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文起八代之衰”, 是继司马迁之后最伟大的散文家,他的散文,熔铸百家,“含英咀华”,出神入化,时时闪耀着独特精神的光辉,令人耳目一新。他对发展和完善古代散文的体裁种类和艺术形式,对丰富散文的表现方法和文学语言,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散文作品,众体兼擅,卓然自立。他长于说理,善于抒发真情实感,将多种表现方法结合起来使得文章气势磅礴,意味隽永。他以儒学的继承者自居,排斥佛老,力图恢复孔孟道统;他高举“古文运动”的大旗,反对六朝以来的颓废文风,并亲身实践,创作出了令后人叹为观止的优秀作品;他将人分为三等,提出“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的“性三品”说,为封建统治树立“天经地义”的理论基础,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他同时又是杰出的诗人,追求雄奇险怪,开一代“韩孟诗派”……所有这一切,使他无论生前身后都成为一个毁誉参半、褒贬不一的人。研究其人者大有人在。
　　“古文”的复兴,有赖于韩愈的出现。而说到韩愈,则必须看到他的多面性。一方面,韩愈具有积极维护封建专制和儒家“道统”的热情,而另一方面,韩愈又是一个个性很强、自我表现欲很强的人。在他的怪怪奇奇、汪洋恣肆的作品中,我们已经可以感觉到他的不甘凡庸、喜好张扬外露的气质,而“花前醉倒歌者谁,楚狂小子韩退之”(《芍药歌》)这一类自我描述,更不是拘谨敛束的形象。甚至,他以上追孟子、继承道统自命,也可以说是上述两方面因素的共同表现。所以,当韩愈投入古文复兴运动时,他的态度与前人实有很大的不同。在以复兴儒学为核心宗旨的基本立场上,他确是继承了前人;但他的整个散文理论,特别在变革文风、推进创作方面,却增添了许多新的和更为合理的内容。而古文运动获成功,不仅由于他的理论,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写出了许多富于个性、才力和创造性的佳作,从实践上重新奠定了散体文的文学地位。同时,他大力提倡与呼吁文体改革,团结了一批撰写散体文的作家,使散体文创作形成了一股较大的文学潮流。学者将其散文分为议论、记叙、抒情三类, 本人试就其艺术特色作些分析。
　　首先,议论文方面:
　　韩愈散文中,议论文占很大比重。其中有指陈时弊,为民请命的《论天旱人饥状》,有集中表达其社会观和人生观的《原道》,有对社会黑暗现状作辛辣嘲讽的杂文等,这些作品气势充畅,纵横捭阖,波澜起伏,时见奇峰突兀,而在转接之处又不可测识。我认为韩愈的议论文之所以能够如此,一是他善于将各种材料有机地进行组织,形成内在的严密逻辑性;二是“不平则鸣”,议论中深含强烈的感情色彩;三是说理注重于运用生动形象的事实,使文章具有无可辩驳的力量。如《师说》,采取总分结合,正反对比、反复论证的手法,笔势纵横,间架细密,具有一种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杂说四》通篇围绕发现、爱惜和使用人才,用可以感触的形象作譬,跌宕起伏,层层递进,使全文一气贯注。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论述内容采取不同的表达方式,从而增强论证效果,是韩愈议论文的又一特色。如《答李翊书》语气亲切、曲折跌宕而又酣畅流转;《进学解》借用自我嘲解的传统方法来抒写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在写作中时而运用生动的比喻,时而运用对比排偶,时而正话反说,反话道正旨,婉曲中更见恣肆畅达,表现出很强的论证力量。
　　韩愈论文讲究“气盛言宜”,第一个把“文气”说具体化,把“气”与“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联系起来。他看到了文章表达的力量与句式组织和声调抑扬的关系。他在创作中,更善于利用句式的错综变化、整散杂出来加强语言的表现力。《送石处士序》中,“与之语道理……若烛照、数计而龟卜也。”以多达五十六个字的长句,又连用五个比喻,气盛言宜,极富表现力,这是韩文语言的重要特色之一。又如《送高闲上人序》中,一口气连举古代八个人,说明他们在各自所从事的事业上之所以达到极高的造诣,都是专一其心,不“外慕徙业”,不见异思迁的结果,用一个气势极盛的长句,来证实上述道理的正确性。
　　其次,记叙文方面:
　　韩愈的叙事文,有许多文学性较高的名篇。《张中丞传后叙》记述许远、张巡、南霁云等死守睢阳英勇抗敌的事迹,绘声绘色,可歌可泣。文章前半夹叙夹议,证明许远“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实不畏死,层层驳诘,笔端带有感情。后半根据自己所得民间的传闻,写张巡、南霁云事,而特别写了南霁云乞师贺兰的片段情景,突出了生动饱满的英雄形象。文章只写张巡等三人死守睢阳的遗闻轶事,叙事和运用语言极曲折变化之能事,足令三人的性格特征,跃然纸上。这是司马迁传记文的一个发展。他的碑志文向来很有名,虽不免有许多“谀墓”之作,但他往往根据对象的不同特点,在定型的体例之中,作具体的描写,因而区别于六朝以来的那些“铺排郡望,藻饰官阶”的十足公式化的碑志文。著名的《柳子厚墓志铭》,有重点地选取事件,通过富于感情的语言,不仅指责了官僚士大夫社会的冷酷无情,叙述了柳宗元一生不幸的政治遭遇,而且也突出了“议论证今古,出入经史百家”的一个古文家的形象。《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既叙述了“天下奇男子王适”的生平事迹,末了还叙述另一“奇士”侯高当日嫁女王适的滑稽故事。这个故事,带有传奇性,写在墓志上,好象有伤碑志文的严肃,但它使“天下奇男子王适”的形象更为突出了。
　　再次,抒情文方面:
　　用散文抒情,韩愈也是很成功的。韩愈为友人写书、序,为亡友写墓志,往往是带着强烈感情来运用笔墨的。他常常让感情生发开来,透过一人一事,表现他对社会上某种现象的认识,以及自己的喜怒哀乐。《与孟东野书》中,慨叹孟郊“言无听也,唱无和也,独行而无徒也”。这种孤独感,是孟郊的,也是韩愈的。在当时社会中不被知遇的知识分子都有相似的处境,相似的感情。又如,《与崔群书》中写道:“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云云,用笔摇曳动宕,其意曲折含蓄,形似怨天,实则尤人,是对社会的不合理的讽刺。这里虽未提崔君,但作者既以为“足下贤者,宜在上位”,替崔君鸣不平之意,自当包含其中。作者自己因“跋前踬后,动辄得咎”,其自鸣不平之意,亦不难于言外得之。还有《祭十二郎文》是前人誉为“祭文中千年绝调”的名篇。文章结合家庭、身世和生活琐事,反复抒写他悼念亡侄的悲痛,感情真实,抒写委曲,恰如长歌当哭,动人哀感。
　　我们一般说韩文雄直,不做掩抑收敛之态,但不意味着他构思粗率,不用曲笔,其实他的文章风格也有深婉含蓄的一面,这一点,在他的名作《进学解》、《送穷文》、《送李愿归盘谷序》中都可看得很清楚。以《送董邵南序》为例,本文之所极尽吞吐之势,原是决定于它颇为特殊的内容,邵南是韩的好友,在《嗟哉董生行》一诗中,韩愈说他:“刺史不能荐,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外惟有吏,日来征租更索钱。”后来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对这样一位怀才不遇的友,韩愈极为同情,于其欲另谋出路时,为文赠送勉其行。然而董要去的地方却是河北,而河北镇乃是分裂势力最为猖獗之地,去而为他们所用,实无异于助长分裂势力,危害国家统一,而这又是韩愈一贯反对的。如果明加劝阻,那么这篇赠序就不必写了。正是这种矛盾,才形成诗文于同情中寓劝戒,于转折处见真情,似送实留,含蓄不露的特有风格。其他如《送高闲上人序》、《毛颖传》、《送孟东野序》等多篇文章都具有这种文风。
　　对古典文学进行有选择、有批判的吸收,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族性的精华,这是我们学习鉴赏古典文学所应采取的正确态度。所以,学习韩愈也应该以发展的眼光、动态的观点,对韩愈散文进行审视,将其具有现代意识的东西融入先进的主旋律文化之中,为人民创造一个理想的精神家园。学习韩愈散文,首先要学习作者勤奋严谨的治学精神。韩愈人生经历较坎坷,小时候凄凉孤苦、颠沛流离,但他刻苦自修,好学不倦,终成一代大师。学习韩愈散文,要学习作者操行坚正、直言无忌的文风。韩愈为文,注重养气,胸怀浩然之气,言行完全出科真诚,持身立朝能表现高风亮节,直言敢谏,曾上表论佛骨,出言亢直、气势磅礴,忘一己之利害,置生死于度外,表现了文人的操守。学习韩愈散文,要学习作者的卓然超群、不媚时俗、勇于创新的精神。韩愈起来倡导“古文”,解除束缚,恢复自由,改极呆板的骈文,为较活泼的散文,表面看来是“复古”,实际是一种“革命”,由于韩愈不愿迎合流俗,所以受尽嘲讽。宁愿寂寞当时,但求留名于后世。可以说,他能参与天地造化,关系天下盛衰,表现了浩然正气。
　　
　　参考文献:
　　[1]朱东润.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编上册).
　　[2]游国恩.中国古代文学史.
　　[3]古代散文选(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4]韩愈文选(童第德选注).人民文学版.
　　
　　熊志敏,湖北大学知行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教师。

• 熊志敏： 韩愈散文的艺术特色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