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丛报》于1902年12月14日刊登了梁启超的《释革》一文，在当时正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无疑投下了一颗炸弹。《释革》的中心话语是模糊reform与revolution之区别，将“革”解释为变革、改革之意思，将中国当时的风云变幻界定在“改革”之内。梁启超为什么要如此费尽心机的阐释“革”之涵义，强调中国革命并非“革命”，而是改革？笔者理解，这是梁为自己倡导的“革命”思想寻找可行的依托，让统治集团觉得革命不会造成危害，反趋利弊害，助其自我完善发展。从一定意义上看这是梁启超实现救国图强道路的探索，亦即一种能迅速达到目的的方法和途径。
　　中国古代多有文人救国之先例，但大都不能逃脱这样一条模式：依托统治集团的内省或是强权势力。春秋时代以孔孟为代表的策士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兴国方略。其初衷为人所称道，推行仁政，一方面造福于百姓，另一方面更有利于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可谓是双赢的举措。但是在当时的急功近利的时代，他们的计划还是因不为上层所青睐而破产。然而到了一统天下的汉代，同样是儒家思想略加改造就被统治阶级欣然接受，并且绵延不绝，这其中的道理不言自明。
　　梁启超出生于乡绅之家（1873年广东省新会县茶坑村）。11岁中秀才，16岁成举人，25岁和康有为一起发动戊戌政变，29岁主编《新民丛报》；辛亥革命前后叱咤政坛，组党结社，曾任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护国讨袁都参谋等；五四之后潜心研究中西文化，在清华、南开等大学讲学，并写出了一批令人叹服的学术著作，堪称一代宗师。从他的经历中我们可以提炼出三条信息：一是梁之天赋；二是其受康有为影响之维新思想；三是思想之变革。梁从“维新”最终走向了对“革命”的认同。
　　在梁启超的思想发展中，康有为是不可超越的人物。康有为思想的核心是大同、改良。早在1888年康就以一普通知识分子身份写了《上皇帝书》。书中从国际背景、中国前途、社会矛盾、官吏民情等方面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形势，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改革方案。但是统治阶级并不为之所动。上书失败后，康有为深感民智未开，人才匮乏，于是决定从教育入手，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即此，梁启超师从学习，完整的接受康有为的改良思想。跟随康及其思想，梁启超还做了很多的改革实验。其中最主要的是1985年的公车上书运动以及著名的戊戌变法运动。在这两次运动当中，梁启超不但是亲历者，而且是实际的执行者。这两次运动的意义是深远的，不但触动了封建统治的核心，而且使西方资本主义的部分民主思想开始在知识分子间广泛传播。但是它毕竟失败了，失败触动了梁启超的神经，给了他深思和怀疑的土壤。
　　其实梁启超在接受“改良”思想的过程中，也不是一味的跟随，而是不断的自求突破，推陈出新。早在“万木草堂”时他就是一位充满历史责任感的热血青年，对破败的中国政治针砭时蔽，义愤填膺。他对古文经学大胆否定以动摇其神圣地位，在协助康有为编《孔子改制考》时溶入了西方的进化论观点。在接受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时，又吸收了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社会主义的人人平等，基督教的博爱，佛学的众生平等等思想，可谓是思想之集大成者。
　　对于腐败的政治，光是改良，已经无法平梁启超心中之气。1896年，梁与汪康年、黄尊宪、邹凌翰、吴德潇等共同创办《时务报》。借助这块宣传阵地，他们对于当时的社会体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光是梁启超一人就撰文260篇，其中相当部分把矛头直指清朝的最高统治者，其思想之激越已不是其老师康有为所能及。梁也由此成为众多知识分子思想的启蒙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有这样的描述：“嗣同与尊宪、熊希龄等，设时务学堂于长沙，聘启超主讲席……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案语，秘密分布，传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众，于是湖南新旧派大洪。”在时务学堂与同事议论国事时，梁启超公然将反清革命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一种方法。以《易经》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为出发点，提出开民智，兴民权，否定君权的神圣等。从思想层面上，这已经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观点相趋同。在《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一文中，梁启超超乎寻常的猛烈抨击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官僚制度，提出在中国要实现复兴，就要实行如西方的政治模式。为了说明其必要性和可行性，梁专门写了《古议院考》，从各种零星的史料里论证我国在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虽无议院之名，实有议院之体。这里就他用曲解历史的方式为其政治目的服务暂不讨论。单就思想而言，梁启超已由“改良”彻底转变为“革命”者。
　　“变”是梁启超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是他不断超越自我，超越时代的体现。即使是在变法运动失败后流亡日本，他的思想仍然在变化，而且越变越激越。在《拟讨专制政体檄》一文中梁启超痛快淋漓地宣称救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大革命，大破坏。此语气魄宏大，足以令守旧者心惊胆寒。在东京大同高等学校讲课时梁称：“……破坏主义者，实冲破文明进步之阻力，扫荡魑魅魍魉之巢穴，而救国救种之下手第一著也。”在日期间，他还支持自立军，鼓励进行武装革命。
　　在梁启超变革的过程中，他与老师康有为的关系也由一体发展为对立。从梁入康门到变法，康梁关系的基本格局是一种师承关系——梁启超作为康思想政治的忠实追随者。即使是逃亡日本，虽然师生双方无论是在学术还是在政治思想上都产生了明显的分歧，但是从总体上说康之影响还在，激越的梁启超仍然不敢“为所欲为”。
　　辛亥革命的爆发最终使康有为、梁启超在政治上分手，双方对于对方的保守或革命思想都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针对武昌起义后康有为宣扬的“虚君共和”思想，梁启超奋起而攻之，坚决的走到了民主共和思想的道路上来。在护国战争爆发时，围绕复辟与反复辟的问题，康梁公开站在相互对立的政治立场上，兵戎相间，水火不容。梁启超作为护国战争的主帅，领导发动和组织了反袁护国的所有重大行动，对推翻袁世凯的洪宪帝制起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站在历史的今天，如果没有梁启超的变，就不会有梁启超个人思想的丰富性，也许中国近代的历史将是另一种的运行方式。
　　
　　参考文献：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夏晓虹.追忆梁启超[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3]朱维铮.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曾小忙，男，江西鹰潭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 曾小忙： 小议胡风的现实主义文艺观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1年第12期
• 曾小忙： 由《释革》谈梁启超之“变”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