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鲁迅《风波》与《新青年》的“政治”的关系任慧群现代语文(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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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慧群文选 ] 　　

试析鲁迅《风波》与《新青年》的“政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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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鲁迅《风波》与《新青年》的“政治”的关系

◇ 任慧群

　　摘要:《新青年》八卷一号发生重大变化,马克思主义“政治”日益在其中激荡。鲁迅的《风波》就出现在这个著名杂志发生变动“风波”的此时此地。小说以张勋复辟为背景,通过叙述者的叙述干预和叙述角度的调整,突显普通民众的精神状态,从一方面展示了中国社会“共和”危机所在,隐含地表达了鲁迅对《新青年》“政治”的价值取向的呼应。
　　关键词:鲁迅《风波》《新青年》政治价值取向叙述技巧
　　
　　《新青年》八卷一号发生重大变化,封面改变,打破该杂志“不谈政治”的戒约,发表了陈独秀的《谈政治》,马克思主义“政治”日益在其中激荡。鲁迅的《风波》就出现在这个著名杂志发生变动“风波”的此时此地。1918年4月,鲁迅加入以《新青年》为阵地的“新文化运动”。汪晖认为:“‘新文化运动’致力于以文化方式激发政治”,“在社会的基础上创造新人(‘青年’),而且也能够通过新人及其‘根本之觉悟’逆转国家与政党的去政治化趋势。”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政体建立,但这一受政党政治和军阀政治羁绊的、空有共和之名的国家政治,使民主共和政体的“去政治化”危机日益明显:“言论自由无法呈现国民之总意、政党政治条件下的言论往往陷于偏私之纷争”,“现代言论并未起到纠正、督促之实效,其根源在于现代言论一方面以公共舆论自任,但另一方面却受控于权势、党派与金钱关系,本质上不可能达成社会共识。”张勋复辟后,《新青年》更加意识到“共和政治未能真正生根”,“奠定真正的共和根基,铲除帝制复辟的社会基础”应是其重要任务。[1] 作为《新青年》阵营的一员,鲁迅始终主张以“抱诚守真”的摩罗精神改造国民奴性,[2]认为“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3]
　　因此,在鲁迅看来,中国社会的“共和”危机不仅展示在以上方面,他还以其独特的深刻观察,在作品中展示与“共和”理念、民国共和政体相关的普通民众的精神状态。《风波》以民国成立六年后的张勋复辟为背景,叙述鲁镇以撑船为生的七斤,因在辛亥革命时进城被剪辫,而在此时此地引起的一场风波。民众主权的共和政体的建立,并不等于共和理念在中国社会的真正实行。作为国家主权的主人,民众参与、决定国家重大事件的自主权利表现在何处?遭遇复辟事件的民众的精神状态如何?回答这些问题,是鲁迅在小说中调动叙述技巧的目的所在。
　　小说突显复辟事件对鲁镇小民的精神冲击,让“每一则似乎是客观的新闻,都经过传递者仔细的选择,而且是按照传递者的观点,充满感情地传达出来。”[4]全知视角,突显人物言语,叙述者的叙述干预,都蕴含着处于“共和”政体下的民众与《新青年》“政治”的价值取向的相悖处:从七斤认识“皇帝坐了龙庭”和“没有辫子”的关系,到赵七爷活灵活现的表演;从九斤老太讲述“长毛”,到心肠最好的八一嫂的插话,以至于七斤夫妇的骂人;从“咸亨酒店是消息灵通的所在”,到赵七爷的竹布长衫三年只穿两次的原因;突显村里出场人物的七斤知道的时事,人们对之的“敬畏”[5],人物家境黯淡和得到相当待遇的原因;知道作为酒店主人的赵七爷是三十里方圆以内的唯一的学问家,而后者的表现在于,他有十多本金圣叹批评的《三国志》,且时常坐着一个字一个字的读,“能说出五虎将姓名,甚而至于还知道黄忠表字汉升和马超表字孟起”,甚至也保留了革命后赵七爷的叹息和复辟失败后他的举动等等。作品展示了民众的内心活动,更突显了人物在“共和”政体下的唯一的精神波澜与《新青年》“政治”的价值取向的相悖:七斤嫂产生了绝望和直觉,“仿佛受了死刑宣告似的,耳朵里嗡的一声,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七斤也在留头不留辫的学问中“非常忧愁”,“他心里但觉得事情似乎十分危急,也想想些方法,想些计画,但总觉得非常模糊,贯穿不得”;村人们在听了赵七爷的学问之后,“呆呆站着,心里计算,都觉得自己确乎抵不住张翼德,因此也决定七斤便要没有性命。七斤既然犯了皇法,想起他往常对人谈论城中的新闻的时候,就不该含着长烟管显出那般骄傲模样,所以对于七斤的犯法,也觉得有些畅快。”
　　叙述突显小城镇人们在政治事变发生时的精神状态,与叙述者对“共和”价值取向的维护有关。“现在的长毛”“造反”,给鲁镇增添了几个剪辫子的人,有关美丑的议论,七斤嫂“整整哭了三天”的“死水微澜”;皇帝坐龙庭事件几乎让七斤绝望,但“第二日清晨,七斤依旧从鲁镇撑航船进城,傍晚回到鲁镇”;赵太爷依旧保留着他的学问,人们照样生活在这种精神世界:他们会对发生在周围的观念进行接受,但接受本身并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因为人们的现实感知与由过去经验堆积成的主观先验框架有直接的联系,人们习惯于用过去的框架来容纳整合他们第一次见到的“新事物”,先验框架的思维定势影响人们对事物的观察判断,正如七斤和七斤嫂也在想象着皇帝可能已经“不坐龙庭了”。也就是说,鲁迅运用叙述技巧关注的内容恰恰是,有“中华民国”之名的“共和”政体与这些国民有什么关系?
　　但是,正如梁启超指出的那样:“中国之地大,人太众,历代君相,皆苟且小就,无大略,不能尽力民事。其于民仅羁縻勿绝,听其自生自养而已。我民因君相不代我谋,于是合群以自谋之。积之既久,遂养成此一种政体。”“政府与民间,痛痒不甚相关,无论何姓代有天下,而吾民之自治也如故。故民亦不甚以为意焉。”[6]也有学者指出:“真正对乡下人的世界观起架构作用的应该是乡间戏曲和故事、传说”,“在一般情况下,农民并不认为自己是‘臣’”,“‘天高皇帝远’,皇帝不能自己与农民发生关系,必须通过官吏。真正体现皇权的,与农民打交道的是‘青天大老爷’们”,[7]正像八一嫂提醒七斤的那样,“衙门里的大老爷没有告示”。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说,《风波》通过叙述者的叙述干预和叙述角度的调整,突显中国社会普通民众的精神状态,从另一方面展示了“共和”危机所在,隐含地表达了鲁迅对《新青年》“政治”的价值取向的呼应。
　　
　　注释:
　　[1]汪晖:《文化与政治的变奏》,中国社会科学,2009,(04)。
　　[2]任慧群:《个体精神之“诚”与鲁迅的“中国的人生”》,南开大学,2009。
　　[3]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页。
　　[4]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4页。
　　[5]在与以下意义对比中,“敬畏”的语义在作品中具有反讽意味:“吾人于接高尚之人格之时,受一种暗示,或生敬畏之情,或起谦逊服从之念。”(深作安文.人格论[J].光益译,新民丛报,1906,(23)。)
　　[6]梁启超:《论中国人种之将来》,清议报全编(卷一).横滨新民社,1900年版。
　　[7]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6页,第21页,第22页。
　　
　　(任慧群河北省邢台学院中文系 054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