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本来是表示音乐的不和谐音与违反逻辑规则的一个术语,在后来的发展演变中,伴随人们对现实生存感受的不同体验和理解,“荒诞”的意义不断扩大和延伸,逐渐成为一种哲学世界观和一种美学倾向。克尔凯郭尔认为“只要找不到合理的根据来证明基督教存在的正确性,那么它的存在就是荒诞的。海德格尔则利用荒诞来描述基督教的信仰。雅斯佩尔斯笔下的荒诞表现为人在现实中的反复受挫。”1加缪给荒诞以现代意义的理论阐释,他把荒诞看作是人和世界、人和自己的关系,认为荒诞本质上是一种分裂,一方面是传统的理性,另一方面是世界本身的非理性,二者的对立、不协调,就是荒诞。而萨特关于世界的荒诞性的认识基于人的存在本质,即人的存在是自由的,人在存在过程中可自由选择自己的本质,但世界的无理性使人无法做出真正的选择,并且自由选择之后要为承担责任而痛苦与焦灼,由此显示出世界的混乱和人的存在的荒诞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青年时期就认为俄国的一切生活都处于杂乱无章和混乱之中,他曾多次谈到自己的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就是现代社会的杂乱无章和混乱。无序混乱的社会使人们遵从的行为规范和价值体系脆弱得不堪一击,核心和界定也模糊不清。陀氏笔下的荒诞是所揭示的正是这种与人们坚信不疑的理性原则相悖逆、无章可循的存在状况。
一.自由选择
《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是一位穷大学生,生活中的种种困境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被迫辍学后一个人躲在阴暗潮湿的斗室里成天幻想着如何能改变现状,走出困境。于是一种关于生存的理论在他的思想中逐渐形成:“所有的人不知为什么都被分为‘平凡的人’和‘不平凡的人’两类。平凡的人必须俯首贴耳地过日子,没有犯法的权利……可是,不平凡的人,正因为他们是不平凡的,所以有权犯各种各样的罪,有权肆意犯法。”2拉斯柯尔尼科夫选择了一条做不平凡的人的道路,他要去拾取权利,要突破社会道德和法律的约束,做为所欲为的拿破仑式的人物。于是他决定要杀死那个“可恶的”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阿廖娜·伊凡诺夫娜,他要拿走她的钱财来完成学业,让母亲和妹妹摆脱困境,并且要为成千上万的人造福,同时也证明他是不平凡的人,能够随心所欲地犯法,而良心不会受到任何谴责。
可是,选择后,他所渴望的种种现实需求并没有如期而至,他的自由选择既没有使他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也没有让成千上万的人解除苦难,却把自己推向无穷无尽的痛苦的深渊,换来的是泪水和鲜血都无法洗去的罪孽感,从此,他便陷入到良心的自我谴责中而无法自拔,精神彻底崩溃,信念也彻底坍塌了,在内心无休止的自我挞伐后,彻底否定了自己,他发现自己不过是一只虱子,杀死老太婆只是从所有的虱子中挑选出的“一只毫无用处的、可恶的、有害的虱子。”3他痛心疾首地反省:“我杀死的是我自己,而不是老太婆!……”4他被自己的选择彻底毁灭了,当他想重新再来时,已经来不及了,他痛苦地感到生活中一条折磨人捉弄人的界线横亘在他的面前:“不跨过去——你会不幸……,而跨过去——也许会更不幸……”5拉斯柯尔尼科夫本来想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要开拓助天下众生的事业,到头来却成了一只虱子,一个谁也不敢接近的“恶心的昆虫”。被疯狂和混乱裹胁着的社会根本上与人是对立的,陀氏通过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自由选择向我们展示了世界的混乱和人的存在的荒诞性。
二.世界的为可理喻
陀氏深切地感受到现实世界的荒诞、离奇和难以置信,一切都是不可理解的,他说:“我对现实(艺术中的)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大多数人称作几乎荒诞的的、超乎常规的东西,对我来说有时正是现实的本质。”6梅希金公爵本来是以基督的形象出现的,但他的到来却让周围的人一个个陷入了无法逃避的厄运;杰弗什金自豪地宣称在心灵和思想上他是一个人,但他现实的处境却是一块“破抹布”;《穷人》中的大学生波克罗夫斯基临死前想要最后看一眼白天、上帝的光辉、太阳,然而当瓦尔瓦拉拉开窗帘时,他看到的却是彼得堡秋雨连绵的早晨……人们支配不了自己的命运,处在进退维谷、无从抉择的困境中。陀氏笔下的现实混乱、荒谬而不近情理,所以人的存在就不为理性所把握而被难以名状的荒诞感所困扰。
陀氏正是从个体心灵中发现了人性中“恶”的本性,从而发现了社会的邪恶和荒诞。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凡向阿辽沙列举了大量撕扯他心灵的触目惊心的事实:一个孩子被亲生父母虐待而哭号;一个地主为了一条狗,竟然当着母亲的面,驱使他的一群恶狗把她八岁的孩子撕成碎块;一对“有教养”的父母竟逼着自己五岁的亲生女儿吃下自己的屎,仅仅因为她犯了一点小小的错误……世界上不可理喻的暴行时时折磨着他,使他感受到世界的荒诞的同时,无法接受上帝的存在,他曾问阿辽沙:“假如你自己要建筑一所人类命运的大厦,目的在于最后造福人类,给予他们和平与安谧,但为了这个目的,必须而且免不了要残害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生物,……在这种条件下,你答应不答应做这房子的建筑师呢?”7建立一种秩序,或者说实现世界的大同与和谐,要以无辜的生命做代价,要用无数的痛苦做基石,不仅善良的阿辽沙不能接受,就连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者的伊凡本人都无法面对,难怪他会痛心疾首的哀鸣:“……这大地上太需要荒诞了,世界就建立在荒诞上面,没有它世上也许就会一无所有了。”8陀氏在谈到伊凡时说:“我的这位主人公选择的问题,依我看是无可辩驳的:小孩受罪是荒诞的,从而得出整个历史现实是荒诞的结论。”9
三.人与他人
在陀氏的作品中,对于人与他人的关系有着极其深刻的揭示,陀氏认为,人真实地存在于“我”和“他人”的形式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被物化达到了顶点,陀氏极其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他“描写阶级社会中人的痛苦,他的被侮辱,不被承认,人被剥夺了承认、姓名,被赶入压抑的孤独之中”。10这种人与人不能沟通的孤独。在陀氏的作品中比比皆是。在《一个温顺的女人》中,陀氏向我们展示了这种孤独的生存状态,女主人公是一位十六岁的温顺的少女,男主人公则是一位退役了的中年军官,他们由于某种机缘而结婚,虽然彼此都深爱着对方,但却以极端的冷漠对待他们所爱的人,他们彼此孤独着,他们虽然想走近对方,但却无法真正敞开各自的心灵而走进彼此的精神世界,与其说他们是不了解对方,不如说他们是不想了解对方,在这种无法沟通的状态中,沉默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最终女主人公以自杀结束了折磨他们内心的孤独状态。
在俄国从封建农奴制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社会转型期,灾难频繁,人被物化达到了顶点,在强大的社会异己力量的压迫下人们普遍体验到了异常沉重的孤独,《穷人》中的杰符什金就哀叹:“我是一个孤苦伶仃的人,好像昏睡着,没有活在世界上。”11人们丧失了把握外部事物的能力,只好在自我封闭的空间,忍受难耐孤寂的煎熬。而《地下室手记》中的主人公更像野人一样隐伏在自己的洞穴中在半颠狂与怀疑之中诅咒生活,品味人生的苦酒。他从内心幻想着和人们的沟通,焦急地等待着人们主动来与他攀谈,因为自己的到来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显而易见,大家都把他当作一只最普通的苍蝇而鄙视他。孤独的巨石压碎了他的心房,痛苦不堪的灵魂最终只有蜷缩在自己的甲壳里,孤独地了却残生。而遁入“地下室”,从本质上说,就意味着将自我陷入与他人、与生活的对立,就只能陷入个体生命的孤立隔绝状态,陷入万念俱灰的忧郁和苦闷之中。
陀氏和他作品中的所有人物一样,发现了世界和人生的荒诞性,并在作品中将荒诞和生活于其中的人类的痛苦状况毫不隐晦地展现了出来。
参考文献:
[1]叶廷芳:《卡夫卡——荒诞文学的始作甬者》,《外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9期,第98页。
[2][3][4][5]《罪与罚》,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342页、第553页、第558页、第298页。
[6]《给斯特拉霍夫的信》,刘炜《突破现实主义,走向现代主义》,《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第66页。
[7][8]《卡拉马佐夫兄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67页、第364页。
[9]《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年,第356页。
[10]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11页
[11]《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中短篇小说》(一),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100页。
曹卫军,男,甘肃天水师范学院文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