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创作中，作家们对乡村苦难的关注已经上升到了整体性的文化层面和民族心理。在城/乡二元对立模式的书写中，作家们表现了城市文明对乡村文明的金钱腐蚀与肉体残害，以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与责任感表达了对乡村苦难的体恤情怀和承担意愿；在表现自然或人为环境对乡村及农民的生存挤压与压榨中，乡土小说家们又表现了对苦难具体情境的极致刻画，但在狂乱恣肆的书写中又导致了苦难本质的虚无。
　　关键词：乡土小说 苦难 虚无
　　
　　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对“普遍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后的苦难进行了淋漓尽致的书写，其中对苦难的极端化书写成为一种潮流。这一潮流的创作者们通常以一种冷漠、客观的叙事态度，用近似于白描的细致笔法具象而又残酷地向读者展现出一幅幅乡土世界非人化的图景，既有现代化语境下城/乡二元对立模式中城市文明对乡村文明的腐蚀与异化，也有环境对农民生存的挤压。在农民或被动或主动地与外界发生关系时，农民及他们所在的乡村世界便不可避免地迎来了苦难的“洗礼”。
　　
　　一.城/乡对立的苦难书写与人文关怀
　　
　　在城/乡对立的叙事模式中，乡村的苦难往往伴随着金钱与肉体这两个关键词。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碰撞、城市人与乡村人的冲突逐渐成为乡土文学正面展开的主题。在乡土小说家笔下，乡村作为城市的对立面，总是以落后、衰败的弱者形象出现，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无所阻碍地渗透进了自给自足自在的乡村文化体中，并使生活在其间的人们认识到外部生存条件和个体的不足与缺失，这就使乡村从其内部自我变异，然而中国农村相对于城市现代性的异质性/特殊性却使乡村始终无法融入现代社会，只能在饱经苦难的挣扎之后重新回归乡土。
　　阎连科的乡土世界就构筑了一个个与城市文明完全隔绝的乡村、农庄。《受活》中受活人惊世骇俗的“绝术团”巡演，美其名曰是被一个乌托邦时代残留的政治信仰所召唤，毋须说其本质动力就是金钱，是为了改善受活人的物质生活条件。而在极端封闭与落后的乡村，受活人获取金钱的唯一资本只有他们的身体。自现代化以来，中国农村及农民一直是作为一个他者被幻想、被描述，对农民主体精神状态的关照始终处于模糊、含混的状态，而农民能向他人及外部世界确证自我存在的只有自己的肉体。“在乡土社会中生存，就意味着人的肉身能在乡土社会中活动”，“乡土社会用‘肉身’作为‘自我’的代名词”；①而“自我”能与城市文明建立联系的渠道也就只有肉体了。于是《受活》中受活人将身体的残缺视为独有的“绝术”，作为自身最大的优势加以利用。但是在极度夸张、扭曲的绝术表演中，他们却丧失了人在现代文明语境中最根本的属性——尊严。这是乡土世界最沉痛的苦难——人，无以为人。种种疯狂而又自虐的行为并没有让受活人感到痛苦，金钱的魔力只让他们感到由衷的惊奇与喜悦，成为他们衡量和决定绝术表演的合理标准。至此，金钱“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压力和焦虑”，使受活人自动地将生命个体的存在让位于金钱，引出了受活人新的灾难和欢乐。金钱成为了整个《受活》文本得以展开的叙事动力和结构意义，成为“一切新的故事、新的关系和新的叙述形式的来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现实主义的来源”②。概言之，金钱成为乡土农民遭受种种苦难的根源之一，而肉体则成为了展示农民苦难最形象而有力的道具。
　　但是，如果阎连科及其他乡土小说家们仅仅停留于展示乡土世界无穷无尽的苦难经验，他们的创作就只是一种感性化的、表象化的情感宣泄，他们的创作能震慑人心的正是其在冰冷文字表面下汹涌潜流的人道主义关怀和知识分子的良心。乡土小说作家们大多具有一种积极入世的干预性创作姿态，关注乡村和底层、平民和弱者的多难生存，以知识分子的清醒意识来表达对人类苦难的体恤情怀和承担意愿。作家陈应松曾引用诗人奥登评价作家的一句话，“在钝痛中承受人类所有的苦难”，来指认作家的良知；阎连科也曾说过，“我的小说确实是我灵魂流血的一种汩汩之声”③，“希求写作的那种历史的疼感，之所以能‘疼’，就是要求写作者具有独立的觉察与感受，具有独立的怀疑与思考，具有独立承担疼痛的勇气与胆识。”④
　　正是这些“不愿丢弃介入时代和社会，不愿放弃人文批判精神的作家良知和责任感”⑤，促使阎连科们在乡土社会里“游走”。当受活人的苦难成为“文明人”观赏的对象时，苦难已经由一个区域、一个阶层的苦难上升为了整个民族和国家的苦难，而其中蕴涵的隐秘的民族—国家的文化心理成为这些作家们的创作及其作品稳固的精神内核。正是这一意义上，苦难书写显示了文学的批判性，“幽美的乡土表象在理性空间里黯淡为丑陋的骸镂，它无言地诉说着关于民族命运的神秘可怖的寓言。它也确乎蕴含着对中国农业社区的国民性的痛苦批判。”⑥
　　
　　二.苦难图景的极致刻画与虚无情绪
　　
　　乡土小说在表现环境对农民生存的挤压时集中体现在强大且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外在力量面前，农民自身的虚弱以及无能为力。这里的环境并不单指严酷恶劣的自然生存环境，也有先天存在而无法改变的人为因素。在这或天灾或人祸的“权威”之下，农民只能无奈、被动地屈服。
　　在阎连科的小说中，自然环境和气候总以艰苦、恶劣的强大压迫性扼住了农民们生存的喉舌，他用“压榨”来表明环境对乡村生存状态的伤害。阎连科笔下的耙耧山脉或瑶沟，土地贫瘠——大的二亩不足，小的也就几分；气候恶劣——太阳永远是炽烈而歹毒的；灾害频繁，“有时还会六月下雪，冬日酷热”……如果说自然环境无法改变，那么人类的先天缺陷却更使农民们深感生存的绝望，《耙耧天歌》中由母体而先天带来的痴傻病、《日光流年》中世代相传的喉堵症，人为主观“创造”的冷酷环境则更深层次反映了阎连科对“现代人”的批判。
　　在表现乡土世界中农民们与这些环境充满张力的密切关系中，写作者们又往往表现出了对于一个个具体、形象、生动的苦难场景精细客观刻画的热忱，从而使苦难具体化、细节化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为了尽力逼真、真实地反映苦难的本来面目，作家们大多采用了“展示”的叙述语式和第三人称的叙事方式。他们把某一个地域的整体文化形态作为自己的描写对象，如陈应松的神农架山区、朱山坡的粤桂边城以及阎连科的豫西乡村等。在叙事中，都采用一种客观的、近乎冷漠的笔调，尽量摆脱和排除自己的主观意图和情感态度对叙述的影响。于是，一幅幅精细至工笔画似的乡土人生的苦难活剧便在我们面前上演。
　　但是，阎连科文本中充斥的残缺、血腥、天灾、人祸、饥荒、死灭，在最大限度展现了苦难的种种荒诞情境之后，在使阅读者感受到了寒入骨髓的苦难的生理疼痛和精神窒息后，作家的写作是否触摸到了苦难的本质？
　　阎连科的小说正如其他当代小说一样已经失去了单纯性，作品中含混的多元化因素使他的小说在不同向度上具有了可能性，既具有如前所述的知识分子的人道精神和社会良知，又在极致化的叙事模式上走向了一种丧失本质的虚无。在阎连科的文本中，苦难是其小说创作的“一个基础，一种资源，但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遮蔽”⑦。他醉心于对极端化的生存境遇的描摹，却在愤懑而又悲痛的创作激情中迷失了对苦难本质的探索。苦难的本质被作者悬置，“在小说叙事中，它变成另一类的表象”⑧，“要么变成性格的扭曲，要么变成暴力的副产品，要么变成情欲的派生物。”⑨因此，在阎连科及其他乡土作家的创作中，越是“注重艺术表现力的推进，使苦难情境得以强化，但艺术效果越是强烈，苦难的本质则越是虚空”⑩。最终苦难被一种狂乱而又冷漠的话语所分享，同时也被艺术表现力所利用。这种倾向稍不加以限制，就会在对苦难大奇大怪、大新大异的形式表现中流露出创作主体们不可自抑的大苦大寂、大冷大凉，从而使文学作品带上了虚无主义的色彩。
　　90年代以来的乡土文学创作中，作家们对乡村苦难的关注已经上升到了整体性的文化层面和民族心理，“由一个形而下的具象描写上升到了一个形而上的理念通道之中”11，这与创作主体普遍具有的人道主义关怀和现世责任感具有紧密联系。但是，在对苦难极致化的书写中，苦难的具象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展现，却也有迷失在无节制、任情恣肆的话语狂欢中并最终导致虚无主义的可能与危险。
　　
　　注释:
　　①段建军：《肉身生存的历史展——柳青、路遥、陈忠实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贡献》，《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
　　②杰姆逊：《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第299页，三联书店1997年。
　　③阎连科：《魂灵淌血的声响——<阎连科作品集·总序>》，《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1期。
　　④阎连科：《关于疼痛的随想》，《文艺研究》2004 年第4 期。
　　⑤丁帆：《漫谈当前乡土小说走向》，《小说评论》1996年第6期。
　　⑥丁帆、徐兆淮：《新时期乡土小说的递嬗演进》，《文学评论》1986年第5期。
　　⑦⑧⑨⑩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第422页、416页、411页、422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
　　11丁帆：《漫谈当前乡土小说走向》，《小说评论》1996年第6期。
　　
　　方培，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 方培： 当下乡土小说的苦难叙事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