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我们的隐私》是作家晓苏乡村题材小说新作，小说所表现出来的人性立场、道德评判、人文关怀都得到读者的充分肯定，小说选择的题材，表现出的风格，体现了作家独到的眼力和艺术功力，小说体现出的社会意义也是很大的。
　　关键词：《我们的隐私》 故事 问题
　　
　　晓苏的短篇小说《我们的隐私》（发《收获》2009年第4期）发表后获得了很多好评，特别是对作家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人性立场、道德评判、人文关怀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应该说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个人们涉足不多的边缘题材，这类题材稍有不慎，尺度把握不住，就会引来非议，甚或招至道德君子的攻击，但作者轻松地写出来，人物和故事不仅无厌恶感，反而获得宽容和同情。原因何在呢？就是故事背景放在进城的农民工身上。试想如果是官场或职场的一对，那将如何？恐怕要另当别论了。因此我想从小说人物身份这一角度来谈谈对小说的另一种认识。我认为小说写的虽是一个小故事，却反映出了社会的一个大问题。
　　故事中的“我”和“麦穗”都是在南方那个叫南岗的小镇打工。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们得知是乡亲，继而相识相交，但由于“我”固守道德和家庭的底线，才坚守住了男女的生理防线。后来过年回家，从不谙世事的儿子口中得知“妈的床前有一双男人的鞋子”的秘密，于是“我”经过内心挣扎再回南岗后就和“麦穗”同居在一起了。小说的最后，当“我”了解“麦穗”“哥哥”的隐私后，“一下子就晕了”，终于晕回到了他自己现实中的家庭生活了。故事不多，但却行云流水针脚细密地写出了故事情节的发展、人欲和情感的冲突、理性与隐私的纠结，真实生动反映了农民工无可奈何的生存现实和令人同情的感情生活。
　　中国几亿农民工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时间里，给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至今我们还在享受他们劳动力带来的红利。可是长期以来，社会向他们索取的多，而给予的关注关怀少，以至于他们的利益没有很好地得到保障，他们的各种需求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这中间，一个关于人的生物本原需求——性的需求，就存在完全和根本的缺失。整个社会也存在毫不关心的漠视。晓苏的小说目光能投射到这个领域，是对社会最底层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同情，因而小说的意义和价值也就不同一般了。
　　这篇小说，许多评论家对它的思想、艺术和美学价值都有了很多的评述，但我读了之后，却还有一些另类的认识。
　　我认为这篇小说不单是篇爱情小说，从某种角度讲还是一篇社会问题小说。请问，读完后掩卷深思，最叩动你心扉的是什么？是“我”和“麦穗”的爱情？是回家后夫妻的恩爱？是丈夫对双方隐私合理和明智的处理？我看都有。但我认为最能打动我的是最后结局部分留给我们读者的复杂的遗憾和伤感。尽管这种遗憾和伤感可能有违道德和伦理，但从人性从情感上来看，读者的这种感受又是合乎人的天性的。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从“野鸳鸯”变为“假夫妻”，是什么原因让他们的情感这样刻骨铭心，如路上抱她解溲和分别时哭肿了眼等细节描写，这种男女恩爱可能在各自家庭里都不曾拥有的。是什么原因又促使“我”年后又去趟羊村，而得知“哥哥”的真相后又晕了？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所处的生活现实造就了这一切。正如评论家洪治纲所说的，这“包含了多少苍凉的人生境况，又回应了多少无奈的生存现实”。我认为小说的故事就是折射了当前中国几亿农民工无奈的生存现实中的被人忽视的一面，就是农民工远离家乡故土妻子儿女长年孤身漂泊在外的情感饥渴的一面。
　　写农民工生存现实困境的文艺作品很多。记得有个华裔制片人跟踪三年拍了一部反映农民工春节回家过年的纪录片，在国际上很有反响，拿了大奖。那部片子就是写了农民工打工的艰辛、回家旅途的痛苦、农村生活的穷困，以及由此带来的老一代和新一代农民工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的冲突。写农民工的性饥渴的也有，但多数是侧面的粗略的直白的写，有的甚至是带着揶揄挖苦幸灾乐祸的旁观心态，把农民工的形象贬损得不像样子。至于写农民工情感饥渴的这类题材的小说则更为少见。本篇小说写的就是这类题材，通过这个题材，毫不回避掩饰、正面直接地揭示出这个严肃的社会问题，这个长期困扰农民工而又为社会漠视的情感饥渴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要感谢晓苏这篇小说，它让我们清醒地看到了问题的现状。农民工进城干的是城里人的工作，甚至是城里人不干的脏活重活苦活，但他们享受不到城里人的生活，体制的籓篱，禁锢和剥夺了他们很多生存生活的权利，于是性的问题、情感的问题就自然产生了，于是他们就只能在城里过着没有性没有情感没有家庭温馨的孤寂空虚落寞的单身生活。主人公的这种生活现状和故事产生的背景，就强烈地反映出农民工面对情感饥渴的无奈，作者在揭示这一问题的过程中，不是讥讽，不是冷漠，不是指责，而是倾注了极大的同情和关怀，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和温情。
　　小说提出了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却是很困难的。记得有篇小说写到这祥一个情节：一个农民工在发廊做那种事被抓了，警察带到派出所要罚款200元，可是搜遍全身，他只有100多元。万般无奈，只好罚了100元。填罚单时警察叹了口气说，真拿你们这些傢伙没办法。这话虽是从警察口中道出，却实际上是反映出政府和社会的无奈。请问谁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看没有，起码在体制问题解决之前是找不到办法的。不过农民工他自己是要解决的。他们就用小说中的这种方式来解决。读者你打算如何指责呢？
　　读完小说，我还得到另一个认识，农民工的现实状况也冲击着农村婚姻的稳定，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农村婚姻的危机问题。
　　小说中的“我”，先是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和婚姻防线，但自从出现那双“男人的鞋子”以后，“我”的底线和防线就垮了，以至于回南方后无所顾忌迫不及待地和“麦穗”做起了野鸳鸯和假夫妻。小说中大量的细节描写让我们看到他们是由性伴侣开始的，但最后却成了情感胜过真夫妻的生活伴侣了。如抱“麦穗”解溲和分手时“麦穗”哭肿了眼。这些细节描写深刻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小说最后部分写“我”过完年“正月初八”，扳指头一算，半个月没见“麦穗”了，于是就急不可耐地去了趟“羊村”，但没见着“麦穗”，却了解了她和“哥哥”的隐私。作者最后写“我”“晕得厉害”，最后“晕”回到了家中，晕回到现实之中。小说的结尾说，“又一个春天已经来了”。这是作者安排的一个光明结尾，寓意他们家要开始一个新的春天生活。
　　但是现实生活轨迹的发展恐怕不一定如此。“麦穗”还去不去南方不得而知，即使“麦穗”不去了，而“我”再去南方还会不会再认识一个“稻穗”呢？这也是悬念。从小说故事发展逻辑来看，这个家庭将遭遇的是“春天”？“秋天”？甚至是“冬天”？都还很难说。
　　“我”的情况很情楚了，那双鞋的“男人”尚未登场，此人何等角色不清楚。如果是个狠角色，且采取凌厉的攻势态度，一场婚姻之仗打下来，这个家庭恐怕就危乎殆哉了！因此莫不如结尾最后一句改写为：“接到手时，我扭头朝羊村方向看了一眼，心里念叨着，麦穗，年后你还去不去南方？”这样就给故事结尾留下一个悬念，也给读者一个想像的空间。
　　文学家只能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应该是社会学家、政治家和国家管理者的事。就提出问题而言，作家的这篇小说应该说是做得很好了。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有个著名作家写了一部叫《金发婴儿》的中篇小说。小说两条线，一条写部队生活，一条写一个连指导员与农村妻子（也是个留守者）的感情纠葛。当他发现妻子不忠后，将妻子情夫“黄毛”送进监狱（破坏军婚罪），最后又亲手掐死了他认为是“野种”的新生的“金发婴儿”。这样地解决问题是否合适？是否符合人物性格、社会环境和生活逻辑，都是值得商榷的。那篇小说和晓苏这篇，小说情节主线是相似的，但处理手法和结局却是迥然不同，因而粗细和深浅之分也是很清楚的。
　　当今小说创作题材丰富，风格多样。选择什么题材，表现什么风格，作家有着充分的自由和爱好，但是我认为这种选择是有优劣和高下之分的。我觉得晓苏的这篇小说选择这样的题材，表现这样的风格，是有他独到的眼力和艺术功力的。在当代农村题材的小说中，我认为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作品。当然这篇小说如果与社会问题结合得更紧一些，作品的内涵就会更深一些，外延就会更大一些，社会意义和艺术感染力也可能会更强一些。
　　
　　谷川，本名顾存德，作家，曾在《芳草》等刊发表作品多篇。现居海南海口。
　　
　　

• 谷川： 美丽人生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2年第1期
• 谷川： 小故事与大问题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