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和曹禺笔下的繁漪这两个艺术形象虽然出于两个不同的国度却有着很大的相似性,是她们存在的相同的男权社会和女性自身的缺陷导致了她们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
　　[关键词]安娜;繁漪;爱情悲剧
　　
　　重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与曹禺的《雷雨》,虽然两部作品出于不同国度的两位作家,且两部作品的体裁不同(前者是长篇小说,后者系戏剧作品),但两位女主人公的身世遭际与爱情追求以及最后的悲剧结局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本文将就这一相似性进行分析比较,进而探讨造成两个女主人公相同的悲剧命运的历史时代原因,以及由于男权文化对女性人格的扭曲而造成的女性自身的缺陷。
　　一、爱之悲
　　(一)不幸的家庭生活
　　如果从高贵的门第、优越的地位和舒适的生活来定义幸福的话,那么安娜和繁漪应该称得上是幸福的。安娜与繁漪都是出身于大家庭,安娜由姑母做主嫁给了一个赫赫有名的部长——卡列宁。而繁漪18年嫁给了大资本家——周朴园。正是这看起来幸福的家庭,却造成了她们终生的不幸。她们在相似的“幸福”家庭中有着相似的不幸生活。安娜的丈夫卡列宁只会玩弄文牍,醉心于官场应酬。在他看来,安娜只是为他生儿育女的工具,陪他出入交际场所的伴侣而已。安娜虽然物质上应有尽有,但精神却是一贫如洗的。
　　而繁漪的丈夫周朴园是由封建家族的子弟转化为的资本家,他娶了繁漪却不爱她,他们的关系也仅仅是“生了冲儿”,他要求繁漪必须绝对地服从,不服从就被认为有精神病。在这种生活中,繁漪如同一个囚徒,精神严重的受到压抑。
　　(二)疯狂的爱情追求
　　她们即使生活在专制的家庭中,呼吸不着一口自由的空气,但她们心中的生命之火却是绝不会被封建牢笼所熄灭的,只要有一点火种,她们便能燃起熊熊大火。[1]
　　当周萍、偓伦斯基出现时,像一股甘露滋润她们早已干枯的心,她们在心中积蓄已久的被压抑的热情爆发了出来。安娜勇敢的冲破旧的家庭关系,不顾一切地投入了偓伦斯基的怀抱。而繁漪也是置自己的性命、名誉于不顾,以一个后母的身份疯狂的与周萍相爱了。
　　然而,安娜与繁漪并没有等到真正的爱情。偓伦斯基虽然真心爱过安娜,可渐渐地,他开始为在上流社会失去了地位和前途而感到后悔,便想要抛弃安娜。与偓伦斯基相比,繁漪更加可怜,周萍根本就没有爱过繁漪,他追求繁漪仅仅是为了发泄心中的郁闷,给自己空虚的心灵寻找寄托。他点燃了繁漪心中的火焰又亲手熄灭了它,甚至像他父亲一样抬出封建礼教来压制繁漪,并污蔑她是疯子。
　　(三)悲惨的人生结局
　　安娜对于爱情的追求,使自己由上流社会的一个“宠儿”变成了众矢之的,上流社会对她永远关上了大门;她要求离婚,也遭到卡列宁的拒绝。除了爱情,她已别无选择。当安娜发现爱情一去不复返时,毅然投身于滚滚车轮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繁漪则处在一个“母亲不是母亲,情妇不是情妇”的地位,甚至连这样的生活,繁漪也不能拥有,缺乏责任感的周萍离开她、摆脱她,这对繁漪来说无疑是五雷轰顶。面对完结了的爱情,繁漪采取了疯狂的报复,而她也在爱与恨燃尽之后发疯,走到了悲剧命运的尽头。
　　二、谁之罪?
　　安娜与繁漪的相似是那么的惊人,但这种相似并不是偶然的。她们代表了这一系列的女性形象。这类女性的悲剧命运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任何一幕悲剧的产生都有其时代和社会的因素,安娜和繁漪的悲剧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安娜与繁漪生活的历史时代和环境,都是一个动荡的,正在起着天翻地覆变化的时代。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经过“五四”运动,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潮唤醒了一大批知识女性,她们追求平等的爱。繁漪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受过良好的教育,从而使她心中留下了打倒封建专制、要求自由解放的印迹。而19世纪60、70年代是俄国社会的一个转折期,那时“一切都颠倒过来,一切都刚刚开始建立”[2]。旧的制度遭到了剧烈的破坏,俄国的政治、经济、思想观念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旧的封建伦理道德也受到西方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恋爱自由的挑战。安娜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大背景下,接受了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精神。
　　正是有了这些思想的影响,安娜与繁漪都在内心憧憬着自由美好的婚姻。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不管是在中国还是俄国,男权主义仍占有统治地位。“在父权制社会中,支配群体通过言论来控制现实,他们剥夺了妇女的发言权,使她们长期处于沉默的状态。女性没有话语,因此没有能力按照自己的体验更新解释这个世界。因此一个沉默的群体必然成为被掩埋的群体。”[3]安娜和繁漪就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在婚恋方面,封建婚姻制度、门第观念、父母之命仍然占据着优势,她们没有任何的主动权。安娜与繁漪这两个心比天高的少女连挣扎一下都没有,便成为了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4]
　　虽然被包办了婚姻,但她们内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并没有被磨灭,而是更加激起了她们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对自由的渴望。当她们为了追求自由爱情而抗争时,现实又一次给了她们以沉重的打击。在中国封建社会,“男尊女卑”是数千年来盘踞在广大国民意识深层的观念。[5]女人只能顺从,对自己遭遇的屈辱只能忍受,不能有半点的反抗,对繁漪这种红杏出墙、乱伦的行为,简直是大逆不道。而安娜反叛了宗法制度,背叛了丈夫和儿子,被人们认为是不道德的,连正常社交都不能参加,更别提离婚,争取合法地位了。
　　就是这样一次一次美好的理想与男权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现实的冲突把安娜与繁漪最终推向了死亡与疯狂。
　　(二)女性自身的缺陷
　　 拜伦曾说过:“男人的爱情是男人的一部分,女人的爱情是女人生命的整个存在”。这句名言,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地道出了男女两性对爱情的不同心态。
　　安娜和繁漪的悲剧从她们自身来看,就是她们在追求爱情,追求自我的过程中,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和整个生命都奉献给了爱情,把她的爱情看作是她们的“生命整个的存在”,而渥伦斯基和周萍则把他的爱情看作为他们的“生命的一部分”。
　　安娜一再申明“我要爱情,我要生活”,这就意味着她将爱情和美好生活等同起来,把追求爱情当作生活全部意义,因而使得她的生活除了爱情之外别无他求。她全部的赌注都押在渥伦斯基身上,而这一次更把安娜往深渊中推了一把,最终导致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的悲剧命运。
　　繁漪也是为爱情付出了一切,为了爱情一再的妥协。把自己弄地母亲不像母亲,情人不像情人,当她得知周萍不爱她时,强忍着周萍厌恶的态度和对自己感情、尊严的伤害,乞求周萍:“带我离开这儿,日后,甚至你要把四凤接来一块住,我都可以,只要,只要你不离开我”[6]“只要你不离开我”——这是繁漪唯一的要求,为了这个要求,她甚至容忍排他的感情中出现第三者。最后知道无法挽回周萍的心,她疯狂的报复,复仇的同时也毁灭了自己。
　　安娜与繁漪的相似经历说明了这种悲剧实际上是一个时代追求自由与个性解放的女性的悲剧,而这种悲剧又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这类悲剧是父权制社会制度和男权文化观念所植根于女性心灵深处甚至潜意识中的自卑、依附和爱情迷狂所造成的。
　　
　　参考文献:
　　[1]曹禺.雷雨序 [M].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1936:9.
　　[2]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78,356,16.
　　[3]康国正.女权主义与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87.
　　[4] 刘慧英.走出男权的樊篱[M].北京: 三联出版社,1995:68-73.
　　
　　作者简介:魏淑源(1987—), 女,汉族,河南平顶山人,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助教。
　　 吴志钟(1980—),男,汉族,河北卢龙人,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助教,硕士。

• 魏淑源 吴志钟： 简析安娜与繁漪的爱情悲剧　/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