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党”与革命精神之“诚” 任慧群现代语文(文学研究)2010年第7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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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149474

[ 任慧群文选 ] 　　

“会党”与革命精神之“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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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党”与革命精神之“诚”

◇ 任慧群

　　摘要:辛亥革命建立的共和政体形式,与“联络会党”的历史事实不能分开。梁启超、杜亚泉等对共和危机的思考,在鲁迅《阿Q正传》中化为对革命中的“会党”人物的言行和精神状态的刻画,对民国成立后共和危机的渊源的思考,蕴含着鲁迅对革命精神之“诚”的价值取向的执着,对“新青年”的“政治”的呼应。
　　关键词:鲁迅《阿Q正传》会党共和危机革命精神之“诚”
　　
　　辛亥革命建立的共和政体形式,与“联络会党”的历史事实不能分开。梁启超以反对革命的保皇政治立场分析了革命中的会党势力:“革命军之起,本非为掳掠也,而会匪绿林乘此势,假此名以掳掠,实为一好机会,故革命军可以间接予会匪绿林以特别之利益也。”[1]他反驳了《民报》对革命首难者“优美高尚之人格”、“汲汲于民事”的设想,认为“佐命者果能皆有此优美高尚之人格乎?皆能以此人之心为心乎?”对于那些“狂放躁进之士”,“或其于首难以前,有大勋劳于煽动者也,首难以后,能毋与共事乎?若与共事,万一破坏我约法,以凌踏吾民,奈何?有一于此,则军政府之信用遂坠地也。”[2]辛亥革命后,杜亚泉在个人和国家之接续主义的基础上,[3]强调了民国建立初期假名新政的新旧官僚、豪强对共和危机应负的责任:“帝政末叶之官僚,一变为共和开幕之官僚,臣服一姓之官僚,一变而为国民公仆之官僚。究之人犹是人,官犹是官,即政治亦犹是政治,具所改革者,位阶职务之名称,簿书文告之程式,而其所不可改革者,即为官吏之个人。”而共和“党人”则是“江湖枭贩,一投入于革命党旗帜之下,悉为共和缔造之伟人。”因此,革命“事实上与从前之帝王革命无稍异”,改变的只是“中国民国之名称”和“若存若亡之数章约法”。[4]
　　鲁迅怎样看待会党革命与共和危机的关系?周作人对鲁迅没有加入光复会的原因的解释,可以作为参考:“陶焕卿(成章)正在联络江浙会党中人,计划起义,太炎先生每戏称为焕强盗或焕皇帝,来于是大抵谈某地不久可以‘动’起来了”,“会党的联合会章,计有一条云,凡犯规者以刀劈之。又有空白票布,红布上盖印,又一枚红缎者,云是‘龙头’。焕卿尝笑语曰,填给一张正龙头的票布何如?”[5]梁启超预想了革命与民主共和的相悖:“民主专制政体之所由起,必其始焉有一非常之豪杰,先假军队之力,以揽收一国实权。然此际之新主治者,必非以此单纯之实力而能为功也。而自顾己所有之权利,以比诸他国神圣不可侵犯之君主,而觉其浅薄无根柢也。于是不得不求法律上之名义,即国民普遍投票之选举是也。彼篡夺者,既已于实际掌握国权,必尽全力以求得选。而当此全社会渴望救济之顷,万众之视线,咸集于彼之一身,故常以可惊之大多数,欢迎此篡夺者。而芸芸亿众,不惜举其所血泪易得之自由,一旦而委诸其手,又事所必至,理所固然也。何也?彼时之国民,固已厌自由如腐鼠,畏自由如蛇蝎也。”[6]这一预想,又与民国成立前后直至袁世凯复辟为止的共和危机有什么两样?革命前后的革命党留给鲁迅的印象到底怎样?在国民革命时期,鲁迅回忆民元革命绍兴光复后出身绿林的都督逐渐变为老官僚的过程:“他虽然也出身绿林大学”,“但倒是还算顾大局,听舆论的”,但“自绅士以至于庶民”的“拜会”、“恭维”,最终“他连自己也忘其所以,结果是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7]也许如一些研究者指出的:“真正发生的事情从来就不是——或者很少是——历史的驱动者们想做的。”“只有对历史学家而言,历史才有意义。” [8]对辛亥革命过程中的会党式革命人物的深刻洞察,来自鲁迅对革命精神之“诚”的价值取向的执着,与民国成立后五四思想界对共和危机的反省密切相关。
　　《阿Q正传》中绿林大学出身的把总可以视为会党的代表。赵家遭抢后,场景式的叙述速度地呈现把总半夜抓人的行动,联系被抓人物的行动,革命的滑稽后果可见一斑。被叙述者叙述出的审案过程的荒唐性,需要在革命的目的在于民权自由、政治民主的视域观照下才能实现。梁启超曾对民国和民权的应然进行了论述:“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亡则国权亡。” [9]会党式的革命带来的社会混乱(“我做革命党还不上二十天,抢案就是十几件”),也同样符合了梁启超的预见:“若夫数百年卵翼于专制政体之人民,既乏自治之习惯,又不识团体之公益,惟知持个人主义以各营其私,其在此等之国,破此权衡也最易,既破之后,而欲人民以自力调和平复之,必不可得之数也。其究极也,社会险象,层见叠出,民无宁岁,终不得不举其政治上之自由,更委诸一人之乎,而自帖耳复为其奴隶。”“于斯时也,其势力最猖獗者,即彼鼓吹革命率先破坏之一团也。而此党派大率属于无资产之下等社会,其所举措,往往不利于上流。作始犹简,将毕乃巨,其力既无所限制,自必日走于极端。而遂取灭亡。” [10]
　　举人老爷与把总的“呕气”,实际上是围绕利欲在名与利上的较量,与革命精神之“诚”的价值取向有天壤之别。赵府被抢,追回自己被抢去的东西,是作为“民政帮办”的举人老爷要追赃而和把总“呕气”的原因,“迂”字是把总对帮办举人老爷的评价,但其实举人老爷又何尝不是适应革命的时代而拘泥于原来的陈规呢?正如梁启超对举人老爷这类“革命者”的预见:革命中,“争夺之极,其得最后胜利者,则彼从梦中惊起之富豪阶级也。”“彼等欲得政治上之权力,不过以保其生命财产之安全云尔。” [11]虽然革命后不被把总放在眼里而引起窘急,但也没有辞去自己要辞去的职务。把总主张示众,完整保留其对示众原因的解释:做了不到二十天革命党的把总,要通过解决发生在此期间的十几件抢案来挣足自己的面子;保留人物争吵时“拍案打凳”的动作,保留“不成!这是我管的!”这些话语,需要对比革命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对比民主共和政体形式成立的五四社会文化思想界对共和危机的关注评价,叙述者保留人物话语的目的,对革命精神之“诚”的价值取向的执着才能显现。[12]在这场争斗中,把总的胜利,也就是“示众”方式的胜利。但“惩一儆百”的目的与示众的实际效果是否具有一致性,城里和乡下的“舆论”,给了读者明确的答复。正如梁启超对共和危机的反思一样:“革命之后,人人皆手创共和,家家皆有功民国,设官万亿,不足供酬勋,白昼杀人,可以要肆赦,有党无罚,有陟无黜,以此而求善治,岂直蒸沙求饭之喻已哉!”[13]
　　可以说,通过对民国“沉默的国民”的“魂灵”和创造共和政体过程的革命中各色人物的精神状态的描摹,鲁迅较为完整地勾画出了自己眼中经由革命及其创造的共和政体的危机所在。可以说,他对孙中山作为“永远的革命者”的赞誉,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是对《新青年》的“政治”的隐含呼应。应该说,与共和政体断裂的意志,不仅已经成为刚刚秘密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人践行这一“政治”的信仰,同样也在对共和危机反思的鲁迅的心中回响。
　　
　　注释:
　　[1]梁启超:《新民说》,新民丛报,1905,(24)。
　　[2][6][10][11]梁启超:《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1906,(3)。
　　[3]汪晖:《文化与政治的变奏》,中国社会科学,2009,(4)。
　　[4]杜亚泉:《个人之改革》,东方杂志,1914,(12)。
　　[5]周作人,周建人著,孙郁,黄乔生主编:《年少沧桑——兄弟忆鲁迅(一)》,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7页。
　　[7]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1页。
　　[8]让-皮埃尔·韦尔南著,余中先译:《神话与政治之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428页。
　　[9]梁启超:《爱国论》(三),《清议报》,横滨新民社,1900年。
　　[12]任慧群:《个体精神之“诚”与鲁迅的“中国的人生”》,南开大学,2009年。
　　[13]梁启超:《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610页。
　　
　　(任慧群河北省邢台学院中文系 054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