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文革结束后，大部分的作家都忙于进行“反思”，批判文革中各种不人道的行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在文坛大行其道。这一时期，汪曾祺带着诗性、温馨的短篇小说重返文坛，他的小说很少直面地涉及文革题材，他更多的是在高唱人性的赞歌，回归民族的传统。九十年代，当“伤痕文学”逐渐淡出文坛的时候，汪曾祺却开始批判文革，直面文革中人性的丑恶。有些研究者认为汪曾祺在九十年代写的“文革系列”使得“作品的美学意味褪减”，但是笔者认为汪曾祺在八九十年代创作的“文革系列”短篇小说看似是对其八十年代诗意化小说风格的背离，其实却是一种正面回归的变调体。
　　关键词：汪曾祺 回归 真实感 生命感 平和感
　　
　　中国作家在文革之后，经历了不一样的人生转变，一部分作家的创作生涯“断”在了文革的风风雨雨，才华被磨灭再也回不来；对于那些文革后继续创作的作家而言，大部分人都忙于进行“反思”，批判文革中各种不人道的行为，但是在文革中身心都受到很大创伤的汪曾祺却很少直面地涉及这一题材，他更多的是在高唱人性的赞歌，回归民族的传统，延续诗意化的美学风格。大部分作品反映的是他的少年记忆和解放以前的生活，而关于文革的作品很少，只有《八月骄阳》、《云致秋行状》、《寂寞和温暖》等为数不多的几篇。
　　九十年代，当“伤痕文学”逐渐淡出文坛，汪曾祺却开始批判文革，直面文革中人性的丑恶。他这一时期的“文革系列”小说数量明显增多，有《子孙万代》、《可有可无的人》、《鞋底》、《大尾巴猫》等等。有些研究者认为汪曾祺在九十年代写的“文革系列”小说使得“作品的美学意味褪减”（毕文健：《汪曾祺小说创作研究述评》，《现当代文学研究》，2008年10月号上旬刊，第203页），有人觉得他的文风变了。其实仔细品读他的作品，会发现他的笔仍然充满着细腻幽情，在润物无声中软化着每一颗心灵。
　　以杜甫《春雨》中的诗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来形容汪曾祺的作品再恰到不过，他的作品总是潜移默化地感染着读者，汪曾祺曾经说过：
　　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于世道人心，我希望世人的感情得到滋润，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诗意的。你很辛苦，很累了，那么坐下来歇一会儿，喝一杯不凉不烫的清茶，读一点我的作品吧。
　　然而，文革时期的作品是一杯杯苦茶，再诗意化的语言在惨痛的历史面前都会变得苍白无力。作为历史的亲历者，他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作家总会用敏感的眼，动情的笔，浓墨重彩的情感宣泄来诠释他的记忆。因此不免带有那个年代特有的疯狂。
　　汪老在《我的创作生涯》这篇文章中说到：
　　我对生活，基本上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人类是有前途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我愿意把这些朴素的信念传达给人，我没有那么多失落感、孤独感、荒谬感、绝望感，我写不出卡夫卡的《变形记》那样痛苦的作品，我认为中国也不具备产生那样的作品的条件。
　　既然他没有那么多的失落感、孤独感、荒谬感、绝望感，那他到底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去写这些揭伤疤式的作品的呢？
　　我想，他要传达的是一种真实感，生命感以及平和感。接下来，笔者将从这三个方面谈一下。
　　首先，他要传递的是一种真实感。既然这段历史不能抹去，那就要用笔把那些支离破碎的记忆重新拼凑。在《八月骄阳》和《云致秋行状》中，他都写到这样的话：“一戴上红袖标，就变人性”。汪曾祺采用冷眼旁观式的第三人称叙事，用一种群众视角审视文革，更显真实。例如：
　　《八月骄阳》写的是老舍投湖自杀的事情，其中有一句说：“这人眼神有点直勾勾的，脸上气色也不大好，不过这年头，两眼发直的人多的是。”
　　《云致秋行状》中“平常挺斯文的小姑娘，会站在板凳上跳着脚跟人辩论，口沫横飞，满嘴脏字，完全成了一个泼妇”。
　　《鞋底》中，萨其马到家属委员会，告发他妈妈是反革命。因为他用毛主席像剪鞋底。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你妈怎么是反革命？”“他用毛主席像剪鞋底。”
　　《天鹅之死》中还写道：“都是这场‘文化大革命’闹的，把一些人变坏了，变得心狠了，不知爱惜美好的东西了。”
　　汪曾祺在极端的话语语境中展现出那个时代的风貌和被逼无奈的人性真实：渴望生存就要不择手段。那样的年代，是非曲直说变就变，人活着没有自我，没有尊严，没有亲情，一切道德教化的东西几乎都丧失了。但在改革开放之后，四人帮被粉碎，恶势力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种恨就变成了一种对于历史客观真实的记录。从汪曾祺的作品中，我们发现，他对于这段历史的回顾，并不是让人们的内心再次燃烧愤怒的火焰，人性的回归才是他最大的希望。
　　汪曾祺在他的自选集中写了一段附注：
　　“我的感情是真实的，一些我的文章每每写我如何恬淡，潇洒，飘逸，我简直成了一个仙，你们如果跟我接触的较多，便知道我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
　　他在《天鹅之死》的最后尾注上写着：1987年6月7日校，泪不能禁。可见，他的感情不仅真挚，还带有一种宣泄式的汹涌澎湃。他追求的就是还原一切的本真。
　　第二点是一份生命感，汪曾祺自称是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者，同时他也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在写文革时期的作品时，他倾注的是一种人道主义和对生命的同情，还有的就是对于生命“复苏”、对人性的回归的一种呼唤。汪曾祺说过，“中国是会好起来的”，愤怒归愤怒，他还是对生命个体寄予一种希望。不妨先看一下这些文革小说的结尾：
　　《八月骄阳》中的最后：“我去找张席，给他盖上点儿……”
　　《鞋底》中萨其马长大之后当见习医生，有一天下班回家，忽然想起了那双鞋底，从柜橱顶上取下那本《人民画报》，抖去灰尘，看看鞋底，独坐良久，若有所思，他看看在楼道里纳鞋底的妈：妈老了。
　　文中没有提起萨其马到底思的是什么，只是很平静的过渡到下一个思想维度，他觉得他的妈妈老了，亲人般的爱又一次得到了释然，他不再像小的时候一样傻乎乎的向居委会告发他妈妈了。我们可以想象，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人都会象萨其马一样，得到人性本真的一种回归，和生命内涵的复苏。这些细节也说明汪曾祺是在告诉人们这个年代仍存在着一种社会良知，人的生命本真总是会回归的。
　　第三点是一种平和感。汪曾祺写的散文对我们研究他的小说很有帮助。他一直秉持着“疏朗清淡”的风格，不喜欢繁复浓重的笔调，这些都与他所受到的语文教育有关系，小时候他的国文教员是高北溟先生，这位先生给学生讲课时所选的文章都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有感慨，有性情，平易自然。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他修的是中国文学系，沈从文先生是他的老师，是京派文学的代表，他的文中有着清新的泥土气息，诗意隽永。汪曾祺从小就受到这样的人文熏陶，自然在文风上是美的，诗意的。
　　文革是激烈的，经历过这段风雨的人所带有的感情自然不会平静，但我们看他的文章，会发现他一直在回归平淡，尽量以一种平和感写作。
　　我们说他的文风平淡，不是说他的文章的情感线索没有起起伏伏，因为我们不能苛求作家在那样的事实面前表现的无所谓。而是说，他的叙述笔调是平和的，还是以《八月骄阳》为例。
　　汪曾祺善于运用古老的叙述模型，感觉他就像在讲故事，讲北京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很是平淡，在太平湖公园遛弯，养鸟，吊一吊嗓子，唱几段戏词，几个老熟人在这里闲聊，有着暮春者浴风舞雩的闲适与安然。谁也没有想到他要写的竟是老舍在公园投湖自杀的事情。这样的笔法既让人心灵一震，也会使人记忆深刻，在无声处点透我们记忆的屏风，敲打着心灵的点点钟声。篇末出现了这样的诗句“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汪曾祺就是这样带着文人的诗意隽永，用浓厚的古典韵味诠释着老舍在文革这个摧残精神的时代所遭受的种种苦闷。
　　受到文革的影响，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出现了持续长达20年的文学空白，如果在80年代他立即跟随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浪潮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文革批判小说上，我想他的文风真的会变，因为情感上的高度紧绷，会乱了他的心性，可能永远旋转在愤怒的漩涡不能自拔。如果真的那样，文学界将不会记住汪曾祺和他的小说吧。幸亏他选择了回归传统，找回本真的诗意美，这也许才是他的可贵之处。纵使是文革，也改变不了这个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文人气质。
　　
　　参考文献：
　　1.《汪曾祺全集》（1-6卷），汪曾祺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2.《汪曾祺短篇小说文体意识的形成》，李丽，《文艺争鸣·当代视野》，2008
　　3.《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4卷），钱理群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4.《民间生活的审美言说：汪曾祺小说文体论》，杨红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5.《汪曾祺小说创作论》，卢军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6.毕文健：《汪曾祺小说创作研究述评》，《现当代文学研究》，2008年10月号上旬刊，第203页
　　
　　陈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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