也清楚地辨析了“洋鬼子”、“假洋鬼子”以及“人”的关系,深入思考了“做人的资格”与假辫子等问题。人物挨打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和“若敖之鬼馁而”等思想,也成为人物所能感受的“人生的大哀”;指出他排斥异端的正气,及人物关于女人以及异端的可恶性的学说的具体内含;恋爱悲剧后,人物肚子饿时,也感知到酒店的酒和馒头并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田家乐与他的求食之道距离很“辽远”等等。通过对人物感知能力的调整,“沉默的国民”的“魂灵”,与民国“共和”政治所要求的国民的精神之间的距离,在叙述者有关精神之“诚”的价值取向的反衬下得到突显。就像周作人借美国评论家所论,它是“摩罗”精神之“诚”的“理想”的显现:“真正的讽刺实在是理想主义的一种姿态,对于不可忍受的恶习之正义的愤怒的表示”,“在讽刺的憎里也可以说是爱的一种姿态”,“使我们为了比私利更大的缘故而憎,而且在嫌恶卑劣的事物里鼓励我们去要求高尚的事物。”[6]
　　“讽刺”“恶习”,“鼓励”“要求高尚的事物”,使鲁迅“依了自己的觉察”,写出的“沉默的国民”的“魂灵”,虽然他“不能很有把握”。但“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这一希望,正联系着鲁迅改造“愚弱”国民精神的“呐喊”,也与鲁迅对民国成立后以民权为名的现代政党政治——“共和”危机渊源的思考密切相关,隐含地呼应着与这一危机产生断裂的《新青年》的“政治”意识,[7]呼唤着“新青年”用精神之“诚”促使新政治的产生。
　　注释:
　　[1]任慧群:《个体精神之“诚”与鲁迅的“中国的人生”》,南开大学,2009。
　　[2][7]汪晖:《文化与政治的变奏》,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3]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2页。
　　[4][5]梁启超:《新民说》,新民丛报,1902年,第12期,第14期。
　　[6]周作人,周建人:《年少沧桑——兄弟忆鲁迅(一)》,孙郁,黄乔生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31页。
　　(任慧群河北省邢台学院中文系 05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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