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教学《〈指南录〉后序》时，查阅了一些关于文天祥的资料，对他的民族气节由衷地敬佩。一直以来，我都认为《〈指南录〉后序》表达的就是作者的一腔爱国之情。
　　近年重教《〈指南录〉后序》，根据《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的精神，注重创造性阅读，尝试从新的角度对文本进行解读，我得出了全新的理解。
　　“使来者读之，悲余志焉”是全文的关键，实际上，文天祥写这篇文章完全是为了自我辩解，向后人和历史剖白自己的心曲，留下一份证明材料，是一份自辩状。
　　1276年正月十八日，元军兵临皋亭山，垂帘听政的谢太后决定投降。当时南宋左相留梦炎早已投降叛变，其他大臣有的也已投降。元将伯颜虽愿受降，却要右相陈宜中去元营洽谈，但陈宜中却连夜遁逃，朝中再无人可使。主降派认为天祥不识时务，这时便推举说：“文天祥有办法，现在就给他宰相名义，由他去当面说服伯颜吧！”文天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任命为右丞相的。他当然知道这并非是对自己的重用，而是让他去赴险，而且多少有借机排斥异己的味道。《〈指南录〉后序》中“缙绅、大夫、士萃于左丞相府，莫知计所出”“众谓余一行为可以纾祸”等话已经隐晦地点明了这一点：国家已如危卵，自己出使一趟又怎么能够“纾祸”呢？“众谓”二字真是耐人回味！
　　文天祥出使元军，他的身份是南宋使臣，代表了国家的尊严，他不是战俘。可是元军却把他当作囚犯一样对待。这时，文天祥为了国家、朝廷的尊严，是应该以死抗争的，而不能忍垢含辱，苟且偷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分当引决”。文天祥逃脱后，元军实施反间计，放出谣言，“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说降矣”（《宋史·文天祥传》），南宋的淮东制置使李庭芝之所以会信以为真，大概就是因为他认为文天祥只有两条路:或是自杀殉国，或是投降叛国。
　　他没有以死维护国家、民族尊严，是不符合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节操的，虽然最终南归，但朝野小人泛泛，必有猜疑、讥议。若不澄清，随时都可能成为人生中的一个污点，被小人利用，受到后世诟病。文天祥深明当时的朝政，对此焉能不知？所以他在逃归之后立即就写了这篇《〈指南录〉后序》，其目的也正在此吧。
　　文中详细地叙述了出使斗争的情形和逃生的极端艰难痛苦的历程，斗争时“不复顾利害，但欲求死”；写逃生连用二十二个“死”字，列举了十八种险恶之境。之所以要这样写，一是交代行程，有案可稽，自明始终没有屈服变节，亦非贪生怕死；二是为了曲折地博取世人同情，“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间以诗记所遭……将藏之于家，使来者读之，悲余志焉”，分明就是说，编诗集，写序文，就是为自己留下一份自辩状，来表明自己的清白。
　　虽然没有投敌变节，但忍辱偷生、有辱朝廷却是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讲，亦为不忠，这是无法辩解，也无法回避的。“将以有为也”这个原因并不能说得理直气壮。所以在文章最后，文天祥极其婉曲地申诉自己没有以身殉国的原因。
　　第一层说自己“不该活”。“所求乎为臣？主辱，臣死有余僇。所求乎为子？以父母之遗体行殆，而死有余责。将请罪于君，君不许；请罪于母，母不许。”意思是说，让国君受辱了，那么从做臣子的角度讲，没有活下去的理由；拿父母赐给的身体去冒险，那么从做子女的角度讲，也没有活下去的理由。所以“请罪”国君和母亲都“不许”，即不会原谅他。这一层首先是自认为罪人。
　　第二层说自己“应该活”。“请罪于先人之墓，生无以救国，死犹为厉鬼以击贼”，意思是在祖先的坟前自杀谢罪，这是“义”；而活下来杀敌雪耻，鞠躬尽瘁，兴复朝廷，也是“义”。尽节而死是“义”，饮恨而活也是“义”，那应该怎样取“义”呢？取前取后，不言自明。这一层通过比较点明自己忍“非人世所堪”之痛而活下来的原因。
　　第三层讲自己“不该死”。“若予者，将无往不得死所矣。也使予委骨于草莽，予虽浩然无所愧怍，然微以自文于君亲，君亲其谓予何？”“自文于君亲”是向国君和父母讲清事实的委婉说法，这句话的意思是我的生命是卑微的，死在哪里都行，可是，如果我随便死了，我自己是问心无愧的，但又怎么能向国君和母亲澄清事实呢？国君和母亲又会怎么评价我呢？所以，我不能死，死了就说不清了。
　　多么婉转，真是一意三折！
　　可以想象，文天祥是多么想直截了当地向天下公开宣示自己的苦衷，但他不能这样做，一者毕竟还没有人公开指斥；二者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既然心无愧怍，又何必辩白？这时候急于表白，岂非此地无银，引污涂身，徒生事端？所以只能这样欲言又隐，欲彰还盖，把自辩清白的真实意图隐藏于忠君爱国之情的背后，让有心人去体会。
　　我们一般只从表面上看到文山先生的一腔报国志，可背后的满纸辛酸情、难以倾诉的百折心曲又有几人能懂？不胜唏嘘之余，又平添了几分景仰。
　　[作者单位：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东方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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