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词条，这样解释：“可以当做典范的形式或样式。”范式是作为定式存在的，它要么作为成熟的老路，要么作为已经习惯的程式存在。“这个事得这样做”“这个事不能那么做”，这就说明做某事遵循了某种范式或者违背了某种范式。范式的建立当然得依赖一定的合理性，但当它一旦建立，其合理性就不再显得那么重要，它会在普遍遵循中完成力量的凝聚和自身的闭合。
　　文化的相对稳定性和教育自身的沿袭性决定着教育范式的稳固闭合。凡对中国教育有所了解的人也许会责怪我们的教育改革步子太慢，其实中国教育界并不乏真知灼见者在，他们富于创新的见地和脚踏实地的实践坚实地开拓着中国教育的路子，但教育革新之路似乎比我们设想的和预见的要漫长，在左冲右突之后，我们才更多地反思中国教育有它自己的来龙去脉。
　　中国教育目标范式上因袭了太多的政治工具论的因素。我们先不论孔子之前“谨痒序之教”的公学，因为它并不代表当时教育的宽度。孔子之立私学更多是在求仕无门后的无奈之举，这种办学的出发点就决定了目标范式的狭隘和明显的借他人来推行其政治理想的倾向（当然他的办学目的若不成为后来教育的参照的话是可以完全不予深究的）。孔子收徒的确也是他终其一生的事业，据《论语序说》，孔子问礼于老子之后，就有了不少弟子，后来去鲁奔齐返鲁，一番挫折之后，“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强僎，其臣阳虎作乱专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到孔子摄行鲁国相事，孔子已五十六了，三个月的主事之后，直到六十八岁，就再也与政无缘，专心一意地做他的老师。这番经历，初始孔子办学未必尽出于利用，但借以推行仁政是显然的。《论语·学而第一》中孔子亦言：“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则以学文”，在思想品德方面的修为是放在首位的，或者说他一开始就在推行政治化的人格。战国以强权结束了分割，带有浓厚人伦道德倾向的儒学和儒士成为了强权的政敌打击的最主要目标。这为后来汉代对儒家的推崇蒙上了温情的面纱。虽然我们在汉代仍能看见儒士自由而独立的身影，而这些在宗法制度的推行下一切都变得烟消云散，最终将中国教育推向了干尸般的范式中。教育只允许培养政治的维护者和以此对民众教化。也许在宗法的农业社会，个人发展的需要是可以不当一回事吧。在中国古代教育的目标范式中人的发展不存在任何话语。这样的教育目标范式本当在中国近现代的进程中得到改变的，但疾风骤雨般的政治革命中，政治的强大的社会力量将政治理想作为崇高的意识形态君王般推到了上层建筑之上。君主制度被推翻了，但更为广泛更为深入的政治意识（或政治觉悟）取代了它的位置，影响着教育，甚至整个生活，取代了我们的整个需求。中国古代教育的目标范式在毛的时代得到极大的加强。我们在“人即政治”的路上越走越远。
　　邓小平从淡化政治对立和回避意识之争着手，将中国社会拉回了经济发展的轨道。他提出的三个面向：“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中国教育定下了新的视界。但传统的教育目标范式仍然没有真正改变，教育始终只能单纯从国家利益来规划其发展方向。我们可以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教育毕竟有了回归现代的机会，但任何范式的改造都是任重而道远的，超越于过往，对于一个人来讲尚且是难事，何况一个国家？
　　前面我谈到中国教育目标范式的存在与现状，谈得很不充分，但切点还是深入的。我企图用简单的话语达到明晰的映像，因为过分的严谨和细密往往容易混淆视听。
　　中国教育目标范式根深蒂固，这既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是一朝一代的事，民族文化基因最大程度决定了它的延续与持久，但社会进步与发展逼使它做出改良。曾经的疾风骤雨式的革命对教育尽管采用了推倒重来的方式，最终新的建设又落入了旧的窠臼，正所谓“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如何使中国教育范式得到进一步改良呢？我私下认为仍当渐进。李泽厚先生有一段话说得很有见地：“我仍然欣赏美国人类学家C.Geertz的看法。他说，‘人群有诞生日，个体没有’（‘Men have birthdays , but man does not’），同时又说：‘成为人就是成为个体’（‘Becoming human is becoming individual’）。也就是说，从历史根源上说，没有脱离人群而独立出现的个体，从而自由派的理论基石并不成立。另方面，从现实说，历史发展到今天，今天的个体权益，特别是今后如何实现和发展个体所独有的潜能、才智、性格，已成为人之为人的所在，即今日成为人，也就是成为一个‘自己’。而这，却又是民粹派火社群主义的理论所忽略或否定的。当然，这只是我个人对Geertz此言的解释，但我认为这可以比较好地纠正上述两派根本理论上的缺失。即从历史说，从历史渊源和人类根由说，有比个体权益更高的价值。社会正义和道德义愤之所以能如此激奋人心，伦理主义之所以能成为独立本体，具有强大力量，其故在此。但从现实说，即从历史发展到今天说，革命年代已过，个体利益突出，千家万户都在追求物质生活（衣食住行）的改善。为此改善，都在要求经济自由、政治民主，特别是企业家资本家们。我之所以赞成吸收自由主义许多具体要求，不在意它的基本理论的谬误，也就因为它符合今日历史潮流，这也就是历史主义的精神。今天中国人作为人必须从各种传统的、他属的束缚下尽量地解放出来。虽然，人及其活动思想、感情等等都始终是他所属的人际环境和历史传统下的产物，但今天不能因反对原子主义而退回到以‘社群’、‘人民’、‘国家’、‘阶级’或某种‘新集体主义’为基础上去。相反，仍应进一步研究如何发展个体独特性，以此为根本基地，来考虑今后的集体（包括各种社群及民族、国家）走向和历史发展。”①他的话很有意思，他在分析了各种理论派系之争的种种缺失之后，并没有身陷其中，而从历史发展和现实需要出发提出了很有针对性的看法。我认为将教育的目标范式放在哲学中来思考当然有必要，但将它放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来考虑更有价值，因为它毕竟不是纯粹的形而上的问题。
　　李泽厚先生在他的这一理论前提下，提出了“告别革命”的“四顺序”说，即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这四大问题在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关系。他说：“我并不把这四个方面看作截然划开的历史阶段，但认为它们虽是相互渗透、紧相关联，却又仍可分出轻重缓急先后顺序（包括时间顺序）的课题、工作和‘任务’”。对于“四顺序”说，我们先暂不讨论，我们先要认识到，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必得从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这四个主要方面体现出来。其中经济发展是条件，个人自由是根本，社会正义是结果，政治民主是方向。教育离不开物质基础，这一基础得靠发展经济来完成，尤其是现代的普及教育和平民教育，是要靠强大的经济实力为依靠的。社会为受教育的人提供了条件，是不是可以要求教育从报答社会出发来培养发展经济的人才呢？这种功利的等价原则虽然合理，但不符合人本位的原则。一个人可以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去服务于社会，但不可能因为接受了教育而去服务社会。所以我认为经济发展只能是教育存在和发展的条件，若将经济发展作为当今教育的目标范式，最起码是狭隘和短视的。经济发展虽然成了当下社会的主要需要，但任何社会需要都是人的需要。现在学生报志愿，开口就说要搞管理，原因就在管理既赚钱又轻松，看来人自身的需要才是最核心的。任何强加于教育之上的目的都只是政府的一厢情愿。对教育目标范式的改良亦当在这基础上，朝着个人自由做出渐进努力。
　　杜威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拿教育来改造社会，虽说缓慢，实在是唯一方法。如何改造呢？要紧的是改造思想、习惯，使得正确的知识、精敏的技能，教思想能实现改造社会。要改造社会，只从客观的方面，如宗教、政治、制度上着想，不自思想，转瞬便要消失，新旧相盖，原动反动，生生不息，社会有大危险发生”。②这实在是深刻之谈。
　　参考文献：
　　①李泽厚著《历史本体论 己卯五说（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6年5月北京第二版，见230-231页；
　　②单中惠 王凤玉编《杜威在华教育讲演》，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2007年1月第1版，见205页。
　　
　　余巧庄，教师，现居广东顺德。

• 余巧庄： 从古代诗词的独特性看诗词鉴赏教学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1年第9期
• 余巧庄： 论教育中的目标范式与改良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