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按中学历史知识，王安石是改革派，司马光是保守派。为使学生们有较为准确的认识和理解，本文从史实上给苏轼予以全面审视。
　　关键词：苏轼 政治人格 审视
　　
　　据史学家分析，从宋真宗即位时起（997年），北宋王朝就进入了中衰期，内忧外患，朝政日非。领导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王禹偁，就向真宗皇帝进言革新朝政，从而成为有宋一朝酝酿革新思潮的先驱者。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6年），苏轼出生时，宋廷已处于中衰期中叶，到其去世时，宋王朝已到了晚期的中叶而日趋灭亡。苏轼诞生时，由于70余年的弊政累积，宋廷陷入了“冗兵、冗官、冗费”的困境，突显“积贫积弱”两大问题。外不能应付外来的军事威胁，内无法解决入不敷出的财政危机。朝野上下谋求革新，清除弊端的思潮，就更加激昂。于是“变法”、“新政”也就相时而出。可以说，苏轼一生六十六年就生活在这种政治环境中。少年时代，有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青年时代有庆历精神所激励的“士君子”思变求治风潮，“闭门书史丛，开口治乱根”。中年时代有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老年时代有司马光主政的“元祐更化”，这些都是由朝政困境所牵引的政治风云变幻。在这种风云变幻中，苏轼厕身于分别大他17岁和15岁的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同朝际会。三人都秉承着“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的精神，面对同样的现实问题，在同一政治舞台上，自觉或不自觉扮演着不同的政治角色，各人都认定自己的办法——政治主张。
　　一.苏轼的政治主张
　　时代造就人才，苏轼从青少年时代，就一直受着革新思潮的浸润和熏陶。从王禹偁、欧阳修、范仲淹的诗，文学习中；从庆历新政短命夭折的教训思考中；从深受庆历新政影响且又主张革新的父亲，苏洵，所给予的教养中；苏轼成长为救时治弊的革新主义者。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责任感，使他敢于展示自己的政治主张。
　　宋仁宗嘉佑六年，二十六岁的苏轼，参加制科考试的夺魁策论，最能反映他的政治主张。这是一组系列性的政论文章，有《进策》25篇，分《策略》5篇，《策别》17篇，《策断》3篇，《礼以养人为本》和《御试制科策》等。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如下诸点：
　　朝政的核心之弊是“民生不安，财用不足，上下不通，边患不息”四端。
　　欲除积弊，既要稳妥可靠，也要有毅力和决心。“此病之所由起者深，则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鲁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这实质上是隐指“庆历新政”失败的内因和外因，即主持者思虑不周，皇帝又动摇不定。
　　对待弊政的态度只能是革新除旧。“方今之世，苟不能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见其可也”。
　　革新除旧的方式，绝不是“托古改制”所标榜的“法先王”、“效汉唐”。所谓“天下之士，方且拾掇三代之遗文，补茸汉唐之故事，以为区区之论可以济世，不已疏乎？”这实际上是否定某些借托古改制而施行改革。苏轼认为，改革应是针对现实，思谋良策，何须托古！
　　前三项弊端的解决对策以《安万民》、《厚财赋》和《课百官》三个专题，分别论证具体解决办法。
　　如何息边患，在《训兵旅》和《策断》的专题论证中，详述治军之法和对外作战。
　　史家认为，苏轼的这些论证：
　　儒家的救时观念，与王禹偁、范仲淹一脉相承，寄希望于明君、贤相、廉官、勤吏，以求治世而造福万民。
　　民为邦本，革新应以解决民生问题为前提，这是一种最为根本的政治见解。
　　对解决各项弊端所做的对策富有针对性，有可操作性，绝非书生空谈。
　　这是一种长治久安的远图主张，富有战略眼光。如《均户口》一策，向京城腹地移民，即可开发地利以生财，又可为京城防御外敌增强后方依托。
　　敢于触及敏感问题，如主张专任官员以提高效率，以土兵渐代禁军来增强战斗力。这有悖于防止重臣篡权、武人割据的“祖宗成法”，展现了一个改革家的气魄。
　　由此可以看出，苏轼在振兴朝政上，富有积极的革新愿望，其为政之方的底蕴，颇有厚实的积淀。史载，这组策论，为北宋开制科以来，成绩最优秀者，苏轼也就名震朝野，誉满士林。
　　二.“熙宁变法”苏轼与王安石的政见分歧
　　熙宁二年二月，神宗擢用王安石主政，同时成立一个名为“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变法领导机构，也由王安石主持以更易法制。于是开始了以财政改革为主体的“变法”。从熙宁二年七月到熙宁六年八月，先后颁布推行了十余种“新法”，史称“熙宁新法”或“熙宁新政”。
　　由于志在富国强兵，“新法”基本上分属两大类。一类为理财，一类为整军，只不过绝大部分都是理财。普遍认为理财“新法”贯穿着一条红线即“刻意求财”。只有农田水利一项例外，但也有许多“副作用”。所以“新法”遭到朝野臣民的强烈反对，连王安石的两个弟弟居然也属反对者之列。史家认为，王安石的理财思路有其进步意义，他注意到了别人不曾注意的潜在的商品经济效益，把这种可利国的效益收归国有，理应得到赞同和支持。然而之所以被人理解为是“效汉唐”的“敛财之术”，“与商贾争利”，这固然是因为反对者所持有的政治立场不同，实则也与“新法”中的固有疏陋和推行中的种种负面影响不无关系。
　　据有关史料记载，苏轼也有比一般士人进步的“义利观”。从这点上说，他还不至于断然全部否定“新法”。从理论上说，“新法”的理财思路有其合理的内核，但是可得而论的东西并不一定就可得而行。法不严密，就会产生歧义，思想上难得统一；行之不当，理财有可能沦为“敛财”；从而“新法”非但不能惠民，反而会扰民；朝政非但不能“革新”，反而会招来新的弊端。以王安石“自负”、“器小”“是非谬于常人”的性格，“新法”中潜在的缺陷，苏轼预感到，“新法”有可能会被导致失败。
　　经过沉默观察和冷静思考，苏轼或是对“新法”打算废除以诗、赋取士的做法，客观地提出善意的批评，认为这会带来偏废文学的后果（见苏轼《议学校贡举状》）；或是在《国学秋试策》和《拟进士对御试策》中，用“符坚伐晋以独断而亡”，“燕哙专任子之而败”的典故，以“勤而或乱或治，断而或兴或衰，信而或安或危”的辩证命题，讽喻神宗皇帝“专信”王安石，王安石的“独断”，不一定会使“新法”有理想的效果，说不定会事与愿违。随着“新法”的不断出笼，“新法”推行中的负面影响也日渐增多，反对之声也越来越强烈。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对已颁行的“新法”全面阐述自己的看法。
　　三.苏轼的政治人格
　　苏轼在熙宁时，与王安石相比，应是疏远小臣。在元祐时，与司马光相比，也非权重近臣。他敢于和这两位掌权大臣唱反调，其后果将是什么，他这样的聪明人，不是不明白。
　　他在家书中常有“大忤权贵”，“颇为当柄者所愤，孤远恐不自全，日虞罪捩”。又说“不能降意委曲随世，其为齑粉必矣”。他在《上神宗皇帝书》中也说：“臣所惧者，讽刺既众，怨仇实多，必将诋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虽欲赦臣而不可得，岂不殆哉！死亡不辞，但恐天下以臣为戒，无复言者。是以思之经月，夜以继昼，表成复毁，至于再三。”
　　由此可见，他有过顾虑，有过思想斗争，设想过可能会遭受到的某些危害。后来事态的发展也证实了他的这些预感，元丰三年的“乌台诗案”，就使他下狱130多天，几乎被杀头。可他为什么不能蛰伏呢？非得要“心持公直，行不谋私”呢？他在元祐六年《杭州召还乞郡状》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臣昔于治平中，自凤翔职官得替入朝，首被英宗皇帝知遇，欲骤用臣……及服阕入觐，便蒙神宗皇帝召对，面赐奖激，许臣职外言事……是时王安石新得政，变易法度，臣若少加附会，进用必可。自惟远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负心，欲具论安石所为不可施行状，以裨万一……及陛下即位，起臣于贬所，不及一年，备位禁林，遭遇之异，古今无比。臣每自惟昆虫草木之微，无以仰报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独立不倚，知无不言，可以少报万一……因亦与司马光异论。
　　在这里，他明白说出他的追求，即“士君子精神”所倡导的，以“犯颜纳说为忠”的政治道德。封建社会里不乏有一种被称为“孤臣”的人。这种人心怀忠诚而不容于某些当权者，即使当权者也并非奸狡之辈，甚或也是贤达之人。之所以为此，乃为恪守信仰，坚持独立政见，不趋炎附势，不见风使舵，直接向君主负责，而不怕孤立，这就是所谓的“孤忠”，苏轼就是这种人。
　　曾与苏轼为政敌的司马光门生刘安世，晚年曾给他的弟子说起过苏轼：“士大夫只看立朝大节如何，若大节一亏，则虽有细行，不足赎也。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高意广，惟己之是信，在元丰，则不容于元丰，人欲杀之；在元祐，则虽与老先生（指司马光）议论，亦有不合处，非随时上下人也。”
　　刘安世对苏轼的这个评价非常客观，也甚为准确。他所谓的立朝大节就是坚持独立政见，不随时上下，既不附和王安石，也不迎合司马光。
　　最后，我想用苏轼的一位挚友，徐积，给苏轼的挽词，来结束此文。“直道谋身少，孤忠为国多”，这就是我想告诉学生们的苏轼的政治人格。
　　
　　刘宇辉，教师，现居广东深圳。

• 刘宇辉： 苏轼的政治人格研究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1年第2期
• 刘宇辉： 范仲淹与滕子京的仕途人生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0年第3期