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多事之秋,各种政治运动接踵而来。作为知识分子家庭,杨绛一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杨绛先生写于1984年的《老王》回忆的正是这一时代的事,但文章没有申诉自己的不幸,而是通过对三轮车夫老王的回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不论时代多么黑暗,有多少苦难,最底层的广大人民的美好品质和人性从来都没有泯灭,这才是人类总是能够在灾难之后从物质和精神的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的最根本的原因。
　　在教学时,我引导学生通过关于钱的三次记叙,去透视主人公老王身上焕发的人性美。
　　有一年夏天,老王给我们楼下人家送冰,愿意给我们家代送,车费减半。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每天清晨,老王抱着冰上三楼,代我们放入冰箱。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
　　也许是出于感激,因为作者的女儿送给他大瓶的鱼肝油吃,治好了他的夜盲症,也许是因为顺便,老王给作者家送冰,提出“车费减半”的条件。作者不接受这种优惠之后,他在“冰价相等”的情况下,把送的冰增大一倍。其实,老王已经做了人情,他完全可以像其他人那样正常收费的。老王大概是觉得作者一家照顾他的生意,而且不要任何优惠,自己过意不去;将心比心,不少收钱,那就多送冰吧。
　　在做生意上,老王是本分厚道的,是不会耍奸使诈的,所以,作者说老王是“其中最老实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我代他请了假,烦老王送他上医院……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车,却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我一定要给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放心。
　　“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这里面有两层意思:一是送人看病,是邻里帮忙,不是做生意,怎么能收钱呢;二是更何况是送钱先生,你们家对我有恩。问作者“还有钱吗”,“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老王虽然自己生活非常艰难,却还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体谅作者的困难,生怕作者给了车费后,没钱看病。这充分展现了老王乐于助人、急人之难的可贵品质,闪现出了淳朴、善良的人性之美。可以想像,作者在文革的冲击中,能够结识这样一位普通百姓,一定会在内心感受到些许的温暖吧!
　　我忙去接。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那是他送我们的。
　　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
　　他只说:“我不吃。”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不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病了好几个月吃药总不见好的老王也许是觉得自己时日不多了,这时他记挂在心的不是死亡的恐惧,不是一生的艰难,而是报答别人的恩情,了却最后的心愿。这是多么纯朴而高尚的情怀!
　　但作者坚持要给钱,最终老王收下了钱。“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从多年的交往中,老王了解作者的性格,如果他不收下这钱,作者一定会内心不安的;即使他不即刻收下钱,作者也一定会托人捎去。为了让作者心安,不使自己的感激行为成为作者的心理负担,所以他“站着等我”。
　　在这件事的处理上,相比较而言,作为知识分子的作者倒是显得有些“执着”,而老王是那么善解人意,通达人情,更超然、淡然。从“不要钱”到“一手攥着钱”离开,我们从那直僵僵的背影中,看到的不是可怜,而是淳朴、宽厚、美好的品质;心里产生的除了些许怜悯外,更多的是崇敬。
　　作者所写的事情并不可歌可泣,也不催人泪下,但正是从那些最最平常的生活小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普通劳动者身上闪烁着的人性之美;而且愈是细加体味,愈是让人觉得内心平和、宁静和温暖,让人能够平静地面对生活的磨难,能够拂去阴郁的表象而对人类产生坚定的信心。
　　也许正是因为受到老王美好人性的感染,作者在文中没有强调自己的不幸,相反,称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表现出了一种更加达观的面对苦难的人生态度,展示出了一种更为高尚的人格境界。比之当时蔚然可观的咀嚼痛苦、批判动乱时代为使命的伤痕文学,杨绛先生的这篇小文章显得微不足道。但伤痕文学只能让人尽情地发泄痛苦,却不能减轻痛苦;只能揭开伤口,却不能治愈伤口。而这篇小文章却是一副苦痛的缓释剂,能够抚慰人们受伤的心灵。
　　
　　张玉连,教师,现居江苏连云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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