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性格的成因分析杨胜利文学教育下半月2010年第11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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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0年第11期 ID: 157451

[ 杨胜利文选 ] 　　

宋江性格的成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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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江性格的成因分析

◇ 杨胜利

　　《水浒传》中的宋江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人物。他亲手创建、发展、壮大了梁山队伍，使之震动朝野；在梁山事业的全盛时期，他选择了招安，却被奸邪势力所害，葬送了梁山事业。
　　在作者笔下，忠、义思想无疑是宋江性格的核心。在不同的阶段忠、义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二者此消彼长，始终矛盾地存在着，最终导致了其个人和梁山事业的悲剧。
　　宋江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性格，进而导致这种悲剧呢？
　　（一）从社会阶层和身份地位来看，宋江“自幼曾攻经史, 长成亦有权谋”, 是个“刀笔精通, 吏道纯熟”的押司。在宋代，“为官容易，做吏最难”，“那时候凡是做押司的犯了罪，重则刺配远恶军州，重则抄扎家产，结果了性命”。在靠科举取人的宋代，作为衙门胥吏的宋江在政治上已经走到了尽头。
　　为了实现功名理想，他不仅需要才干，博得上司欢心，同时也需要提高社会威望，而重“义”是很能起到这种作用的。为了在沦落时有所退步，他不仅需要与父亲搞假脱离，在家中挖藏身地窖，而且也需要结识江湖好汉及其他有社会影响的人物，和他们相交以“义”，就可以在遭遇祸患时相互支援帮助。
　　宋江不仅在江湖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在官府里也混得上下和睦。他和其他水浒英雄的“逼上梁山”不同，他上梁山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而他在梁山的特殊地位，又使其有力量左右梁山义军的行动，最终导致了梁山事业的悲剧。
　　（二）从思想观念和文化教育来看，宋江“自幼曾攻经史”，深受儒家“三纲五常”、“忠孝节义”思想观念的影响，时时想着忠于君主，处处“不违父教”，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其父宋太公的态度上。
　　宋太公多次劝说宋江不要做个“不忠不义”之人，所以他屡次拒绝落草为寇，即使上了梁山，也是情非得已，一旦条件有所缓和，他又会不失时机地回到“忠孝”之路上。当他一执掌梁山大权，就急忙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了。
　　儒家的“仁义”思想也给了宋江深刻的影响。无论是郓城公干时期还是流亡江湖时期，他尽量“义”待江湖兄弟，特别是上梁山以后，为梁山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后来，为了寻求“忠”“义”的统一，他又三番五次地与朝廷妥协。在宋江看来，这既可以圆他的忠君梦，名正言顺地为国效力，加官进爵，光宗耀祖，又可以给兄弟们安排一条“封妻荫子”的出路。
　　（三）从个人能力和外在名望来看，梁山泊上人才济济，几乎个个身怀绝技，但书中惟独没有明确交代领导人宋江的本事。在所经历的“九劫”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他一点武功，最终都是依靠那些仰慕他名声的好汉甚至是仙人才得救。
　　作为领袖，谋略是必不可少的，但无论是在指挥大战还是自保求生方面，宋江的的表现实在让人不敢恭维，展现最多的也许就是纳贤的度量和技巧，其实这里面有很大的表演和虚假成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正是他能力不济的一种辅助手段。
　　（四）从内在矛盾和现实冲突来看，在封建社会里，统治者大多宣扬“忠”“义”的统一，然而，在黑暗时期“忠”和“义”往往难以两全，二者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
　　一方面，宋江竭力想表明对皇帝的“忠”，把自己的一切造反行为全归结为忠君爱国，为国除奸，标举“替天行道”的大旗；另一方面，他又特别看重对梁山兄弟们的“义”，希望为他们谋一个好出路。然而在现实中，封建皇帝和造反起义者是势不两立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皇帝正是造成社会黑暗与不公的罪魁祸首，对腐朽的封建皇帝“忠”，就不可能对起义兄弟和老百姓“义”，反之亦然。
　　“义”是梁山建立和发展的纽带，宋江的个人威望和梁山好汉们的结盟都是在“义”的基础上形成的。宋江骨子里的“忠”又主导他谋求招安，特别是他时时标榜、极力宣扬的“义”，对梁山好汉们有着巨大的感召力和裹挟力。宋江脚踏两只船，企图实现所谓的“忠义双全”，但他的“忠”既没能赢得以皇帝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信任，而他践行的“义”也没能为兄弟们开辟一条光明大道，甚至没能保全他们的性命。
　　作者安排宋江游走在“忠”“义”的两极，使其最终在性格的冲突中走向了被毁灭的道路，深刻地揭示了当时“忠”与“义”的内在矛盾与现实危机，宣告了封建统治者所宣扬的“忠义双全”理想的破灭，表现了作者对那个时代“忠义”思想的大胆质疑。
　　
　　杨胜利，教师，现居湖北当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