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选了苏轼的一篇《超然台记》,很多人认为作者此时是旷达超然的,而我认为苏轼在“超然台”上并不“超然”。
　　从文章内容来考察。本文是“一字立骨”的典范,以“乐”字贯串全文,文章从“皆有可乐”“吾安往而不乐”开头,到“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结尾,全文处处现乐,而主旨当然也就摆脱不了“乐”:游于物外,就无往而不乐。可世上之人,有几人能游于物外,尤其是那些确实有才又自恃甚高的人。联系现实的一些心理状态研究,有的人表现得特别自负,真正走进其内心世界的人会发现,其实他特别自卑,自负只不过是掩饰自卑的手段罢了。所以真正快乐的人不用天天嘴里挂着“乐”;反之,不停地强调“我很快乐”的人极可能是一个内心孤独甚至痛苦的人。因此,我认为苏轼这么有意在本文鲜明地突出“乐”,一定是在掩饰自己真正的情感,而越掩饰越表明他的不超然。文章写苏轼与朋友登览超然台“放意肆志”:“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卢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这触目感怀的几句,让我们不难窥见苏轼那难以超然的矛盾心情:除了对超然物外的隐者的怀念,更有对功臣业绩的仰慕、对良将不得善终的不平。有人可能认为台的四周确实是这些景,作者只是客观叙写罢啦,但我们不会忘记苏轼写于后称“文赤壁”的《念奴娇》,他只用“人道是”三字即很自然地过渡到他想写的“武赤壁”,所以如果作者没有仰慕不平,完全可以选择他想写的其它风景。
　　从背景探究。苏轼父丧守制期满还朝,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出为杭州通判,三年后移守密州。“处之期年……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也就是1075年,修葺超然台,然后写了这篇文章。中国向来就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学成文武艺一定是要货与帝王家的,中国哪个文人没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而守父丧之前才华横溢的苏轼可是京城名噪一时的人物,连当时的文坛泰斗欧阳修都说“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比起后来的“乌台诗案”,这点小小的挫折怎能让他对仕途完全心灰意冷呢?而此时的苏轼,正是大展拳脚的黄金年龄,怎么对名利能一下子就超然呢?所以在差不多同期的诗词中都表现出比较明显的感伤与悲痛,只不过像本文一样,掩饰的痕迹较重,如写于《超然台记》同年的《江城子》,“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把对自己身世遭遇的感慨凄凉隐藏在对妻子的浓重的怀念之情中;写于《超然台记》后一年的《望江南·超然台作》,“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休对”“且将”等词语把作者面对难以解脱的苦闷时强作“超然”以自我安慰的情感完全呈现出来了。
　　那到底怎样才算是超然呢?实际上完全的超然是不存在的,因为人生活在社会中不可能完全“游于物之外”,所以“无所待的逍遥”才是道家永远的追求,我们谈“超然”就只能是相对的。就苏轼来说,他遭受打击后敢于把自己的真情实感大方流露出来才说明他已正视现实,然后以无谓的心态来对待才证明他的超然。最典型的就是“乌台诗案”发生后,苏轼坐牢一百多天,几近乎杀头后被贬职发配到黄州,经此一狱及黄州的几年,他真正地认清了人生间的真面目,于是开始淡然,开始真实地表达自己,如初到黄州写的《卜算子》,“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写出了自己刚刚经历过大难的那种惊恐不安与被贬的幽愤寂苦之情;第二年的《赤壁怀古》,“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一尊还酹江月”,直写自己的无奈;即使写乐,也没有像《超然台记》那样特意宣扬,而是《赤壁赋》中的“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至于《定风波》中的“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应该说作者对待挫折和打击已处之泰然,而正是这无谓的心态证明了他的超然。而有资料证明,苏轼在黄州的数年,经常到寺庙中焚香静坐,躬察自省。尽管他还是以儒家的忠义思想自励,但已参入了大量的佛道信仰。这样和前面一比较,我们发现,当苏轼登上超然台,这个谈笑风生、表面相当超然的人内心其实一点也不超然。
　　
　　刘娥,教师,现居江苏海州。

• 刘 娥： 苏轼真的超然了吗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