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小说的主题往往不是单一的,何况是现代派作品,其主题会更加地复杂多元。余华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于1987年。作为先锋小说的代表,这篇小说的主题争议颇多。有参考书这样解读:“通过叙述涉世不深的少年‘我’第一次出门远行的离奇遭遇,作者表达了对世界的看法:陌生,荒诞、无法理解和把握,从而流露一种人生漂泊的悲观情绪。”①更流行的观点是:小说通过描述一个十八岁男孩初次出门远行的经历,反映了孩子世界与成人世界的矛盾冲突,以及涉世未深的孩子对现实世界的困惑、恐惧。这主要是抓住“十八岁”这个特殊的年龄分界线来解读小说的。这些观点在一些读者那里已经形成了一种心理定势,而对于没有任何心理预设的学生来说,他们读这篇小说的第一感觉是“读不懂”,还有的学生甚至有“恐惧和不安”的感觉。在教师的指导下,经过反复阅读,有的学生才慢慢有所感悟,说这篇小说反映的是“生活的残酷。”我认为这篇小说就是用看似荒诞的形式来表现真实的生活,是荒诞中的真实,表现的是现实生活中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这篇小说的情节十分荒诞,充满了掠夺与欺骗。为了搭便车,“我”向司机敬烟,司机接受了“我”的烟,却粗暴地拒绝“我”乘车;“我”凶狠地呵斥他,他却“笑嘻嘻地十分友好地看起我来”,而且还要“我”在车正开着时去车厢取苹果;汽车抛锚了,司机不但不着急,反而在旁边认真地做起了广播体操;有人抢劫车上的苹果,他竟然无动于衷,只对“我”被打破的鼻子感兴趣;抢劫又一次发生,“我”奋不顾身地反抗,被打得“跌坐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司机不但不同情和帮助“我”,却“站在远处朝我哈哈大笑”;最后司机也参加到抢劫者行列里去,把“我”的背包也抢走了。从表面看,这一切都是不合情理的,是荒诞的,但我们从艺术的角度看,这正符合现代主义文学的要求。现代主义文学往往不主张作品去再现生活,而是提倡从人的心理感受出发,表现生活对人的压抑和扭曲。这里的故事本身仅仅是一种媒介,或者是一种象征,因此,我们不能用现实生活的逻辑来理解作品。其实,这篇小说正是通过“我”第一次出门远行的经历,表现对生活的一种感受。显然,作者的指向是现实生活的荒诞与虚伪,想要凸显的是人世之险、人性之恶,这也是余华对现实冷峻思考的结果,是作者对现实世界的真实反映。在这里,小说的故事情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给读者一种荒诞离奇的感觉。读者越是感到离奇、荒诞,不可思议,作者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因为作者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纷繁复杂的,是无序的,是荒谬的,生活中的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往往交织在一起,生活中不光有真善美,也有假丑恶。人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处处面临危机,时时会有险象。小说一开始就写到:“柏油马路起伏不止,马路像是贴在海浪上。我走在这条山区公路上,我像一条船。”主人公“我”就像在茫茫大海上航行的一条船,孤独寂寞,渴望寻找到避风港湾,但现实是不会让他如愿的,这就是生活。
　　如果用传统的阅读经验来阅读这篇小说,第一感觉就是莫名其妙,觉得不可思议。这是作品的现代派特征带来的阅读困惑造成的。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文坛出现了先锋派作家们的创作。他们的作品打破了以往文学写实的风格,放弃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大胆吸收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尝试新的小说表现形式。《十八岁出门远行》作为先锋小说的代表恰恰就体现了这一点。余华自己曾说:“在我想象力和情绪力日益枯竭的时候,卡夫卡解放了我,使我三年多时间建立起来的一套写作法则在一夜之间成了一堆破烂。不久之后我注意到了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使我的想象力重新获得自由,犹如田野上的风一样自由自在。”由此可见西方现代派作家卡夫卡对他的影响之大。西方现代派文学是反传统的,荒诞性是其艺术特征之一。单从这点看,《十八岁出门远行》的现代派特点是非常明显的。萨支山老师曾非常形象地道出了现实主义文学与先锋小说的区别:“现实主义文学在形式上追求的是一种‘似真性’的效果,犹如绘画中的素描,它要求和日常生活经验相一致的阅读效果。而‘先锋小说’却恰恰要造成阅读效果和日常经验相脱离,这在故事的结构上,就要打破正常的逻辑关系,在语言上则是利用更多的文学修辞增强其隐喻功能,区别语言的审美功能和日常交际功能,以获得文学性。”②正是由于小说的结构打破了正常的逻辑关系,才造成了读者阅读上的困惑。对于现代派文学,徐葆耕教授也曾有过形象地比喻:“当满天乌云、天空有如黑夜时,人们诅咒乌云,期待着太阳光耀大地;但是,当人们一旦发现,他们所期待的太阳不过是一堆高悬在空中的碎片时,人们会怎样?……他们会不会感到恐惧、焦虑、绝望?在这种恐惧、焦虑和绝望的背后,是不是仍然期待着破碎的东西重新整合成为完整的太阳?当他们这样想的时候,又会嘲笑自己的幼稚,用幽默装点感伤和绝望。也许有一天,他们会想,破碎的太阳有什么不好?我们为什么不能习惯这种破碎的生活?说不定更好!让绝望、焦虑和感伤滚蛋去!我们要欢笑,用欢笑来嘲弄一切!当他们处于前者的精神状态时,他们属于现代主义,当他们走出了这种阴影,努力使自己习惯于新的破碎的生活时,他们进入了后现代主义。”③用这样的观点来解读这篇小说,就不会感到困惑,相反会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作者正是通过十八岁少年的眼睛来呈现现实生活的。十八岁,正是刚刚走出了梦幻的花季雨季,带着美好的愿望初次出门远行,去认识成人世界;然而,现实世界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美好,小说中的抢劫、暴力等都反映了现实的残酷,残酷得让十八岁的“我”感到震惊。“我”的理想和现实产生了强烈的冲突。然而,面对残酷的现实,“我”的感觉如何呢?“爬起来用手一摸,鼻子软塌塌地不是贴着而是挂在脸上,鲜血像是伤心的眼泪一样流。”“我感到这汽车虽然遍体鳞伤,可它心窝还是健全的,还是暖和的。我知道自己的心窝也是暖和的。”现实虽然让我感到惊愕,但我并不感到痛苦,心窝还是暖和的。作者留了一点温情,没有让“我”感到绝望。在这里,我们也能体会到作者的良苦用心。现实生活虽然是残酷的,残酷得有时让人感到悲伤,但我们不能感到绝望,毕竟还有“暖和”的地方。小说通过十八岁的“我”的眼光对现实世界做了真实的反映。尤其是当我们看到被抢的司机不但不愤怒,不阻挡这种抢劫行为,反而“哈哈大笑”地与抢劫者共同坐在拖拉机上,而且还抢了“我”的背包。初次阅读作品的,一般都无法理解司机的这种行为。其实,这里面有作者的隐喻。这种行为表面上看起来是荒诞的,但仔细一想,这并不奇怪。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下,人的价值观念和传统的伦理道德受到了空前的撞击,人们的是非善恶观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也是余华创作风格蜕变的原因之一。正如徐葆耕教授所说:“文学思潮的变化,其最隐蔽的动力,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社会心理需求。”④因为余华以敏锐的目光观察着生活,发现了这种变化,想要表现这种变化。他恰好又遇到了卡夫卡,便开始以荒诞的形式表达着对现实世界的看法,反映生活的真实,揭示人性的丑恶,带给我们读者的是更深刻的反思。正如孙绍振教授所言:“小说的荒谬感是双重的,首先,被损害者对于强加于己的暴力侵犯,毫无受虐的感觉,相反却感到快乐;其次,被损害者对为了反抗抢劫付出代价的人,不但没有感恩,相反对之加以侵害,并为此感到快乐。” ⑤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于是非善恶的麻木难道还少吗?有人与歹徒搏斗,路人无动于衷;一老人摔倒,路人不敢搀扶,怕给自己带来麻烦;公交车上,一青年与歹徒搏斗,众人漠然视之;更有甚者,为了金钱,什么事都干,只要对自己有利,即使是坏事也要做。因此,作品表面的荒诞恰恰是内容的真实。正如余华在《虚伪的作品》中所说:“现在,我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白自己为何写作,我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因此在一九八六年底写完《十八岁出门远行》后的兴奋不是没有道理。那时候我感到这篇小说十分真实,同时我也意识到其形式的虚伪。“当我发现以往那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只能导致表面的真实以后,我就必须去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寻找的结果使我不再忠诚所描绘事物的形态,我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 形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状的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实。”由此不难看出,余华正是借小说表达了对生活的真实体验。当然,这种体验是深刻的,反映现实的残酷,揭示了人性中一些恶的东西,这也是余华的深刻之处。苏珊·朗格说过:“一个艺术家表现的是情感,但并不是像一个大发牢骚的政治家或是像一个正在大哭或大笑的儿童所表现出来的情感。艺术家将那些在常人看来混乱不整的和隐蔽的现象变成了可见的形式,这就是将主观领域客观化的过程。但是,艺术家表现的决不是他自己的真实情感,而是他认识到的人类情感。”⑥
　　《十八岁出门远行》以其荒诞的形式,表现了现实生活的残酷性,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给读者带来审美愉悦的同时,引起读者对生活、对人性深深地思考。
　　
　　王泉珍,陕西渭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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