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韩愈并非不擅长作格律诗
　　学界大体认为韩愈的文学成就中文章胜过诗歌,诗歌创作中古体优于格律。赵翼云:“昌黎诗中律诗最少……盖才力雄厚,惟古诗足以恣其驰骤,一束于格式声病,即难展其所长,故不多作。”(《瓯北诗话》)其实,韩愈的格律诗并不少于古体诗。据宋代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记载,古体诗存于《昌黎先生集》第一卷16首,第二卷28首,第三卷26首,第四卷27首,第五卷32首,第六卷18首,第七卷24首,共计173首;格律诗存于《昌黎先生集》第八卷联句11首,第九卷85首,第十卷80首,共计176首。由此看,在数量上,格律诗还多于古体诗3首。格律诗受篇幅的限制,字数肯定没有古体诗多,如果这样衡量的话,那么赵翼说律诗最少,应改为“律诗字数最少”。但我们依然可以肯定的是,在韩愈的文学活动中,格律诗的创作占有重要的地位。
　　至于韩愈格律诗的成就,翁方纲云:“中唐之际,独韩文公起衰式靡,排齐梁之蝉噪,然其神力全在古体,而七律未暇及也。”(《七言律诗抄》)方东树云:“韩公以文为诗,又不工今体。”(《昭昧詹言·通论七律》)管世铭云:“以昌黎之神力,而七言律未能擅长,弓强而力不柔也。”(《读雪山房唐诗抄》)似乎都在否定他的格律诗。其实不然。翁方纲和管世铭都只是针对韩愈的七言律诗少,管世铭并未否定韩愈,而是赞扬他诗力不柔,只有方东树和赵翼是直接否定了韩愈的格律诗成就的,方认为“不工”,赵认为“难展所长”,将二人观点合并,可以这样理解,韩愈因为觉得格律诗对表达有所束缚,所以做得少,而更愿意用古体诗表达,并非不擅长格律诗。
　　韩愈生活在中唐时候,诗歌的作用首先体现的是娱乐功能,这一点韩愈自己都承认,他认为诗歌的作用就是“抒己娱悲”。正是由于对“抒己娱悲”的追求,所以他作诗并没有受到文体的局限。如《梨花下赠刘师命》诗曰:“洛阳城下清明节,百花寥落梨花发。今日相逢瘴海头,共惊烂熳开正月。”这首诗用仄韵,和唐代的律绝押平韵差异很大,更类似于古绝。对于这首诗的体例“苏魏公云当录于古诗中”,而韩愈自己将其收在《昌黎先生集》的第九卷的律诗中。韩愈并非不能区分古体和格律,他这样做是一种创造性的表达,是在实践他的文体改革。这种变革表现在诗的“变格”。《答张彻》一诗,朱彝尊曰“此乃是拗排律”。类似于这种文体的《感春四首其三》是侧排律,《李员外寄纸币》是六句的五言半律……韩愈说:“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和席八十二韵》),看来,他在“余事”时作诗是为了能更好地驰骋才气,并非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是不擅长格律诗,相反,他擅作且能创新。
　　二、 韩愈与杜甫的格律诗之风格有别
　　格律诗自唐完善,且韩愈在《调张籍》中对李白、杜甫赞赏有加,所以历代评论者在评论韩愈的诗歌时不可避免地会将韩愈和这两个人联系起来,尤其在评论古诗时会和李白联系,评论律绝时会与杜甫比较。至于韩愈的律绝与杜甫比较,到底是否可视为一脉相承,到底孰优孰劣,当代学者孙琴安细检《全唐诗》,觉得“似有十三首七律,内容多寄赠、唱和、留别、行旅、咏物之类……汪森以为其七律‘清新熨贴,一扫陈言’,此固不错,然谓其七律乃杜甫‘嫡派’,此似非矣”。
　　韩愈晚年创作格律诗时,心态不同于杜甫晚年。杜甫晚年有“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有“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有“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等悲壮低徊的诗句,且因生活窘困而心态卑微,“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粝腐儒餐”,无论是对朋友的歉疚之情,还是对客人的客套之意,都与韩愈晚年有所区别。韩愈晚年心态乐观积极,试析其原因有:1. 韩愈仕途较之杜甫顺利,且晚年身居要职,理想基本实现。2. 韩愈晚年虽遭贬谪,但未有战乱,较之杜甫,韩愈的生活基本安定。3. 韩愈身体状况较杜甫要好些。韩愈和杜甫都有糖尿病,但杜甫还有肺病等多种疾病。综上所述,韩愈的晚年比杜甫积极乐观是很正常的。况且韩愈一直是“不顾流俗”的狂狷之人,作风气派更偏似于李白,即使晚年,韩愈仍然进取。反映在诗歌中就是那种难以抑制的勃勃生气。这种生气使得万物在他笔下不仅是装饰,更是具有独立精神的活物象。《盆池五首》“老翁真个似童儿,汲水埋盆作小池”,刘攽《中山诗话》说“宜谐戏语耳”,其中的风趣可爱绝不同于杜甫的“腐儒”“老儒”心态。
　　他对待死亡的态度比杜甫复杂。杜甫珍爱生命,是因为有志未得伸的感伤,所以杜甫有“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的句子。而韩愈对生命的态度淡然,从作于元和十四年《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中可以窥略一斑。写此诗时,韩愈52岁。历代对此诗评价甚高,将方回和金圣叹的评语合而为一,有助于理解韩愈对待死亡的态度。方回的《瀛奎律髓》云:“人多讳死,时谓必死潮州,明年量移袁州,寻而还朝。”金圣叹评点:“盖君子诚幸而死得其所,即刻刻是死所,收骨江边,正复快语。”但金圣叹认为敢于谏迎佛骨韩文公,是不会作妇人之声的,即使有“家何在”的字眼,也不是因害怕死亡的感慨。对于金圣叹的说法,纪昀的总结是“语极凄切,却不衰飒”。纪昀似乎赞成金之观点,但从“语极凄切”中看,韩愈对于死亡未必没有恐惧。而当代学者李德辉是这样论述的:“蓝天驿为重臣赐死之所,文士留诗较少,即使有也是满纸愁苦……”并具体阐述了此诗中韩愈“惧死”的贬谪心态。他是这样论述的:“‘云横秦岭’‘雪拥蓝关’牵涉到唐代经常使用的惩罚文臣的一种手段——追赐死。单以蓝田驿而论,就有襄州刺史裴茙、京兆尹黎幹、中官刘忠翼、宰相王搏等……之所以如此,目的是为了收到惩罚大臣的最佳效果:刚一踏上流贬之途,不出关就被赐死,显得罪不容诛,这么做比不出京被处死更具有震慑力。”这段文字印证了方回的论述。
　　但在论述韩愈心态时,李德辉不同于金圣叹的论述,他说:“……韩诗中,‘云横秦岭’‘雪拥蓝关’表达了诗人深重的畏惧和犹疑。而且即使不赐死,出关以后也是北归无期,说不定贬死岭外,永无生还之望,‘夕贬潮州路八千’即寓有此意。”韩愈贬谪后的心态不同于正值中年仕途初展时爬上华山不敢下来的恐惧。据李肇《国史补》记载,韩愈出于好奇心,于贞元十七年,他三十五岁时登了一次华山,攀登到了绝项,可是下山时就缺乏勇气了,害怕得发狂痛哭,写信与家人诀别。华阴县令知道后,想尽办法、才算把他弄下山来。这时候的韩愈刚刚经过十七个年头的奔波和追求,第一次正式当上了朝廷命官,得到了国子监四门博士的职位,这在韩愈一生中是个重要转折,美好的未来刚刚开始,对生活充满了期待和眷恋,畏惧死亡是很正常的。然而韩愈的这次贬谪也不同于孔子困于陈蔡,那是尖锐的敌我矛盾。倒是和司马迁的遭遇有类似之处,同是耿介之人,直言进谏,下场类似:一个身陷囹圄,备受凌辱;一个流落江湖,生死未卜。这两位儒家先贤,在面对屈辱死亡的时候有着类似的心态:激愤。所以读韩愈此诗感受句句“凄切”,似在诉苦,被误解、被流贬、家破、失路……满腹委屈。“死得其所”确实能从颔联中体悟到,但面对死亡的态度似乎不是金圣叹所说的“幸而”“衰朽”“残年”的字眼,明明是韩愈的自我怜惜,体现更多的是无奈和辛酸。也许是司马迁启迪了韩愈,使这位老人即使对生命有所留恋,但终究选择了勇敢承担,从容便“不衰飒”。尤其“末二句意谓虽死不辞,表示了坚强的意志。用笔沉郁顿挫,已臻老境”。这种“老境”不仅仅是艺术上的纯熟,更是心态上的成熟。
　　三、 韩愈格律诗风格自然顺畅、挺崛不伦
　　韩愈虽然欣赏杜甫,但杜甫“沉郁顿挫”的多,韩愈诗歌“轻率滑易”的多,所以其诗在情调韵味上跟杜甫还是有所区别的。韩愈晚年写了不少轻灵自然的小诗,如《春雪》《夕次寿阳驿题吴郎中诗后》《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等。对于以上提及的三首小诗,刘耕路在《韩愈及其作品》中有详细论述,他最终的总结是:“这类小诗多为其晚年所作,数量不大,反映出一种老人惜春的情绪。他论诗时曾说:‘至宝不雕琢,神功谢锄耘’(《醉赠张秘书》),上述小诗恰是不事雕琢之作,其特点就在于随口吟来,妙手偶得。自然顺畅,境界优美。”这种随口吟来的诗歌难免带有口语化特点,难免显得“轻率滑易”,而且韩愈为文“惟陈言之务去”,同样,写诗也不喜欢用典、用事。即使用典、用事,他也要用口语化的句子,并能宣扬并普及他的“道统”思想。《题百叶桃花知制诰时作》:“百叶双桃晚更红,窥窗映竹见玲珑。应知侍史归天上,故伴仙郎宿禁中。”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这样评注:“《周礼》天官注:奚三百人,若今之侍史官婢。后汉尚书郎给女侍史二人,皆选端正婉丽,执香炉,护衣服。”即使不知道这个典故的人理解这首诗也并非难事。由此可见,韩愈为诗并不“轻率”,但很“顺畅”。
　　“韩愈不少七律,恰恰是跨过杜甫,而径与苏颋、张说、贾至、王维诸人攀亲矣。‘天仗宵严建羽旄,春云送色晓鸡号。金炉香动螭头暗,玉佩声来雉尾高。’不必言其意旨,即便句式、辞采,甚至‘天仗’‘晓鸡’‘香动’‘玉佩’诸词汇,亦与苏、张、王维等相似,而与杜甫无缘。其七律成就虽不如刘、柳,然确能‘一扫陈言’,无同代人之同音同调,太熟太烂,而自有其特有之刚劲笔力与挺拔健气。”
　　韩愈的格律诗有“刚劲挺拔之健气”的观点,黄周星在《唐诗快》也有论述:“退之诗,虽律绝近体,亦复挺倔不伦。”
　　苏颋、张说、贾至、王维四人的主要文学活动是在盛唐,苏颋、张说应制诗较多,缺少创作的自觉性,而更具有鲜明的特点的是贾至和王维的诗。贾至“至特工诗,俊逸之气,不减鲍昭、庾信。调亦清畅,且多素辞”。王维“诗中有画”“写其景物奇胜”。由《唐才子传》的评价可知贾至也是古体诗更被后人推崇,在此可不作比较,只将韩愈格律诗与王维的格律诗来作分析,即可感受到韩愈格律诗积极向上的盛唐遗风。最能体现王维诗特点的是《山居秋暝》,虽然题旨为“空”,但“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之句,能让人在清幽之境界中体会到勃勃生气,并非死寂,这样使得下联“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之句更自然、更谐调。而韩愈似乎就继承了王维的这一特点,诗中总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斗志。
　　《答张十一功曹》有写景“筼筜竞长纤纤笋,踯躅闲开艳艳花”二句,金圣叹评点:“夫山曰‘净’,江曰‘空’,水曰‘见沙’,则是天地肃清,明是秋冬时候也;而笋犹‘竞长’,花犹艳开如此,此其炎瘴为何如者?”当代学者大多继承这一说法:“筼筜林中‘纤纤笋’,山坡上羊踯躅的‘艳艳花’,是富于春天的蓬勃生机的,然而‘竞长’与‘闲开’,这生计又与人事无关,反而更加显示出环境的寂静荒凉。这四句虽是写景,然而诗人寂寞的情怀已透露出来。”难道这两句仅仅是反衬吗?难道不是韩愈心境的暗示吗?否则怎会有后句“未报恩波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这样的不甘心呢?正是这“竞长”的竹笋和“艳艳”的花朵启迪诗人对于死亡的选择,绝不能死在炎瘴之地,只要一息尚存,就有可能“报恩波”,这也是要朋友张十一去体会的。然而这首诗历来被看做是“能得杜意”(程学恂《韩诗臆说》)的一首七律。试分析这首诗和杜甫的七言律诗《登高》的情调韵味,虽然意象相近,都有啼叫的哀猿,都有斑白的霜发,但区别也很明显,《登高》的首联和颔联四句的意象是放置在一个动态的背景下的,“猿哀”“飞回”“萧萧下”“滚滚来”,四句尾字虽为开口呼,但都与动词连带,这样读起来就不会盖住感伤之气,而开口呼的名词“沙”“家”“花”,读起来就觉得有安适之意。所以《答张十一功曹》这首诗截取前四句看其情调韵味更似王维。王维写景是在佛道出世的安闲中领悟生命,而韩愈则是在儒家入世的进取中寻觅安闲。虽情调和韵味不相同,但有殊途同归的相通。孟先生说“与苏颋、张说、贾至、王维诸人攀亲矣”,不无道理。
　　[作者单位:吉林省延吉市延边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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