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包括他去美国留学之前在台湾创作的11个短篇小说,其中可以发现他受弗洛伊德性爱观和存在主义哲学以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很大,带有很强烈的主观色彩。
　　弗洛伊德认为,性的本能是无所不在而又根深蒂固的,从而,戳穿了灵肉和谐、理性万能的神话。他为人类描画了一幅震耳的新画像:人类的生命本能是人类的心理基础,是人类心理的原动力,而在这些活跃的生命本能中,尤以性的本能最为放荡不羁、流动不息。它的发展演化决定着人的心理结构和人格结构形成过程和基本面貌,只有人性和人的自然情欲融为一体,人作为一个生命的本质才能被凸现出来。可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从来不敢正视和肯定人的本性和自然情欲,在性善论基础上建立起了一整套禁欲主义的道德规范和信条,“三从四德”、“忠孝节义”、“存天理,灭人欲”、“克己复礼”,这些道德信条遮蔽和窒息着人的感性生命和感性欲求。人们以谈性为耻辱,更不用说在文学领域将性欲当作一种自然本能和美好情感来加以正视,《金瓶梅》被禁这么多年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从对西方现代文学的研读中,白先勇显然已经接触了弗洛伊德的性爱论,也对中国传统道德观对性的压制有一定的体会,因此,在他的早期小说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吸收了弗洛伊德关于性本能理论以及他对人性所作的这种生命化的理解,因而,他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来看性爱是否正当,而是从人性角度来审视道德是否合理,来表现人的性本能和社会伦理道德发生的尖锐的冲突。这在《闷雷》、《黑虹》和《玉卿嫂》以及他的同性恋小说《月夜》、《青春》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闷雷》中的福生嫂做姑娘时,性的本能使她对身边体体面面的追求者不无好感,可是她的终身大事权却掌握在父亲手中,她的父亲擅自为女儿挑中了既无职位又无品貌的马福生为丈夫。对于从小就在“在家从父”等观念熏陶下长大的玉姑娘,虽然心有不甘,却也没有勇气抵制父权,虽哭得死去活来,但仍遵父命成了福生嫂。她与马福生的婚姻,给她心灵上带来了伤害。她不得不长期忍受一个满脑子封建观念、毫无生活情趣、一点也不会知寒问暖的人,并且,由于马福生性无能,她还得忍受性的苦闷的煎熬。可是,她作为一个女人,有七情六欲。外表邋遢、浑身发冷汗、性无能的福生一点也激不起她的性欲,而英武雄伟、善解人意、具有男子汉气魄的刘英唤起了福生嫂做女人的本能,使她被压抑很久的性意识浮出心灵的水面。在福生嫂对刘英的情感倾向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刘英的外表、声音、体味、动作,还是刘英的体贴人心,都让福生嫂时时涌动着性的冲动,只是被传统观念深深禁锢在内心深处。然而这种情感在福生嫂生日那天终于迸出火花,“这么多年来她这天第一次感到这么需要一个真正的男人给她一点爱抚”。就在福生嫂的情感发展到了极其浓烈的时候,她却“怕得全身发抖”,将自己锁进了房里,将钥匙拽在手中,将刘英拒之门外。福生嫂关上房门,拿上钥匙这个细节极具象征意义。如果说福生嫂嫁给福生是身不由己的话,现在摆脱无爱婚姻,追求有爱的新生活的钥匙就掌握在她自己手中。这个时候,两个福生嫂在进行激烈斗争,一个代表着肉与情,一个代表着灵与理,但最终灵战胜了肉,理战胜了情,传统道德观念又一次毁掉了福生嫂唾手可得的幸福。
　　白先勇把握住了作为一个正常女人的福生嫂的真实性心理,真诚记录了福生嫂反叛传统道德规范时激烈的内心冲突,寄予了自己深切的同情。福生嫂的悲剧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外在的道德规范剥夺了福生嫂性爱自由的权利,内在的道德良心(外在道德规范的内在化)也剥夺了福生嫂追求真爱的勇气。而事实上,情欲不是罪恶,而是本能,它是生命的自然产物。
　　弗洛伊德把性欲作为人的自然本能时,实际上为性爱自由提供了人性基础。但是,如果一个人的自然本能受到了压抑,又会怎么样呢?弗洛伊德的变态心理学认为,变态的心理往往与人受到文明和禁忌压抑的性本能相关。常态的性的满足的缺乏是心理变态的直接原因,“由于种种缺乏的结果,性的需要乃不得不使性的激动寻求变态的发泄”。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仅仅是从外部的剥夺并不能造成变态,只有同时辅以内部的剥夺才会最终促成心理的变态,一方面是外部环境阻止性爱自由的实现,一方面则是内部机制使自我不敢与外部环境较量,于是性欲就采取一种变态的方式求得满足。白先勇对这点应该是深有同感的,这可以从他的《玉卿嫂》中看出来。
　　玉卿嫂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女人,平常总是文文静静,穿着端庄大方的黑白颜色衣服,也从不和人打情骂俏,甚至拒绝了在世俗看来不错的满叔的求婚,但这并不代表着她没有性的渴求。她在外面租房养着“干弟弟”庆生。玉卿嫂对庆生“好”得无话可说,但却是以要求庆生无条件地服从和失去人生自由为代价的,是一种疯狂的占有欲,“欲”的成分明显多于“情”的成分。从她做爱的方式来看,明显带有性心理变态的虐待狂色彩。按照弗洛伊德变态心理学的这种理论来分析玉卿嫂性虐待的心理,可以从中找到形成的原因。玉卿嫂在外面养庆生,为封建道德、封建婚姻制度所不容,她面对的,必然是一张强大的伦理道德编织的网。而与此同时,她又时时担心庆生离去,内心里添上了沉重的精神负担。内外的压力终于导致了玉卿嫂变态的爱。事实上,她的这种爱情和爱情方式,既不为封建道德和封建婚姻制度所容,也不会获取庆生的真心。她的死,既表明了社会的压力强大,又表明了她抗争的意志的坚强。白先勇不仅将笔触伸入女性的心灵深处,写她们受压抑的性心理,以及她们的悲惨结局和失败命运,而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他第一次真诚记录了同性恋的孤独和痛苦。五六十年代,不仅在我国,就是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同性恋是一个被公众在心理上和道德上都难以认同的行为,被视为一种变态和令人作呕的行为。几千年的封建礼教的熏染原本就使中国人重道德,轻人欲,对同性恋这种不同于一般人的爱欲心理和爱欲行为就更难以理解和容忍,并要以一种强烈的精神道德压力,对这种看来伤风败俗的行为进行排斥和压迫。西方中世纪教会曾以肉体灭绝的方式对同性恋进行过严酷的封禁,而中国社会则主要以一种无形的却实实在在存在的精神摧残作为对同性恋者的精神惩罚。同肉体的销毁相比,这种心灵的折磨显得同样可怕。因为它使人在心灵依然存活的情况下,不仅以一种外在的精神压力施加于同性恋者的内心,而且还以一种历史积淀的方式在同性恋者自身的内心世界引起巨大的冲突和搏击,使他们在自我的灵魂拷问中难以得到心灵的安宁。
　　由于自己的同性恋情感倾向,也由于受弗洛伊德的性爱理论的影响,白先勇在他的早期小说中将同性恋纳入了自己的写作范围,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大胆和勇敢的行为。白先勇认为,同性恋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自然感情的流露,是一种非常珍贵的情感。这种思想在《玉卿嫂》中的容哥儿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容哥儿虽然对玉卿嫂有好感,情感上也不无依恋,但当他结识庆生后,却对庆
　　生产生了情感依恋,“下意识里,他把玉卿嫂当情敌看待”,他不但背着玉卿嫂去找庆生,而且每次都跟着玉卿嫂一起去,使玉卿嫂没有与庆生亲热的机会。甚至,当他发现庆生和金燕飞的私情之后,他有意识地假玉卿嫂之手对庆生施以报复。虽然“容哥儿只有十岁,不解风情,更不懂什么叫同性恋,但他对庆生的这种情感倾向,分明已经含有了同性恋色彩。容哥儿的身上,烙印着白先勇情感的影子。也许是在孤独环境中的情感变异,也许是像弗洛伊德所说的“沿着自恋的途径找到了他爱的对象”,白先勇“打从有认知以来便知道自己的性倾向”。这种情感倾向无疑使他“改变了我看、我听、我感知整个世界的方式”。
　　显然,白先勇描写人的心灵的异化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和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存在主义哲学,它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典型特征是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自我四种关系上的尖锐矛盾和畸形脱节,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悲观绝望的情绪和虚无主义思想”。总之,初登文坛的白先勇以强烈的主观意识和唯美倾向,关注那些与社会格格不入的所谓“畸人”的心灵痛苦行为而响誉文坛。综观白先勇早期的十一篇短篇小说,每一篇中无不听得到主人公心灵痛苦的呼声,无不感受到他们生存的艰难。他们的形象,是白先勇审美理想的结晶,渗透着作者的精神灵魂。
　　
　　毛三红,女,湖北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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