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记》是一篇几近千年的传世散文,也是解放以来,中学课本必选的古典文学教材之一。
　　一般来说,中学生,尤其是初中学生,对文言文的学习,往往视为畏途。然而,我在十多年的语文教学中却感到,他们对这篇课文倒是喜读乐背。每当我听到学生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诵读声,深感这种寓人文素质教育于语文教学之中的课文的魅力。而我每讲此文,也都体会到其词之美、其意之深的名作感染力和警句震撼力。
　　文为心声。在一篇文章中,作者的立意,是其内心情感的反映。范仲淹在该文中,以迁客骚人应有什么样的心态、情怀为主题,颇为耐人寻味。他,和邀他写这篇记文的滕子京,恰在此时都正是迁客。一个是从居庙堂之高的参知政事(副宰相)贬至邓州,一个是从戍边疆之远的一路统帅(环庆路安抚使,庆州知州,一个行政区划的最高军政长官)贬至岳州。
　　谪与贬,都有官员获罪而受降级处分的含义。“罪”字的内涵也还有错误、过失之义。因此受贬谪者,不是居常怏怏,就是讳莫如深。既不会口宣与人前,更不会撰写于纸上,除非是贬谪之因既非罪,也非过,可资予以评说。
　　近十几年来,有些报刊和网络媒体,不时出现有关《岳阳楼记》的文字。其中品评人、事,不够实事求是。既与史实不符,又多有主观臆测,从而有失公允,这在学生中造成一些负面影响,我常不得不作一些史实性答疑,或就史实作出分析用以解惑。
　　据《宋史》等有关文献,范仲淹与滕子京为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的同榜进士,这个“同”字给他俩结下了一些缘分。使他俩在三十年的仕途生涯中有不少次共同经历了一些事件,有些虽不是同时、同事,但也是时相近,事相关。
　　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任泰州西溪(今江苏东台)盐官,目睹这一带滨海地区频受海潮泛滥之灾,向时任泰州知州的江淮制置副使张纶建议,尽快修复唐时所建时已损坏的捍海堰。经张上书,获朝廷批准,范仲淹任兴化县令,主持修复工程。功成,“滨海泻卤皆成良田”。时人称之为“范公堤”,以示感激和褒扬。滕子京也参与了这一工程的施工,应该说,这一人生不可多得的政绩荣耀,滕也有份。
　　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西夏入侵延州(今延安市)。守将范雍(夏人称其为大范)战败。范仲淹(夏人称之为小范)“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出任西北前线副帅兼延州知州,鄜延路前线指挥。通过沿边实地考察和走访军民,制定了一整套以防为主、攻守结合的御敌方略,很快就控制了战争的主动权,夏人赞叹“小范老子胸中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次年五月又调任庆州知州,环庆路前线指挥,以同样战略御敌。在敌进军要冲修建要塞大顺城,打通庆州和各州郡通道,使彼此易呼应,有效阻止敌军入侵。于是,这一切实可行的抗夏战略得到前线各路指挥的采纳推行。范仲淹同年十月任西北前线四路军政主帅,不久完全扭转了西北战场的局面。边塞上流传“军中有一范,夏兵闻之惊破胆”的赞美歌谣。滕子京也在庆历元年(1041年)调任泾州知州,在次年的定川寨战役中,于泾州保卫战立有战功,同年十月调任环庆路安抚使,知庆州,成为一路统帅。这是范、滕二人先后投笔从戎,金戈铁马,共同安边御敌的一段辉煌岁月。
　　然而,从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到庆历五年(1045年),在这十六年间,范滕二人屡贬屡复,四受贬黜。
　　天圣七年(1029年),范仲淹上书朝廷,请求章献太后撤帘还政,被贬去河中府任通判,滕子京于天圣九年(1031年),也同样因谏太后还政,被贬去邵武(今福建邵武)任知县。
　　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范仲淹任右司谏,滕子京任左司谏。该年冬,时值宋仁宗因故要废皇后,范仲淹认为皇后并无大过,不当废,要皇帝收回成命,否则有失帝德。宰相吕夷简与皇后有个人恩怨,此时挟嫌报复,支持皇帝废后。范仲淹率谏官、御史于政事堂质问宰相,并准备会同百官与其辩争,结果范仲淹又被贬知睦州(今浙江建德)。次年,滕子京以“言宫禁事不实”贬出知信州(今江西信江流域)。不久,又受范讽一案牵连,再贬池州任监酒税官。
　　宋仁宗景祐三年,范仲淹任开封府尹(相当于今首都市长),见吕夷简擅权营私,“进用者多出其门”。向皇帝呈上百官升迁图。揭露官员升迁凭宰相个人好恶,吕夷简于其间的种种舞弊行为。并向皇帝上四个论奏,在《推委臣下论》里,劝谏皇帝不要委宰相以百官任用权,否则会帝权旁落,祸及皇朝。吕夷简当然不能容忍,于是以“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群臣”的罪名,再贬范仲淹出知饶州(今江西鄱阳)。吕夷简这种压制言论、排除异己的行为,遭到众官激烈反对。于是一些为范仲淹鸣不平的官员也被吕尽予贬外任职。这是一场朝堂大风波,史称“范吕之争”或“景祐党争”。实际上,这是一场持不同政见者的派别斗争。由此可见,范仲淹此时客观上已是一派的领军人物。
　　庆历三年(1043年),宋廷内忧外患,朝政日非,不断有人提出政治改革要求,以求富国强兵。宋仁宗启用了一大批有志于改革者。代表守旧势力的吕夷简罢去相位,令世人目为奸邪的夏竦被逐出朝。范仲淹被任命为副宰相,富弼、韩琦被任命为枢密副使,三人共同执政,主持政治改革。改革的基本方案是范仲淹在《条陈十事》书中提出的十项内容。新政涉及到许多必除的积弊,限制了大官僚、贵族的特权,触犯了滥官污吏的既得利益,又使一些文人士大夫失意,引起了他们强烈不满和反对。他们煽动舆论,炮制冤案,甚至临摹石介笔迹,伪造石介给富弼的信,诬陷新政要废除皇帝另立新君。于是仁宗动摇,新政夭折。在这一事件中,范仲淹贬至邓州,滕子京也因“在泾州费公钱十六万贯”一案,罚不当罪而贬至岳州,这是他们俩宦海沉浮中的最后一谪。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范仲淹前三谪是为了谏政。一谏还政,是维护皇室法统、皇权体制;二谏废后,是维护皇家伦理纲常、皇朝安定;三斥时政,是为正吏治、清君侧、整饬朝纲。他面对的是威权超帝的太后,是天下至尊的皇帝,是权倾朝野的宰相。所涉大是大非,直言敢谏;所行无所畏惧,刚正不阿。有一则掌故,可反映这三谪的舆论评价。范仲淹受贬,亲朋送行。一贬时说他“十分光荣”,二贬时称他“非常光荣”,三贬时赞他“更加光荣”,范仲淹自谑“范某前后已是三光了”。
　　至于推行新政而受谪,则是为革除弊政,求富国强兵。大才见忌,大道不容。这是历史上给予肯定范仲淹的政争。
　　那么滕子京受谪又应该怎么看呢?滕子京谏还政,毋容置疑当然是一光。至于二谪,也应是一光。范仲淹率谏官、御史谏废后时,身为左知谏,又是范仲淹的挚友,于公于私,他都不会袖手旁观。其之所以未与范同贬,则应是御史孔道辅是这一事件的另一领头人,“掩护”了滕子京,滕才以此幸免。所以其后不久,才被吕夷简另找了一个岔子,贬去知信州。至于三贬,颇有戏剧性。滕子京因与范讽是好朋友,受范讽一案的牵连,又被吕夷简再次贬为监池州酒税官。那么范讽一案是什么案子呢?据《宋史》范讽传,范讽其人“性旷达,捭阖图进不守名检”。用现在的话说,范讽聪明乐观,豁达大度,处理问题不爱按规矩出牌。他一向不畏强权,既弹劾过皇亲,又弹劾过宰相、枢密使。还曾向朝廷建议“择能臣,留以代大臣之不称职者,大臣闻而恶之”。于是就有人告他有四件不法事,经查全是不实之词。本当无罪,但吕夷简却抓着他的一件小事不放。即范讽在一次出知兖州上任时,不按规定,快车疾驰,日夜兼程,多花了差旅费,按规定罚款了事。但因吕夷简“嫉讽诡激”,却罚他去外地当了一名小官。宰相可以因为看不惯某人的行为、举止就处分人,不但处分他个人,还株连他的朋友,真是岂有此理。这也许是吕夷简排斥异己、诬人朋党的序幕吧!滕子京受奸人倾轧,可以说也是受政治迫害吧!
　　滕子京第四次遭贬,其背景是政治迫害,那就更明显了。所谓“费公钱”一案,经朝廷派人查明,十六万贯钱绝大部分用于军队的粮、饷和战时花费,只有三千贯因帐目销毁,无法查实。据反映,这些钱可能是滕子京用于招待和资助前来泾州的一些士人和游侠。这些人为效力国家建功立业来投奔前线,其中也不乏滕的熟人。滕为不牵连这些人,就把帐目销毁,自己来承担责任。看来,这充其量是公款消费,从一路边帅贬为小郡郡守,滕虽有错,但罚不当罪。时值范仲淹主新政,项庄舞剑,其意昭然。
　　范仲淹有句名言,“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他为人谨慎,没有私罪。至于公罪,不管真有其罪还是欲加之罪,既然不可无,那有了就可以承受,就能坦然处之。“屈其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所以在那么多的委屈下,他不屈道。这个道就是儒家的忧乐观。“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天下者何,芸芸众生也”,“众生者何,民矣”。所以孟子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这种原以民本为内核,以忧乐为表征的思想,经范仲淹感悟后,又向前发展了一步。因为忧、乐还有个先后问题,孰先孰后,是个境界问题,能先忧后乐才是最高境界。
　　滕子京有性格上的缺陷,没有这个思想深度,他对于其谪,没有能用这个“道”字去平衡,这就为世人引来了一篇绝妙好词。
　　性格决定命运,滕子京有着性格上的缺陷。《宋史》滕子京(宗谅)传,有这样一段概括其生平的评价文字:
　　“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所莅州喜建学,而湖州最盛……”
　　可以看出,滕是一个才干优异而又富于精神追求的人。这种人不会自甘平庸,轻陷沉沦。他到岳州后,迁文庙,修南湖紫荆堤。防洪水冲击岳阳楼,修偃虹堤。这既有利于农业生产,又保护了文物,不能说不励精图治。在农业社会里,农业生产有保障,就会带动其他各业的兴旺。他以当过朝中大员、封疆大吏的才干和资历,又有着洒脱不拘、易与人沟通的性格,所以在岳州很快做到“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当不是一件难事。
　　滕子京性格有洒脱不拘、好施与的优点。但这也是双刃剑,需要有度。不拘失度,则可能不拘小节,有失检点。好义施恩,也需量力而行。有力大施不吝,无力小施难为。不能因好义为施而公私不分,或慷他人之慨,或揩公家之油,甚而违法乱纪。他与范讽性格相近,意气相投,臧否人事,难免失度;从而无意中致嫌、结怨。在泾州挪用公款、销账自己承担责任,则是好施失控,致失守纪大节;从而授人以柄。
　　同样,富有精神追求,有理想,有抱负;也难免会自期太高,自许太过,自负太雄。一旦有违,则会扰于怨,困于艾,抑于郁,怒于愤。这就像“一个容易受热的物体,也容易冷却”。
　　岳阳楼是唐时张说谪守巴陵时所建,它的前身为三国鲁肃所建的城门谯楼。这一富有历史文化品位的名胜,文化人出身的郡守滕子京,常会登临览物,吊古凭今;自然也难免触景生情,感志伤怀。张说谪守来此建这个楼,已历三百余年。破旧尚且不说,规模也显得小了。他如今也谪守来此,如能重修这个楼,既可有益于现世,也可留念于后人,这种想法不无可能。也许,这就是作为迁客的他,官场失意、政治疗疴的一种精神追求。然而张说彼时方39岁,而后为相多年,封燕国公;而他此时已53岁,“五十而知天命”,壮志不酬,不免有种失落感常使他郁郁寡欢。南宋周辉在其《清波杂志》一书(卷四)中有这样一段话,可资佐证:
　　放臣逐客,一旦弃之远外,其悲伤憔悴之叹发于诗什,特为酸楚,极有不能自遣者。滕子京守巴陵,修岳阳楼,或赞其落成,答以“落甚成?只待凭栏大恸数场”。闵己伤志,固君子所不免,亦岂至是哉!
　　滕子京的性格也存在着完美主义,经他重建的岳阳楼,除了“增其旧制,刻唐人今贤诗赋于其上”,还建有燕公楼专门纪念张说,更增名胜品位。然他犹嫌不足,还觉得“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为著”。于是写信求亦师亦友的范仲淹为之写记。他俩是挚友,范仲淹深知滕子京的弱点,也担心他想不开,担心他心态失衡,于事已无补,于己却有害。同修海堤,共御强敌,屡贬屡复,所为何来,忧国忧民而已。于是就从这个角度,予以劝慰。范仲淹的后人范公偁所著《过庭录》里有这么一段纪实文字:
　　滕子京负大才,为众所嫉,自庆帅谪巴陵,愤郁颇见辞色。文正(范仲淹)与之同年友善,爱其才,恐后贻祸;然滕豪迈自负,罕受人言,正患无隙以规之。子京忽以书抵文正,求岳阳楼记。故记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意盖有在矣。
　　这就是范仲淹写此文时的立意。
　　范仲淹是北宋名臣。有宋一朝,积贫积弱。为了富国强兵,屡有人提出政治改革,范仲淹前有王禹偁,后有王安石。这些人,既是政治家,又是文学家,他们写文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在文中喜欢论道。不管什么样的文体,都有论道成分,这些道的内核,都体现着为人之道。立身守大节,行事持大义,往往成为论道主题。并且论道不说教,文章常常写得自然、优美,使人读起来爱不释手。这种文字称为“道德文章”,作者“蓄道德而能文章”,以道德“发为文者辉光”。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就是这类文章。
　　这篇文章,直到现在,仍然有着现实意义。之所以选为初中教材,就是使孩子们从小就要树立关心天下的政治思想,献身民众的奉献精神,先人后己的人格意识。我在此奉劝人们在品评这篇文章,臧否有关历史人物时,千万不要不尊重史实,千万不要主观臆测,以免污染孩子们的心灵。
　　
　　刘宇辉,教师,现居广东深圳。

• 刘宇辉： 苏轼的政治人格研究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1年第2期
• 刘宇辉： 范仲淹与滕子京的仕途人生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